基斯顿电影制片厂
我一路上担心着急，最后到了洛杉矶，在一家叫大北旅馆的小客栈里开了一间房间。头一天晚上，我的假日是像平时工作日那样度过的，是去卡诺剧团从前演出的皇后戏院里看第二场戏。检票员认出了我，走过来对我说，孙纳特先生和玛蓓尔·瑙尔芒小姐就坐在后面两排，问我可要坐到他们一起去。我很激动，匆忙中大家悄声介绍了以后，就一起看戏。戏散了场，我们沿大马路走过去几步，在一家德式地下餐馆里吃夜宵喝酒。孙纳特先生看到我那么年轻，感到很惊奇。“我还以为你年纪要大得多哩，”他说。我觉出他对我有点儿不放心
，就很着急，因为想起孙纳特的喜剧演员都是一些样子挺老的人。弗雷德·梅斯已经五十开外，福特·斯特林也四十多了。我回答说：“我化装后可以要多么老有多么老。”但是玛蓓儿·瑙尔芒的态度使我心定了一些。其实，即使当时对我有什么看法，她也不会表示出来。孙纳特先生说我不必立即开始工作，应当先到伊登代尔的电影制片厂去，熟悉一下那里的人。我们离开餐馆，一起跳上了孙纳特先生那辆漂亮跑车，最后我被送回客栈。
第二天早晨，我乘电车去洛杉矶郊区伊登代尔。那是一片尚未定型的地方，它好像自己还没打定主意：究竟是要做一个普通的住宅区，还是要成为一个半工业区。那儿有几处堆积木材和抛弃废铜烂铁的地方，此外再有一些看来是无人管理的小农场，临公路的地方盖了一两间木头房子的商店。经过多次询问，我走到基斯顿电影制片厂的对面。制片厂占了一片一百五十英尺见方的地，外面围了一道绿色的栅栏，里面是一些破破烂烂的房子。要进去时，你必须先走完一条花园里的小路，穿过一所平房——整个儿那片地方，看来和伊登代尔一样，也是不曾定型的。我站在对面公路上向它呆呆地看了一会儿，考虑到底要不要进去。
午饭时刻到了，我看着那些演员，男的，女的，再有基斯顿警察?，都不曾卸装，一起从平房里涌了出来。他们穿过公路，走进一家小卖部，出来时都在吃着三明治和热狗。有一些人扯着粗嗓子追着另一些人大声儿喊：“喂，汉克，加油呀！”“叫斯利姆赶快呀！”
这时候我忽然难为情起来，赶快走到路拐角，远离开点儿的地方，留心看孙纳特先生或者瑙尔芒小姐会不会从平房里出来，但是我没看见他们。我在那儿站了半小时，然后决定回旅馆去了。当时要我走进制片厂，去面对着所有那一伙人，那可是一件没法办到的事。接连着两天，我都是已经走到了制片厂外面，但是没勇气进去。到了第三天，孙纳特先生打电话来，问我为什么不去。我只得推托了一个事故。他说：“这就来吧，我们等着你。”于是我去到那里，大着胆子走进了那所平房，说我要见孙纳特先生。
孙纳特见我去了很高兴，立即把我带到制片厂里。我完全被那里的情景吸引住了。柔和的光线均匀地布在整个场地上。日光从一幅幅宽阔的白色亚麻布上面折射下来，被分散开了，于是给每样东西添了一种虚无缥缈的色彩。这样分散光线，是为了在日光下面拍电影。
孙纳特给我介绍了一两位演员，这时我对拍电影的过程发生了兴趣。一排并列着三个场地景，三个喜剧班子正分别在各个场地上拍电影。那情形就好像是在看世界展览会一样。有一个场地上，玛蓓尔·瑙尔芒正在乒乒乓乓捶门，一面叫喊：“让我进来呀！”接着摄影机停下了，一场戏拍完了——我没想到，影片就是这样零七八碎地拍成功的。
我要去接替的那一位主要演员福特·斯特林，这时候正在另一个场地上拍电影。孙纳特先生把我介绍给他。福特即将脱离基斯顿，去和环球搭班子。他非常受观众欢迎，场地上所有的人都跟他好。他们围着他的场地看，对他热情地笑着。
孙纳特把我拉到了一边，向我解释他们拍电影的手法。“我们没电影剧本——我们想到了什么笑料，就随着故事的自然发展演下去，最后形成一个追赶打闹的场面，这就是我们喜剧主要的结构。”
这个方法很有趣，但是我个人厌恶追赶打闹的场面。这种演法会埋没了演员的个性；虽然我对电影一行懂的极少，但是我知道，没有任何东西比个性更为重要的了。
那一天，我从这一片场地走到那一片场地，看那几个班子怎样拍电影。他们好像都是在模仿福特·斯特林。这使我很烦恼，因为福特的那种风格是和我不一样的。他扮演一个处境尴尬的荷兰人，在整个一场戏里都说着荷兰口音的话临时编词儿，这很招人笑，但一经拍成默片，这种招笑的成分就没有了。我不知道孙纳特要我怎样演。他看过我的戏，一定知道我不适于演福特那一类型的喜剧；我的风格恰巧和他的相反。然而，在这个制片厂里，每一个故事，每一个镜头，都是有意或无意地为福特·斯特林设计的；即连罗斯科·阿巴克尔也是走斯特林的路子。
显然，这电影制片厂从前是一片农场。玛蓓尔·瑙尔芒的化装室设在一间旧平房里，隔壁另一间房是给普通女演员上装的。平房对面的建筑，从前肯定是一个牲口棚，现在改成了一个统间化装室，在那里面化装的是班底的一些小演员和基斯顿警察，其中大部分都是从前演马戏的丑角或职业性赛拳的。分配给我的是麦克·孙纳特、福特·斯特林和罗斯科·阿巴克尔等主角演员用的化装室。那是另一所牲口棚式的建筑，它从前也许是一间存放马具的房间。除了玛蓓尔·瑙尔芒以外，还有几个美丽的姑娘。那里有一种优美与丑陋混合而成的奇特无比的气氛。
