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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往中国的慢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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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载着你同行
船是租来的
只有我俩同行……
——老歌
1
我第一次遇见中国人,那是什么时候的事?
这篇文章,就从所谓考古学式的疑问出发。各种出土品上贴着各式标签,分门别类地进行分析。
话说第一次遇见中国人,是什么时候的事呢?
1959年,或1960年是我的推定。哪一年都可以,哪一年都没有什么大差别。正确地说,是完全没有差别。对我来说,1959年或1960年,就好比一对 穿着不起眼衣服的双胞胎丑兄弟。就算能穿过时光隧道回到那个时候,相信要区别1959年和1960年,对我也会是相当辛苦的。虽然如此,我还是很有耐心地 继续我的作业。坚硬的洞穴越挖越宽,新的出土品虽然不多,却也开始现出它的姿态了。
对了,那年正是约翰生和巴达生争夺重量级拳击冠军的一年。这么说,到图书馆去翻翻旧的新闻年鉴体育版就行了。这应该可以解决一切。
第二天早晨,我骑着脚踏车到附近的区立图书馆去。
图书馆大门旁边,不知怎么会有鸡笼子。鸡笼子里五只鸡正吃着略迟的早餐,或略早的午餐。天气非常好,因此我在进图书馆之前,先在鸡笼旁边的铺石上坐下,决 定抽一根烟。并且一面抽烟,一面望着鸡吃饲料的样子。那些鸡非常忙碌的啄食着饲料箱,它们实在是太急躁了,那用餐的景气,简直就像早期格数较少的快动作新 闻影片。
抽完那根香烟,我体内确实有了什么变化。不知道为什么?可是就在不知为什么的情况下,新的我隔着五只鸡和一根香烟的距离,向我自己提出两个疑问。
第一个问题是:到底谁会对我第一次遇见中国人的正确日期感兴趣?
另一个问题是:在日照充足的阅览室桌上放着的旧新闻年鉴和我之间,除此之外,还有什么彼此能分享的东西存在呢?
很正当的疑问。我在鸡笼前面又抽了一根烟,然后骑着脚踏车与图书馆和鸡告别。因此,天上的飞鸟没有名字,我那记忆也没有日期。
本来,我大多的记忆都没有日期。我的记忆力非常不确实。因为实在太不确实了,我往往觉得我在拿这不确实向谁证明什么似的。但是到底要证明什么?我也不清 楚。大概要正确把握不确实的东西所证明的事,本来就不可能吧?
总而言之,我的记忆,就是像这样非常地含糊不清。有时前后颠倒,有时事实与想像交错,有时我自己的眼睛和别人的眼睛混在一起。这种东西或许已经不该称为记 忆了。透过我小学时代(战后民主主义那可笑而可悲的六年之间落日的每一天)能够正确而清晰地回忆起来的事,只有两年。一件是有关中国人的事,另一件则是某 个暑假下年举行的棒球比赛。在那场棒球比赛,我是中坚手,在三局后半,发生脑震荡。当然我不会没有理由就突然发生脑震荡,我们球队那次比实时,只能使用附 近高中运动场的一个角落,这是那天我得脑震荡的主要原因。
换句话说,我为了全速追捕中央高飞球时,迎面撞上了篮球架。
我醒来时是躺在葡萄棚下的长椅上,天开始暗下来,水洒在乾燥的操场所发出的气味,和当枕头用的新手套的皮味最先扑进我的鼻子。接着是倦怠的侧头部疼痛。我 好像说了什么,自己并不记得,是陪着我的朋友,后来告诉我的。我大概是这样说的:没关系,只要拍掉灰尘还可以吃。
这种话是从那里冒出来的,我现在还弄不清楚。也许是正在做梦吧?可能做一个正在搬运午餐面包时,从楼梯上滚下来的梦吧!除此之外,就没有任何能够从这句话 联想起来的情景了。
那是二十年前的事了,现在那句话还常常在我的脑子里打转。
没关系,只要拍掉灰尘还可以吃。
然后那句话便停留在脑子里,使我想到所谓我这样一个人的存在,和所谓我这样一个人不得不经历的道路。然后试着想那种思考必然会到达的一点——死。
死这件事,至少对我来说,是一件非常茫漠的作业。而且不知道为什么,却使我想起中国人。

2
我所以到港街山手那所为中国人子弟办的小学(校名早已忘了,且称为中国人小学吧。称呼有些奇怪,请原谅)。我去那里,那是因为我被派参加一个模拟考试,考 试的会场分为好几个地方,但我们学校只有我一个被指定派去中国人小学。理由不太清楚,大概是行政上的错误吧。因为班上的同学,都被派到附近的会场去。
中国人小学?