接连着好几天，我一直在制片厂里到处溜达，不知道什么时候才可以开始拍戏。我偶尔看见孙纳特在场地上走过，但是他总是心不在焉，没有注意到我。于是我感到很不安，担心他会后悔不该邀了我，而这样我神经上就一直很紧张。
每天，我心情的好坏都要由孙纳特决定。如果他碰巧看见了我，朝我笑一笑，这就给我添了希望。厂里其他的人都对我抱一种观望的态度，但是，我觉得，也有人在怀疑我代替福特·斯特林是否能够胜任。
星期六到了，孙纳特显得十分亲切。他说：“到办公室领你的薪水去。”我对他说，我更急于要工作。我很想和他谈一谈有关模仿福特·斯特林的问题，但是他打断了我的话，说：“别着急，咱们以后再谈。”
九天过去了，一直这样闲着，我紧张得很痛苦。但是福特总是安慰我，下班后他有时候让我搭他的车到闹市区里，我们一起在亚历山德里亚酒馆里喝杯酒，和他的几个朋友碰碰头。有一个朋友，一位埃尔默·埃尔斯沃思先生，我起先很不喜欢他，觉得这个人相当粗俗，他老是半开玩笑地讥刺我：“我知道你要顶福特的位子了。可是，你能逗人笑吗？”
“这我不敢夸口，”我尴尬地说。他这样取笑，我感到很窘，尤其是当着福特的面。幸而福特很客气，他用这两句话给我解了围：“你没看到他在皇后戏院扮演那个酒鬼吗？非常逗人笑。”
“嗯，他还没把我逗笑过呢，”埃尔斯沃思说。
埃尔斯沃思是一个大块头，浑身臃肿，那样儿像是患疬子颈的，他带着一副愁闷和猥琐的神气，有着一张光溜溜的脸，一双忧郁的眼睛，一张皮肤松弛的嘴，一笑就露出缺了两个门牙的地方。福特还一本正经地悄声儿告诉我，说他是一位文学、经济和政治学权威，是国内知识最渊博的一个人，并且是富有幽默感的。然而我却不能欣赏他这些优点，总是设法躲开了他。可是，一天晚上，在亚历山德里亚酒馆里，他说：“这个英国佬已经开始拍戏了吗？”
“还没开始，”我惶悚不安地笑着说。
“我说，你最好是能逗人笑呀。”
这位先生已经给我吃了不少的苦，这时候我把他自己的药回敬了一些给他：“是呀，如果是我能够有一半儿像您的长相这样逗人笑，那我就成功啦。”
“啊呀！这句俏皮话可真够挖苦的，对吗？单凭这一句话，我就得请他喝一杯。”
盼望已久的时刻终于到来。孙纳特出去拍外景，玛蓓尔·瑙尔芒和福特·斯特林的班子也都跟着去了，电影制片厂里剩下了没几个人。仅次于孙纳特的基斯顿总导演亨利·莱尔曼先生准备拍一部新片子，要我在里面扮一个新闻记者。莱尔曼这个人很爱虚荣，因为自己导演了几部机械性质的喜剧片很成功，就沾沾自喜。他老是说他不需要什么个性，说他的影片能招笑，完全是靠了机械的效果和剪接的技巧。
当时我们没有电影故事。需要用一些演喜剧的手法来拍一部模拟印刷厂的真实性故事影片。我穿了一件大礼服，戴了一顶大礼帽，贴上了两撇翘胡子。我们已经要开始拍了，这时我看出来，莱尔曼还在想笑料。我那时刚来到基斯顿，当然很热心，想要给他出点儿主意。但是，我与莱尔曼之间就因此产生了矛盾。在我会见报馆编辑的那一场里，我加进了所有我能想得出的俏头，甚至向班子里其他的人出主意。虽然拍完这部影片只花了三天时间，但是我认为我们拍了一些非常逗笑的镜头。然而，当我看到制成的片子时，我伤了心，原来剪接的人剪去了所有我招笑的地方，把影片割裂得我认不出来了。我莫名其妙，不知道他们究竟为什么要这样做。许多年后，亨利·莱尔曼自己说了出来，原来那是他故意给剪了的，因为按照他的说法，他认为我知道的太多了。
我和莱尔曼拍电影的第二天，孙纳特拍完外景回来了。那一天福特·斯特林占了一片场地，阿巴克尔占了另一片场地，三个班子同时拍戏，整个场地上都挤满了人。我穿着平时穿的衣服，没什么事情可做，就站在孙纳特看得见的地方。这时他站在玛蓓尔身边，嘴里叼着一支雪茄，正在仔细打量一个旅馆休息室的布景。“咱们现在需要一点儿笑料呀，”他说，接着就向我转过身来。“你扮上一个丑角吧。什么样儿的都行。”
我不知道应该扮什么样儿是好。我不喜欢我那一身新闻记者的装扮。在去化装室的路上，我忽然有了主意：我要穿一条鼓鼓囊囊的裤子和一双大鞋子，拿一根手杖，戴一顶圆顶礼帽。我要每一件东西看上去都显得不合适：裤子是松泡泡的，上衣是紧绷绷的，礼帽是小的，鞋子是大的。我起先有点儿犹豫，不知道应该扮得年老还是年轻，后来想起了孙纳特希望我是一个年纪老得多的人，于是就贴上了一撮小胡子，我想，这样可以显得更加年老，但又不致遮住了我的表情。
我对这人物的性格是心中无数的。但是，一经装扮好了以后，那身衣服和那副化装就使我体会到那是一个什么样儿的人。我开始对他有了了解，而等到一走上场，那人物就完全活生生地出现了。我站在孙纳特跟前，装出了那个人物的样子，大摇大摆地走着，一面挥着我的手杖，在他面前来回踱步。笑料和俏头纷至沓来，在我脑海中不断地涌现。
麦克·孙纳特的成功秘诀，就在于他富有热情。他是一位同情的看客，一看到他觉得好笑的地方就尽情地笑，他站在那儿咯咯咯地笑得浑身直哆嗦。而他这样就鼓舞了我，于是我向他解释这个人物的个性：“你瞧，这个家伙的个性是多方面的：他是一个流浪汉，一个绅士，一个诗人，一个梦想者；他感到孤单，永远想过浪漫的生活，做冒险的事情。他指望你会把他当作是一个科学家，一个音乐家，一个公爵，一个玩马球的。然而，他只会拾拾香烟头，或者抢孩子的糖果。当然，如果看准了机会，他也会对着太太小姐的屁股踢上一脚——但只有在非常愤怒的时候他才会那样！”
我这样演了十几分钟，招得孙纳特不停地笑。“很好，”他说，“这就上场去吧，看你在场地上能玩点儿什么出来。”就像以前跟莱尔曼拍影片时一样，我并不知道剧情是什么，只知道戏里穿插的是玛蓓尔·瑙尔芒和她丈夫以及一个情人之间的纠纷。
无论演哪一出喜剧，你的态度是最为重要的，而要抱有某种态度也并不永远是一件容易的事。在旅馆休息室的那一场里，我感觉到自己是一个骗子，这骗子冒充一个客人，但实际上他是只想要找一个安身之处的流浪汉。我走进了休息室，绊倒在一位太太的脚上。我转过身去向她抬了抬我的帽子，表示道歉，接着，刚扭转身，又绊倒在一个痰盂上，于是又转过身去向痰盂抬了抬我的帽子。摄影机后面的人都笑起来了。
这时候已经有一大群人聚集在那里，其中不但有其他班子里的演员，离开了他们的场地，跑过来看我们，而且有场面上的工作人员，木匠，管戏装的。这对我确是一种鼓励。等到我们排演结束时，已经有许多观众在哈哈大笑。不一会儿，我看见福特·斯特林也勾过了别人的肩头向我们这面张望。拍摄完毕，我知道自己演得还不错。
那天下了班，我到化装室去时，福特·斯特林和罗斯科·阿巴克尔正在那里卸装。大家没说什么，但可以觉出那种气氛中充满了矛盾心情。福特和罗斯科都喜欢我，但是，我明明觉出他们在内心中是有着矛盾的。
这一个镜头演得很长，一共拍了七十五英尺胶片。后来孙纳特先生和莱尔曼先生争论，应不应该全部放映，因为喜剧的一个镜头一般是难得超过十英尺的。我说：“既然是逗笑的，长短又有什么关系呢？”最后他们决定让这一个镜头映足七十五英尺。由于这一身衣服已经使我受到这个人物的感染，我当时就决定，此后不管再演什么戏，我要永远穿这身衣服了。
那天傍晚，我和一个小演员一同搭电车回旅馆。他说：“伙计，你这一炮可打响了；以前从来没有一个人在摄影场上招得大伙儿那样笑过，连福特·斯特林也没这样——你总瞧见他那张脸吧，盯着你瞅，多么有意思啊！”
“但愿上映时他们也那样笑就好了，”我说时克制着自己的得意。
又过了几天，在亚历山德里亚酒馆里，我无意中听到福特向我们的朋友埃尔默·埃尔斯沃思形容我扮演的人物：“瞧那家伙，一条鼓鼓囊囊的裤子，一双扁平脚，你从来没见过那样肮脏邋遢、一副可怜相的小瘪三，他那样儿抓痒，就好像是在胳肢窝里捉毛虱似的——可他真会逗人乐呀。”
我扮演的人物与众不同，是美国人不熟悉的，甚至连我也不熟悉。但是，一穿上了那身衣服，我就感觉到实有其人，感觉到他是一个活生生的人物。说真的，他会使我转到种种荒唐古怪的念头，而在我不曾打扮和化装成这样一个流浪汉之前，那一切都是我做梦也想不到的。
我和一个小演员混得挺熟，每天晚上乘电车回去时，他总是详细地说给我听那一天电影制片厂里的人对我的反映，还谈到他本人对我那些俏头的想法。“那一个俏头可妙极了，在洗指里蘸湿了手指，再在那个老头儿的大胡子上擦擦干净——厂里的人从来没见过那种玩艺儿。”他这样一件件地说下去，我听了十分得意。
每逢孙纳特给我导演时，我就感到很自在，因为一切都是由我临时在场子上演出的。同时，由于大家都不能对自己绝对有把握（甚至导演也是如此），我就认为自己并不比导演知道的更少。因此我对自己有了信心；我开始提出建议，孙纳特也总是立刻加以采纳。这样我就相信自己是具有创作能力的，是能够自己编写故事的。的确，我这是由于受到了孙纳特的鼓舞。但是，当时我只是使孙纳特满意了，我还不曾使大伙儿都满意。
拍第二部影片，我又是由莱尔曼导演。那时莱尔曼即将离开孙纳特，去搭斯特林的班子，但为了酬谢孙纳特，他在合同期满后再多工作两星期。这次和他合作时，我又给他出了许多主意。他对我提出的意见总是笑嘻嘻地听着，但是一条也不采纳。“在戏院里这样演也许会逗人笑，”他老是这样说，“但是，在影片里，咱们可没时间这样演。咱们必须不停地活动——拍滑稽影片就是要你追我赶的。”
我不同意他这样一概而论的说法。“幽默总是幽默，”我和他争执，“不论那是在电影里还是在舞台上。”然而他老是说那套废话，坚持按照基斯顿的老办法行事。一切动作都得快——也就是说，要快步飞跑，爬上屋顶和电车，跳到河里，扎进码头那面的水里。虽然必须遵守他那些拍喜剧片的原则，但是我偶尔也插进去一两段自己做的有趣动作，然而，像以前一样，他总是设法在剪接室里把它们剪得面目全非。
我不相信莱尔曼会在孙纳特面前说我的好话。莱尔曼走后，我又被派去跟另一位导演尼古拉斯先生拍片子，这位先生老气横秋，年纪已近六十，他自从电影问世以来就从事这一行业。我也跟他闹别扭。 有一个俏头，那就是揪住了一个丑角的脖子，把他从这一场赶到那一场。我要做一些更细腻的动作，但是他也不肯听我的。“咱们没时间呀，没时间呀！”他老是这样嚷嚷。他完全要走福特·斯特林的路子。虽然我只稍许违拗了他一下，但是看来他已经去向孙纳特报告，说他没法儿跟我这个混蛋合作。