我每捉到一个人,不管是谁,就问他知不知道有关中国人小学的事。没有人知道任何事。如果说有,也只是知道那所中国人小学在离我们校区,坐电车要三十分钟的 地方。当时的我,并不属于那种一个人坐电车到那里去的孩子。因此对我来说,那简直就等于世界尽头一样的地方。
世界尽头的中国人小学。
两星期后的星期天早晨,我怀着可怕的黯淡心情,削了一打铅笔,按照指示把便当和拖鞋塞进塑胶书包里。虽然是一个天气晴朗、甚至有些太暖和的秋天里的星期 天,我母亲还是给我穿上一件很厚的毛衣。我一个人搭上电车,为了怕坐过站,一直站在车门前面,注意着外面的风景。
去中国人小学,不需要看准考证背后印的地图,只要跟着一群书包被拖鞋和便当涨满的小学生后面走,就行了。几十个、几百个小学生排着队,在很陡的斜坡道上, 朝着同一个方向走。说奇妙也真是奇妙,他们既不在地上拍球,也不会拉低年级的帽子,只是默默地走着。他们的姿势,使我想起不整齐的永久运动的东西。我一面 走上斜坡,一面在厚毛衣下流着汗。
跟我模糊的想像正相反,中国人小学的外观,和我念的小学几乎没什么不一样。甚至更整洁。阴暗的长廊、湿湿的霉臭空气……这两星期来不由自主地在我脑子中膨 胀着的那种印象一点也看不到。穿过漂亮的铁门,被植物包围着的石砌道路便缓缓伸出弧形,长长地延伸进去。玄关正面有一方清澈的水池,在上午九时的太阳下反 射着眩目的阳光。校舍旁种着成排的树木,一一挂着中文说明的牌子。有些我会读,有些我不会读。玄关对面有一个庭院似的、被校舍围起来的四方形运动场,在每 个角落里,有个不知名的铜像、气象观测用的白色小箱子和铁棒等。
我遵照指示,在玄关脱掉鞋子,遵照指示进入教室。明亮的教室里,整齐地排列着四十张雅致的上翻型书桌,在每张桌上都用胶带贴着写有准考证号码的纸片。我的 座位是在窗子边最前面一排,也就是这教室里最小的号码。黑板是崭新的深绿色,讲桌上摆着粉笔盒和花瓶,花瓶里插了一朵白菊花。一切都那么清洁,而且排列整 齐。墙上的软木板上既没有贴图画、也没贴作文。大概是妨碍考生,特地取下来的吧。我在椅子上坐下,把铅笔盒和垫板摆在桌上,手支着下巴,闭起眼睛。
监考官把考卷夹在腋下走进教室,是在大约十五分钟以后,他看来不会超过四十岁,左脚有点在地上拖着似的轻微跛足,左手拿着一只看来像登山口的土产店卖的粗 制滥迼的樱材手杖。他跛得太自然了,使得那手扙的粗糙特别醒目。四十个应考生一看见监考官,或者应该说是一看见考卷,就安静下来。监考官走上讲台,先把整 叠考卷放在桌上,其次发出小鸟般的声音,把手杖摆在旁边。然后他确认一下所有的座位都没缺席后,乾咳一声,轻瞄一下手表,他好像要支持身体似的,把两只手 支着讲桌的两端,脸朝正前方抬起,暂时望着天花板的角落。
沉默。
十五秒左右,那每一秒继续沉默着。紧张的小学生们屏息凝视着桌上的考卷。脚不好的监考官则一直盯着天花板的角落。他穿着浅灰色西装白衬衫,系着那种令人看 过之后就会立刻忘记颜色和花样的领带。他把眼镜摘下来用手帕慢慢擦着两边的镜片,然后又戴上。
“本人负责监考这场。”他说本人。“考卷发下去以后,请先盖在桌子上。绝对不可以朝上。两只手请好好放在膝盖上。等我说:‘好——’才可以把考卷翻过来。 时间到的十分钟前,我会说‘十分钟前’。请再检查一遍,有没有不该有的错误。其次我说‘好——’就停止。再把考卷盖起来,两手放在膝盖上。知道了吗?”