大约就在这个时候，孙纳特导演的那部影片《玛蓓尔奇遇记》在闹市区里上映了。我提心吊胆地夹在观众们当中看那部电影。福特·斯特林一出，观众们照例是一阵骚动，发出了笑声，但对我的出场却是一片冰冷的沉寂。看到所有我在旅馆休息室里做的那些滑稽动作，观众们几乎都不笑。但是，影片继续放映下去时，他们开始小声儿笑了，接着是大声儿笑了，将近结束时又是一两次哄堂大笑。我在这一次放映中发现，观众们并不歧视新演员。
我不知道孙纳特对我所作的初步努力是否满意。但后来我相信他是失望的。因为，过了一两天，他找我来了，说：“你听我说，他们都在埋怨，说没法儿跟你合作。”我竭力向他解释，说我工作认真，一心要把影片拍好。“你呀，”孙纳特冷冷地说，“只要能照着我们的话去做，我们就心满意足了。”但是第二天我又和尼古拉斯拌嘴了，这一次我发起火来。“随便哪一个每天领三块钱的临时演员，都能够做你叫我干的这些活儿，”我对大伙说。“我为的是要拍一些好影片，不单单是被你们到处赶来赶去，最后从电车上摔了下来。我不能就这样每星期拿一百五十。”
可怜的尼古拉斯“老爹”（我们给他起的绰号）气坏了。“这一行我已经干了十多年，”他说，“你他妈的又懂得些什么？”我试图说服他，但是没有用。我试图说服班子里其他的人，但是他们也不同意我的看法。“哦，他知道，他知道，他干这一行，资格要比你老多啦，”一个老演员说。
我先后拍了大约五部影片，尽管他们在剪接室里大刀阔斧地删剪，但是我仍然设法在其中几部里保留下了我自己想出的滑稽动作。我熟悉了他们的剪片方法，于是总把逗笑的动作和俏头安排在出场和进场的时候，知道他们要剪去这些镜头是困难的。同时我一有机会就去学制片艺术。我在洗印间和剪接室里跑出跑进，留心看剪片工作人员怎样剪接那些片子。
这时候我一心想要自编自导我的喜剧片，于是就去和孙纳特谈这个计划。但是，他不听我的主意，反而叫我去听刚开始做导演的玛蓓尔·瑙尔芒的指挥。这一下可把我气坏了，虽然玛蓓尔是一个非常可爱的姑娘，但我不相信她能当好导演；因此第一天就发生了不可避免的争吵。当时我们在洛杉矶郊区拍外景；其中有一个镜头，玛蓓尔要我拿着水龙皮带在公路上浇水，后来坏人的车在路面上滑了过去。我建议让我先站在水龙皮带上，水放不出来了，等到我俯身向筒口里看，无意中让脚离开了皮带，那水就直喷射到我脸上。但是她立刻打断了我的话：“咱们没时间啦！咱们没时间啦！照着我的话演吧。”
单是这句话我就受不了——何况这句话又出之于一个漂亮姑娘之口。“对不起，瑙尔芒小姐，我不能够照着你的话做。我不相信你有资格指导我。”
摄影的场面是在大路当中，我离开了那儿，在人行道边上坐下了。可爱的玛蓓尔，那年她刚二十岁，长得漂亮动人，是大伙的宠儿，没有一个人不喜欢她。这会儿她坐在摄影机旁边，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以前从来没有人这样顶撞过她。我也觉得她美丽可爱，并且心里还对她有着那么一丝柔情，但我有责任做好自己的工作。摄影人员和全体演员立刻围住了玛蓓尔，大家一起商量对策。后来玛蓓尔告诉我，当时有一两个临时演员很想要揍我一顿，但是她拦住他们。稍停，她派了那位副导演过来，问我是否打算拍下去。于是我走到大路对面她坐的地方。“对不起，”我表示歉意，“我根本看不出这是有趣好笑的。但是，如果你允许我在笑料方面出一点儿主意的话……”她不屑和我争辩。“很好，”她说，“既然你不肯照着我的话做，那么我们就回制片厂去吧。”虽然当时的情形很僵，但是我对此毫不在意，我只耸了耸肩膀。那一天的工作倒没受到多大损失，我们从上午九点起就开始拍戏了。这会儿已经是下午五点多，太阳很快地落山了。
到了制片厂里，我正在洗去油彩，孙纳特冲进了化装室。“他妈的这是怎么一回事？”他问。
我试着向他解释。“影片里缺少笑料，”我说，“可是瑙尔芒小姐什么意见都不肯听。”
“叫你怎样演，你就怎样演，要不你就给我请出，不管什么合同不合同，”他说。
当时我十分镇静。“孙纳特先生，”我回答，“我来这儿以前，同样是混饭吃，如果你要辞我的工，那么，就请辞吧，但是，我是工作认真的，我和你同样心急，想要拍一部好影片。”
他一句话不说，呯地一声把门关上了。
那天晚上，和我那个朋友一同乘电车回去时，我把这件事说给他听了。
“太可惜啦，你这一阵子在咱们厂里演得挺不错嘛，”他说。
“你看他们会辞了我吗？”为了掩饰焦急的心情，我嘻笑着说。
“那是毫不奇怪的。孙纳特离开你化装室的时候，我看他简直像发了疯一样。”
“好吧，反正我不在乎。我腰包里已经有一千五百元，除了回英国的盘缠还有多余的哩。不过，我明儿还是得去一趟，如果他们不要我……那也是活该啦。”
第二天早晨八点钟有一次排演，我不知道应当怎样办才好，于是，也不去化装，我就那样坐在化装室里等着。大约到了八点差十分，孙纳特向门里探进头来。“查理，我有几句话和你谈一谈，咱们到玛蓓尔的化装室里去吧。”他的声音听来特别和气。
“是啦，孙纳特先生，”我说，一面跟着他走去。
玛蓓尔不在那儿；她在试片房里看样片。
“你听我说，”孙纳特说，“玛蓓尔很喜欢你，我们都喜欢你，都认为你是一位优秀演员。”
我见他这样前踞后恭感到奇怪，自己立刻软了下来。“我当然十分尊重瑙尔芒小姐，”我说，“但是我不相信她有资格做导演——她毕竟年纪太轻啦。”
“不管你怎样想法，你还是宽宏大量，在这方面帮帮忙吧，”孙纳特说着拍了拍我的肩膀。
“我一向就是这样尽力而为的嘛。”
“好吧，那你就勉为其难，和她合作下去吧。”
“你听我说，如果你让我自个儿导演，你就不会再有这些麻烦了，”我说。
孙纳特沉吟了一下。“如果拍出来的片子不能上映，这笔费用由谁来付呢？”
“由我来付，”我回答，“我把一千五百元存在随便哪一家银行里，如果片子不能上映，那笔钱就是你们的。”
孙纳特思索了一会儿。“你有电影故事吗？”
“当然有，你要多少有多少。”
“好吧，”孙纳特说，“和玛蓓尔拍完了这部影片，我另作安排吧。”我们十分友好地握了手。后来我去向玛蓓尔道了歉，那天晚上孙纳特陪我们两人出去吃饭。第二天，玛蓓尔对我和气极了。她甚至跑来向我讨主意。摄影人员和其他演员都迷惑不解，我们就这样很圆满地拍完了这部影片。孙纳特这一次突然态度改变，使我莫名其妙。又过了几个月，我才摸清了这件事的底细：据说，孙纳特已经打算在那个星期结束时解雇我，但就在我和玛蓓尔吵架的第二天早晨，他收到了纽约办事处发来的电报，催他赶快多拍几部卓别林的影片，因为那里大量地需要这些片子。
基斯顿滑稽影片公司每次发行的影片，平均为二十拷贝。如果是印到三十拷贝，那已经被认为是相当成功的了。上一部影片，也就是我所拍的第四部影片，已经印到四十五拷贝，但要求添印的订货单还是有增无已。因此，收到电报后，孙纳特变得和气了。
在那个年代里，导演的技巧是很简单的。我只需要为演员的出场和下场辨清了我的左右方向就行了。如果一个演员在上一个镜头结束时向右边走下场，他在下一个镜头出现时就要从左边走出场；如果一个演员在上一个镜头结束时面对着摄影机从银幕上消失，他在下一个镜头出现时就要背朝着摄影机在银幕上出现。当然，这些都是最基本的规则。
但是，随着经验的积累，我发现摄影机的位置不但能影响观众的心理，而且能说明一场电影的情节；实际上它也是决定电影风格的一个关键。如果摄影机离开得稍许太近一点儿，或者是稍许太远一点儿，它就可以增强或者削弱效果。由于精简动作很是重要，所以，除非是有什么特别的理由，否则你就不愿意让一个演员不必要地走太多的路，走路的动作是缺乏戏剧性的。因此，摄影机的位置应当影响电影的组织，同时要使演员的出场显得好看。摄影机的位置使电影增添了变化。并没有一条固定的规则，可以说明特写镜头比远景镜头更能起强调作用。采用特写镜头是一个情感问题；在某些场合，远景反而能够起更大的强调作用。
在我早期演的《溜冰》那部喜剧片里，就有这样的例子。流浪汉走上溜冰场，跷着一只脚溜冰，他一路滑过去，围着转圈儿，跌倒在一群人当中，闹得笑话百出，结果是一大堆人都在摄影机的前景中倒在冰上，而流浪汉却溜到溜冰场的后边，变成了背景中一个极小的影子，坐在一群观众当中，若无其事地看他所引起的一场混乱。然而，让流浪汉在远处显出一个小影子，反而要比给他拍一个特写镜头更招人笑。
刚开始导演我的第一部影片时，我并不像自己想像的那样有把握，实际上我有点儿心慌。但是，等到孙纳特看了第一天拍的影片，我放了心。那部影片叫《遇雨》。它并不是一部轰动全国的影片，但它挺招人笑，并且很能卖座。片子拍完后，我急于要知道孙纳特的反映如何。他从试片房里出来时，我等在那儿。“怎么，你准备开始拍下一部了吗？”他问。从那时候起，我就自编自导所有的喜剧片。拍好了每一部影片，孙纳特给我二十五元额外津贴，作为奖励。
孙纳特现在完全把我当作了自家人，每天晚上都请我吃饭。他总是向我介绍其他班子拍的影片的内容，而我总是想出了一些奇奇怪怪的主意，这些主意我认为只有我本人明白，别人都不容易理解，但是孙纳特听了总是哈哈大笑，结果总是采用了它们。
现在我在观众中看自己的影片时，发现他们的反应和从前不同了。观众们看到影片上映出基斯顿滑稽影片公司的广告时，总是有一阵骚动和兴奋；刚看见我在影片上出现，还没有看到我做什么动作，他们已经发出欢畅的笑声：这使我十分得意。观众们都非常喜爱我，我心里想：如果能够这样生活一辈子，我也可以心满意足了。加上了津贴，我的收入是每星期二百美元。
自从埋头工作，我就很少再有空去亚历山德里亚酒馆，也没机会再碰到我那位爱挖苦人的朋友埃尔默·埃尔斯沃思。但是，又过了几个星期，我在街上遇见了他。“喂，你听着，”他说，“我最近看了几部你的影片，说真的，你演得太好啦！你有一种完全独特的风格。我这并不是在瞎捧你。你真会逗笑！早先你为什么不说呀？”不用说，后来我们成了非常要好的朋友。