沉默。
“姓名和准考证要最先写好,请各位不要忘记。”
沉默。
他再看了一次手表。
“现在,还有十分钟时间,在这时间里有一些话想跟各位讲一下。请大家放轻松。”
呼——,有几起透气声。
“本人是这所小学的中国老师。”
对了,我就是这样认识第一位中国人的。
他看起来一点也不像中国人。不过,这也是理所当然的。因为我以前从来也没有遇见过中国人。
“在这间教室,”他继续说:“平常都是和各位同样年龄的中国学生,跟各位一样拼命地努力用功。……正如各位所知道的,中国和日本说起来是两个相邻的国家。 为了大家都能愉快地生活下去,相邻的国家不得不互相友好,对吗?”
沉默。
3
“当然我们两个国家之间,有些地方很像,也有些地方不像。有些方面互相了解,有些方面却互相不了解。这点只要各位想一想,你们的朋友不也是一样吗?不管多 么要好的朋友,还是会有些不了解的地方。对吗?我们两国之间也一样。不过只要努力,我们一定能变成好朋友,我这样相信。因此,我们要先互相尊敬对方。这 是……第一步。”
沈默。
“例如,请各位想一想。如果各位的学校,有很多中国人的孩子来考试。就像各位现在来这里一样,现在各位的桌椅上,正好有中国小孩坐着。请这样想一想。”
假定。
“星期一早晨,各位到学校去,走到自己的座位,结果怎么样呢?桌上到处刻着字、椅子上粘着口香糖、书桌里的拖鞋不见了一只。那么,你会觉得怎么样?”
沈默。
“例如你!”他真的就指着我。因为我的准考证号码最小。
“你会很高兴吗?”
大家都看着我。
我脸涨得通红,一面慌忙摇摇头。
“你会尊敬中国人吗?”
我又摇了一次头。
“所以,”他重新面向正面。大家的眼睛,也总算又转回书桌的方向。“各位也不能在书桌上刻字,或把口香糖粘在椅子上,或乱翻书桌里面的东西。知道了吗?”
沈默。
“中国学生都会更清楚地回答噢。”
“知道了。”四十个小学生一起回答。不,三十九个。我已经连嘴都张不开了。
“好!请各位抬头挺胸。”
我们抬起头挺起胸。
“然后拿出信心来。”
二十年前的考试,结果如何现在已经完全忘记了。我所能想得出起来的,只有走在斜坡路上小学生的姿态,和那位中国老师的事。
然后过了六年或七年,高中三年级时的秋天,正好同样舒服的星期天下午,我和一个同班女生走在同一条斜坡路上。我正暗恋着她,她对我怎么想我可不知道。总之 那是我们第一次约会,两个人从图书馆回来的路上。我们先走进斜坡路正中间一带路旁的吃茶店,喝咖啡。然后我跟她提到那所中国人小学的事。我说完她吃吃地笑 起来。
“好奇怪哟。”她说。“我也在同一天,在同一个考场考试。”
“真的?”
“真的啊。”她一面把奶精注入薄薄的咖啡杯边缘一面说。“不过好像是不同一间教室。我没听到那样的演讲。”
她拿起汤匙,搅拌了几次。
“监考的老师是中国人吗?”