基斯顿的人教会了我不少东西，我也让他们学会了不少玩意儿。在那些日子里，他们对技巧、舞台艺术或表演手法都知道得很少，而我把这一切从戏院里介绍给了他们。他们对自然的手势也懂得很少。每逢要遮蔽后景，导演总是叫三四个演员，闹闹哄哄的，一溜儿面对着摄影机站着；如果是做哑剧表示“我要娶你的女儿”，演员总是做一些容易看懂的手势，先指自己，再指左手无名指，然后指那个姑娘。他们做手势时，很少顾到含蓄与效果，而我在这方面就显得更出色了。我知道，在演早期的那些电影时，我在许多地方占了便宜；于是，就像一位地质学家一样，我进入了一片蕴藏丰富、待人开发的领域。我认为那是我一生事业中最富有刺激性的一个时期，因为我正开始发现一些神妙的东西。
事业做得顺利，一个人就容易讨人欢喜，所以我和制片厂里所有的人都混得很熟。临时演员、场面工作人员、服装管理员、摄影师，都管我叫“查理”（“查理”是查尔斯的爱称）。虽然我并不喜欢跟所有的人都那么热和，但是这样亲热使我感到高兴，因为我知道，这种亲热的表示，说明我在事业上的成功。
现在我已经对自己的计划满怀信心，而在这一点上我是应当感谢孙纳特的。因为，虽然孙纳特和我同样没有文化，但是他相信自己的趣味，并且使我也养成了这种习惯。他的那种工作方式使我具有信心，而看来那种工作方式是正确的。他头一天在制片厂里说：“我们没电影剧本。我们想到了什么笑料，就随着故事的自然发展演下去。”这几句话丰富了我的想像。
这样从事创作，我就觉得拍电影的工作富有刺激性。从前演戏时，我的日常工作都很呆板，缺少变化，每天晚上都重复着同样的一套；舞台上的动作一经排练好了，固定下来了，你就难得有机会独出心裁，加以改变。在戏院里，惟一促使你提高演技的是：一出戏演得很成功，或者是，一出戏演得失败了。但是拍电影更加自由。拍电影使我有一种冒险的感觉。孙纳特老是说；“你认为根据这个笑料拍一张片子好吗？”或者说：“闹市区里大马路上发大水了。”像这一类的话，往往会发展成为一部基斯顿的喜剧片。正是这种可爱的不受拘束的精神，给我增添了乐趣，因为它激发了我的创造力。拍电影是那么自由，又是那么容易——不像研究文学，不像从事写作；拍电影我们只需要想到一件事，然后就可以环绕着那件事去找笑料，并随着它的发展编出一套故事来。
举一个例子，在《他的史前生活》一片中，我一出场就找了一个俏头。我出来时像史前人那样打扮，披着一张熊皮，看了看四面的景色，然后从熊皮上拔下一些毛，装在我的烟斗里。单是根据这样一个想像，已可以编出一篇有关史前人的故事，展开一系列爱情、对抗、斗争和追逐等情节。我们在基斯顿拍电影，采用的就是这个方法。
现在不妨回顾一下，我最初怎样会想到：除了笑料以外，还要给我的影片增添一些新的成分。有一次我拍一部影片，叫《新看门人》，其中有一场演的是经理开除了我。我恳求他发发慈悲，请他把我留下来工作，于是就做出哀求的手势，表示我家里人多，有好几个小孩儿。当时有一个名叫多萝茜·达文波特的老女演员站在一边，排练的时候我朝她看了一眼，不觉吃了一惊：我是在模拟伤感的表情，但是她竟哭起来了。“我知道你这是在逗观众乐，”她说，“可是我看了忍不住就要哭啊。”她证实了我曾经有过的想法：我能够逗人笑，同样也能够惹人哭。
要不是因为那儿有一种娇柔美丽的力量作为调剂，制片厂中那种“男性”的粗犷气氛几乎是令人难以忍受的。正是由于有了玛蓓尔·瑙尔芒，制片厂才会那样吸引人。玛蓓尔长得非常漂亮，双眼皮的大眼睛，嘴角边微翘的丰满嘴唇，一副幽默和种种娇憨的神态。她性情轻松愉快，而为人又善良和蔼，慷慨大方，所以我们都喜欢她。
大家常常谈到，玛蓓尔是怎样照顾那个女服装管理员的孩子的，她又是怎样跟那个摄影师开玩笑的。玛蓓尔喜欢我，但只是像一个做妹妹的喜欢她的哥哥，因为那时候她对孙纳特情有独钟。由于孙纳特的关系，我才常常和玛蓓尔在一起；我们三个人总是一块儿吃饭，饭后孙纳特在旅馆休息室里打盹儿，我就和玛蓓尔一起去电影院或咖啡馆里消磨一个小时，然后走回去唤醒孙纳特。有人也许会想到，我们俩这样亲近，总会做出什么风流韵事来吧，但是结果并没有发生什么事情；说起来未免令人怅惘，我们始终只不过是要好的朋友。
但是有一次，玛蓓尔、阿巴克尔和我在旧金山一家戏院里演义务戏，我和玛蓓尔差点儿闹出事情来。那是一个大家都很兴奋的晚上，我们三个人的戏演得非常成功。玛蓓尔把她的衣服忘记在化装室里，叫我陪同她一起去取。阿巴克尔和其他几个人在外面车上等着我们。一时间，屋子里只有我们两个人，她容光焕发，艳丽动人，我把披肩搭在她肩上的时候吻了她，她也吻了我。要不是人家在等着，我们也许还会做出一些什么事情来的。后来，我也曾试图续成这件好事，但是没有成功。“不可以，查理，”她笑嘻嘻地说，“我不是属于你这一类型的，你也不是属于我这一类型的。”
大约就在这个时候——这时候好莱坞还在成长中——金刚钻大王吉姆·布雷迪?来到了洛杉矶。一同来到那里的还有多莉姐妹和她们的丈夫，而金刚钻大王吉姆招待起客人来是挥霍无度的。在亚历山德里亚酒馆里的一次宴会上，客人们当中有多莉孪生姐妹和她们的丈夫，卡洛塔·蒙特里，和萨拉·伯恩哈特配演的男主角卢·泰勒金，麦克·孙纳特，玛蓓尔·瑙尔芒，布兰奇·斯威特，纳特·古德温以及其他许多人。多莉孪生姐妹长得美丽动人。她们姐妹俩同他们的丈夫和金刚钻大王吉姆·布雷迪，几乎是形影不离，人们对他们之间的关系都没法猜透。
金刚钻大王吉姆是一个很独特的美国式人物，但看上去却像是一个性情温和的英国佬。第一天晚上，我简直不能相信自己的眼睛，因为看到他袖口上和衬衫胸前的钮子都是金刚钻，每一颗钻石比一枚先令还要大。过了几天，我们在纳特·古德温的水上酒馆里吃晚饭，这一次金刚钻大王吉姆戴的是一套翡翠装饰，每一块翡翠足足有一个小火柴盒那么大。起先我还以为他戴这些翡翠是为了开玩笑，就很天真地问他那些可是真翡翠。他说都是真的。“可是，”我惊奇地说，“这简直叫人不能相信嘛。”他说；“如果你要看美丽的翡翠，瞧这儿，”他说着揭起了他的背心，给我看一条大小像昆斯伯里侯爵?锦标带的带子，上面缀满了我从来不曾见过的大翡翠。他还很得意地告诉我，说他有十套宝石，每天晚上要带上一套不同的。
那一年是一九一四年，我刚二十五岁，正值春秋鼎盛，我那样热爱自己的工作，不但是因为我的事业一帆风顺，而且因为这种工作十分有趣，它使我有机会见到所有的电影女明星，而这些明星都曾经有一个时期迷恋过我。玛丽·璧克馥，布兰奇·斯威特，米里亚姆·库珀，克拉拉·金布尔·杨，绀许姐妹：这些人一个个都是天姿国色，你面对着这些美女，恍如身历仙境。
托马斯·英斯??常常在他的电影制片厂里大摆筵席，开跳舞会，他的厂设在北圣莫尼卡面临太平洋的旷野中。那些夜晚是多么美妙迷人啊——年轻人和美丽的姑娘，在露天舞池中翩翩起舞，配着那如泣如诉的乐声，听着那轻轻拍打着附近海岸的浪涛声。
珀姬·碧尔丝这位姑娘长得特别俏丽，她那细巧妍美的面庞，白腻似雪的颈项，娇娆迷人的姿态，第一次使我无法自持。我进基斯顿的第三个星期才看到她，因为她患感冒，不曾去厂里。后来我们一见钟情，两相爱悦，我快乐得心花怒放。那些日子里，每天早晨去上班时，我只想要见到她，多么富有浪漫情趣啊。
每逢星期日，我就到她父母亲住的公寓里去看她。我们会晤时，每天晚上都要山盟海誓，每天晚上都要缠绵一番。是呀，珀姬是爱我的，但是好事多磨。她一再拒绝了我，到后来我在失望中放弃了。那时候我并不想要和任何人结婚。像我那样随心所欲，确是太冒险了。没有一个女人是和我心中那个模糊的形象相符合的。
每一个制片厂有如一户人家。就我们的厂来说，它一星期可以拍一部影片；拍摄一部达到正片应有长度的影片，从来不需要超过两三个星期。我们是在日光下拍影片，因此选中了加州那个地方，据说那儿每年有九个月是阳光充足的。
强烈的弧光灯大约在一九一五年即已问世，但是基斯顿从来不使用那种灯，因为灯光闪烁，不及日光下拍的清楚，再加布置那些灯也太费时间。基斯顿每拍一部喜剧片，难得需要花一星期以上的时间，说真的，有一次我只用了一个下午就拍完了一部短片，叫《二十分钟的爱情》，映出时观众的笑声始终不绝。《面包和炸药》是一部最能卖座的短片，拍时只花了九天工夫，但用去了一千八百元。由于超过了基斯顿喜剧片预算规定的数目，我那二十五元的津贴被扣除了。孙纳特说，要捞回本钱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把它当作两大本影片放映，后来他们就采用了这个办法，头一年里就卖了十三多万元。
这时候我已经拍了好几部很能卖座的影片，其中有《二十分钟的爱情》、《面包和炸药》、《牙医师》和《舞台工作人员》等。在这段时期里，我也曾经同玛蓓尔和玛丽·德蕾丝勒?合拍一部正片。和玛丽合作是愉快的，但是我认为那部影片并没什么出色之处。后来我又开始导演自己的影片，对此我感到很欣慰。
我把雪尼介绍给了孙纳特；这时候卓别林的姓已经很吃香，所以他乐于添用一个我们家族的人。孙纳特和雪尼签订了为期一年的合同，周薪二百美元，这要比我当时的报酬多二十五美元。雪尼和他的妻子刚从英国来，一天在我要去拍外景时来到了电影制片厂。那天晚上我们一起出去吃饭。我问他我的影片在英国放映的情形。
他说，我的名字还没有在广告上出现，就有许多游艺场的演员兴冲冲地告诉他，说他们看到了一位新成名的美国电影丑角。雪尼还说，他没有看到我的喜剧片之前，先去向影片经纪人打听什么时候放映那些影片，后来他说出了自己的身份，他们就请他看了三部影片。他独个儿坐在放映室里，笑得像一个傻孩子似的。
“你看了那些，有什么想法？”我问他。
雪尼并不表示惊奇。“哦，我早知道你会一举成名的，”他信心十足地说。
麦克·孙纳特是洛杉矶体育俱乐部会员，他可以把临时会员证赠给自己的朋友，于是送了我一张会员证。市内所有的单身汉和生意人，都把那儿当作是聚会的地方，那是一个很考究的俱乐部，二楼上有一间大餐厅和几间娱乐室，太太小姐们晚上都可以去那儿玩，此外还设有一个酒吧间。
我在最上面一层楼租了一间很幽静的大房间，里面有一架钢琴和一部分藏书，隔壁住的是五月百货商店（市内最大的一家商店）的老板莫斯·汉伯格。租金在当时算得是很便宜的。我每星期付十二元房钱，就可以享受俱乐部里的一切设备，包括很考究的健身房和游泳池，服务也非常周到。一共算下来，我每星期花七十五元，过着奢侈的生活，包括时常请朋友喝酒，偶尔还请客吃饭。