她摇摇头。“我不记得了。因为没想到这种事啊。”
“你有没有刻字?”
“刻字?”
“在桌上啊。”
她嘴唇还一直碰着杯子边缘,想了一下说。
“嗯,到底有没有?记不得了。”她说着微微一笑。“那是好久以前的事了。”
“可是,桌子亮亮的好乾净啊。不记得了吗?”我问。
“嗯,对,好像是噢。”她似乎不太有兴趣地说。
“怎么说呢?整个教室有一种感觉非常光滑的味道。我没办法形容得恰当,不过真的好像有一层薄纱笼罩着似的。而且……”说着,我右手拿着咖啡匙的把柄,想了 一想。“还有,四十张书桌,全部都闪闪发光。黑板也是非常乾净漂亮的绿色噢。”
我们沈默了一会儿。
“你觉得没刻字吗?想不起来?”我又问了一次。

“嗯,真的想不起来了。”她一面笑一面说。“被你这样一说,好像也不见得没有,不过因为那么久了……”
也许她的说法比较正常。那么多年前,在什么地方的桌上有没有刻字,谁还会记得。一方面是太久了,何况,也是可有可无的事。
送她到家以后,我在巴士上闭起眼睛,试着想像一个中国少年的姿态,一个发现自己桌上有人刻了字的中国少年的姿态。
沈默。
4
高中因为是在一个港都念的,因此我周围有相当多的中国人。说是中国人,其实跟我们并没有什么特别不同。而且他们也没有什么共同的明显特徵。他们每一个人之 间可以说千差万别,关于这一点,我们和他们都完全一样。我常常想,每个人的个体性真奇妙,是超越一切类别和一般理论的。
我们班上也有几个中国人。有成绩好的,也有成绩差的;有活泼外向的,也有沈默内向的。有住豪华住宅的,也有住采光不良、六叠榻榻米、一房一厨的公寓的。什 么样的都有。可是我并没有和他们之中的谁特别亲近。大体说来,我的个性并不属于碰到谁就跟谁亲近的那一型。不管对方是日本人、中国人、或什么人,都一样。
我跟他们之中的一个,大约在十年后偶然遇见了,不过这件事我稍后再提比较好。
舞台移到东京。
从顺序上来说——也就是除了不太亲近,没谈过多少话的中国同班同学之外——对我来说,第二个遇到的中国人,应该是大学二年级春天,在打工的地方认识的一个 不太说话的大学女生。她跟我一样十九岁,个子小小的,仔细想来也不能说是不漂亮。我跟她在一起工作了三星期。
她工作得非常热心。我也跟她感染而热心地工作,不过我从旁边看着她工作的样子,觉得我的热心和她的热心,本质上好像完全不同。也就是说,我的热心是“如果 一定要做点什么的话,热心本身就是价值。”这种意思的热心。而相对的,她的热心是比较接近人性存在根本的那种东西。虽然我无法恰当地说明,不过她的热心 里,似乎有一种她周围的一切日常性、全都靠那热心勉强支持着似的奇妙迫切感。因此大部份人都跟她的工作步调无法配合,中途都会生气起来,到最后能够不吵架 而一直跟她一起作业的,只有我一个。
虽然这么说,我并没有特别跟她亲近。我跟她第一次像样地交谈,是在开始一起工作后一星期左右。她那天下午,大概有三十分钟,陷入一种恐慌状态。这是她第一 次这样。一开始只是一点点错误,这在她脑子里渐渐扩大,终于变成无法挽回的巨大混乱。在那之间她一句话也没说,只是呆呆地站在那里。她那样子,使我想起夜 晚的海上慢慢下沈的船。
我把一切作业停止,扶她坐在椅子上,把她握得紧紧的手指一根一根扳开,拿热咖啡给她喝。然后跟她说明没什么不得了的。不是根本上的错,就算错的地方重头再 来一遍,也不会让工作延迟多少。喝了咖啡之后,她好像稍微镇定下来了。
“对不起。”她说。
“没关系。”我说。