俱乐部里有着一种友谊的气氛。即使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已经爆发，这种气氛也不曾被打乱。人们都以为战争六个月内就会结束，听到吉钦纳勋爵预言，说什么这一仗要打上四年，都认为那是荒诞不经之谈。有许多人听到宣战的消息，反而感到高兴，因为这一来我们就可以扮演德国人了。胜利是不成问题的，英国人和法国人会在六个月内把德国人打得落花流水。当时战争还不曾进入激烈阶段，而加州离开战场又是那么远。
大约就在这个时候，孙纳特谈到要和我续订合同，想要知道我的条件。我对观众欢迎我的程度心中已经相当有数，但同时又知道，这种好景是不常的，我相信，按照我现在这样的速度拍影片，不到一年，我的一点玩意儿就要玩光了，所以我不能错过这个机会。“我要每星期领一千元！”我胸有成竹地说。
孙纳特被吓倒了。“可是，连我还拿不到这个数目呢，”他说。
“我知道，”我回答，“但是，如果是贴出了你的名字，观众可不会像看到我的名字那样排了队买票呀。”
“也许如此，”孙纳特说，“但是，如果没有我们这个组织的支持，你也会完蛋的。”接着他警告道，“你倒看看福特·斯特林的下场吧。”
这话也是事实，因为福特脱离了基斯顿，混得并不大好。但是我对孙纳特说：“我拍一部喜剧片，只需要一个公园，一个警察，一个漂亮姑娘。”实际上，我有几部最能卖座的影片，就是单靠这点儿配搭拍出来的。
这时孙纳特拍电报给他的合伙人凯塞尔和鲍曼，商量如何答复我的要求并续订合同。后来，孙纳特来找我，向我提出这样的建议：“这么办吧，你还有四个月才满期。现在让我们取消了你原来的合同，从今起每星期给你五百元，一年后加到七百元，两年后再加到一千五百元。这样，你平均每星期也可以拿到一千元了。”
“麦克，”我回答，“如果你们把这个顺序颠倒一下，第一年是一千五百元，第二年是七百元，第三年是五百元，那我就同意。”
“可这是多么奇怪的办法呀，”孙纳特说。
此后大家就不曾再谈起续订合同的事。
后来，再为基斯顿工作一个月就要满期了，但是并没有其他影片公司邀我。这时我开始紧张起来，心想，孙纳特一定是知道了我的底细，所以他才这样耐心等待着。往常，每拍完
一部影片，他就要跑来找我，开着玩笑催我拍下一部；现在虽然我已经两个星期没有工作，但是他一直不来找我。他对我是客气的，但也是冷漠的。
即使处在这种情形之下，我仍旧没有失去信心。如果没有其他制片厂来邀我，那么就让我自己来经营吧。为什么不可以呢？我有信心，认为自己能够独立工作。我清楚地记得，有一次我怎样凑在制片厂的墙上签一张领料单，从那时起我就有了这信念。（作者因为自己拍摄影片所需要的设备极为简单，所以相信其资金足够创办一家影片公司。）
雪尼自从加入基斯顿影片公司，已经拍了好几部很能卖座的影片。有一部在世界各地打破卖座纪录的影片，叫做《潜艇海盗》，雪尼在那部影片里使出了各色各样的摄影技巧。看见他这样成功，我就去约他合作，由我们俩来开办一个公司。我说：“咱们只要有一架摄影机和一片场地就行了。”但是雪尼很保守。他认为这件事太冒险。“而且，”他补充说，“像这样的高薪，我生平还从来不曾领过，我不情愿放弃。”于是他又在基斯顿工作了一年。
有一天，环球影片公司的卡尔·莱姆勒打电话给我。说她情愿以每一英尺胶片一角二分的代价收买我拍的影片，但是不答应给我一千元的周薪，所以最后没谈出一个结果来。
一个名叫杰斯·罗宾斯的年轻人，代表埃山奈影片公司来看我，他听到什么人说，我要在签订合同之前先分到一万元的红利，周薪要一千二百五十元。这对我倒是一个新鲜主意。其实，在他提到这个办法以前，我压根儿就没有想到要一万元的红利，然而，自从那时起，我就老是惦记着这个办法了。
那一天晚上，我请罗宾斯吃饭，尽让他一个人讲话。他是直接代表埃山奈影片公司的Ｇ·Ｍ·安德森先生来的，安德森绰号布朗科·比利?，是乔治·Ｋ·斯普尔先生的合伙人，他情愿给我定一千二百五十元的周薪，但是罗宾斯对分红利的办法还不能肯定。我耸了耸肩膀。“看来，他们很多人都在高价拉角儿，”我说。“他们价钱都喊得挺高，可就是不肯拿出现款来。”后来，罗宾斯打电话到旧金山找安德森，说其他条件已经谈妥，但是我要现付一万元红利。过了一会儿，他喜气洋洋地回到桌上来。“一切都谈妥了，”他说，“明天你就可以分到你的一万元红利。”
这时候我高兴极了。事情好得简直不大像是真的。然而，扫兴得很，第二天早晨罗宾斯只给了我一张六百元的支票，说安德森先生就要亲自来洛杉矶，现付一万元的事将由他来办理。后来，安德森到了，他兴致极好，对这件事很有把握，但是仍旧没有把那一万元拿出来。“等咱们到了芝加哥，这件事就会由我的合伙人斯普尔先生办妥的。”
我虽然有点儿犯疑，但是不愿意妄加揣测，仍旧很乐观。现在我要再为基斯顿工作两个星期。必须拍完我的最后一部影片《他的史前生活》，工作是紧张的，因为我老是惦记着许多事情，很难集中思想。到后来，这部影片终于拍好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