然后我们闲聊了一下。她说她是中国人。
我们的工作场所,是一家小出版社阴暗而狭窄的仓库。工作简单而无聊。我接到传票,按照指示抱着几本书送到仓库入口。她把书用绳子绑起来,查对一下底帐。其 实只不过如此而已。再加上仓库里没有任何暖气设备,为了不被冻死,我们虽不愿意也不得不拼命忙着工作。
中午休息时间一到,我就到外面吃一顿温暖的午餐,在休息结束前的一小时里,一面让身体暖和暖和,两个人一面呆呆地看报纸、杂志。偶而高兴时也聊聊。她父亲 在横滨经营一点进口生意,大部份的货,是从香港来的拍卖用便宜布料。虽然说是中国人,但她却生在日本,没去过大陆、香港或台湾。她念的小学,是日本小学, 不是中国人的小学。她在一家女子大学念书,将来想当翻译。现在和哥哥一起住在驹馰仆公寓。或者借她的表现方式,是滚进她哥哥家。因为她跟她父亲脾气不合。 我对她知道的,大概就是这些。

那年三月的两个星期,随着偶而夹带着雪花的冷雨而过去了。打工最后一天的傍晚,在管理课领到薪水以后,我邀她去新宿一家以前我去过几次的狄斯可舞厅。
她歪着头想了五秒钟,然后说她很高兴去。“不过我没跳过舞噢。”
“那简单。”我说。
我们先到餐厅喝啤酒、吃脆饼,慢慢用过餐,才去跳了两个钟头的舞。舞厅里充满了舒服的温暖气氛,空气中飘着汗的味道,和有人烧香的气味。流汗了就坐下来喝 啤酒,汗不流了就再跳。偶而有闪光灯闪亮,在闪光灯中的她,就像旧照片簿里的相片一样漂亮。
跳了几曲以后,我们走出舞厅。三月夜晚的风虽然还冷冷的,可是仍然能感觉得出春天的预感。因为身体还热热的,所以我们把大衣抱在手上,漫无目标地在街上 走。到游乐中心看看、去喝喝咖啡,然后又走着。春假还剩一半,而且最主要的是我们十九岁。如果兴致一来,我们甚至可能走到多摩川边。时钟指着十点二十分 时,她说差不多该回去了。“我十一点前必须回去。”
“好严格噢。”
“对,我哥哥满噜嗦的。”
“别忘了鞋子噢。”
“鞋子?”她走了五、六步以后,才不好意思地笑一笑。
“啊,你说灰姑娘啊,没问题,不会忘记。”
我们走上新宿车站的楼梯。并排在长椅上坐下。
“再邀你可以吗?”
“嗯。”她咬着嘴唇点了几下头。
“一点都没关系。”
我问了她的电话号码,用原子笔记在狄斯可舞厅的纸火柴背面。电车来了我送她上车,说一声再见。今天很高兴,谢谢!再见。门关上了,电车发动以后我点起一根 烟,目送着绿色的电车消失在月台尽头。
我靠着柱子,就那样把烟抽到最后。而再一面抽着烟,不知道为什么,发现心情奇妙地浮动。我用鞋跟把烟踩熄。然后又点起一根新的烟。各种街上的声音,在昏暗 中渗透着。我闭上眼睛,深深吸入一口气,慢慢摇摇头。这样还是无法让心情平静。
应该没有什么不妥的事,就算不是做得很漂亮,不过以第一次的约会来说,我自认为做得相当好,至少程序上是规规矩矩的。
可是我脑子里,还是有什么东西卡住。有什么非常小的东西,就是确实有某个地方不对劲。我知道有什么不对劲。
那不知道是什么,等我想到时已经花了十五分钟。我花了十五分钟,才好不容易发现自己做了一件大错特错的事。傻瓜!毫无意义的错误。可是正因为没有意义,才 使那错误更可笑。也就是说我送她坐上反方向的山手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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