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盲柳与睡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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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闭上眼睛,伸了伸筋骨,我嗅到了风的气息。那是好像果实一般鼓胀着的风。那里有光滑的果皮和果肉的粘汁,还有颗粒状的种子。果肉在空中迸裂,种子就像细软的枪沙一样,打在我赤裸的胳膊上。随后,留下一阵微痛。
关于风的那种感觉,还是好久以前的事了,久居东京的我,将五月风所特有的奇妙变化完全给淡忘了,就连那种子打在肌肤上的感觉也彻底忘却了。
我 对于那种风——那种吹过斜坡、丰满的初夏的风——很想讲给我的表弟听,但,最终还是没讲。他才只有十四岁,况且从未离开过这片土地。面对不曾失去体验的 人,讲述已经失去了的东西是不可能的。我伸了伸懒腰,转了一下脖子。也许是昨晚一个人喝威士忌喝得太晚了,现在脑袋还一个劲儿地发木。
“喂,几点了?”表弟问我。他比我矮约二十公分,所以总是仰着头看着我说话。
我看了一眼手表,答道:“十点二十。”
表弟抓住我的胳膊拉到自己的眼前,又仔细看了一下表盘上显示的数字。因为是反着看的,所以稍微费了点时间。他放下我的胳膊后,连我自己也怀疑是否看错了,重又看了一遍表盘。还是十点二十。
“你的表,准吗?”表弟问。
“准。”我说。
他又拽过我的手,看起手表来。他的手指虽然很细嫩,但实际上还是很有劲的。
“我说,这表贵吗?”他问。
“不贵,很便宜哟。”我说。
没反应。扭头看着表弟,他的嘴巴微微张着,呆呆地仰头看着我。唇间露出洁白的牙齿,看上去很像退化的骨头。
“很便宜的。”我对着表弟的左耳重复了一遍。“虽然便宜,但走得很准。”
表 弟“嗯”了一声,闭上了嘴。我从兜里掏出烟用打火机点上。表弟的右耳不好。上小学时,耳朵被球砸了一下,后来就听不见了。而且还是间歇性*的。一段时间里 听力比较好,另一段时间根本就听不见。按他母亲,也就是我父亲的妹妹的话来讲,好像他的听力患了神经质。就是说,两只耳朵的神经被均等地分成了两半,所以 经常是右耳的沉默破坏了左耳的听觉。而且这种沉默就像油一样淹没了整个五官。
有时我想,他的耳聋与其说是外伤所致,倒不如说是神经质所为。但是,关于这一点是否正确,我也拿不准,连这八年里看过的医生也弄不清。
“手表呀,不一定只有贵的才走得准。”表弟说,“我过去一直戴着的那块表,就挺贵的,可总是快。后来就丢了。”
“嗯。”我应道。
“表带上的搭扣有点松,也不知什么时候就掉了,等我注意的时候,早已不在腕子上了。”
他把左手猛地抬到半空中。
“给我买了还不到一年就丢了。后来就不给买了,从那以后我一直就没表戴。”
“没有手表,不觉得不方便吗?”我一边叼着烟一边问。
“什么?”
“不觉得不方便吗?”我把烟拿在手里又说了一遍。
“无所谓。”表弟说。“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但也不是完全没有麻烦。又不是生活在山里,想问就问问呗。就是把手表丢了,真是太不好了,你说是不是?”
“也许是吧。”我笑着说。
“现在几点了?”表弟问。
“二十六分。”我说。
“汽车几点来?”
“三十一分。”我答道。
他沉默了好一会儿,这当儿,我把剩下的烟抽完了。
“总戴着不准的表走路太累,再没有比这更累的了,我想。”表弟说。“不过,我可不是故意要把手表丢了的。”
“嗯。”我答道。
表弟又沉默了。
应 该对他更亲切地,聊各种各样的事,这一点我非常明白。但究竟谈什么好呢?我还真不清楚。我上一次看到他,已经是三年前的事了。而且,我把自己在这三年里发 生的事,逐一回忆了一遍,却发现没有一件是值得对他谈及的。总想对他说些有用的事,却一时语塞。而且,每当我觉得无话可说的时候,他总是用一种悲哀的表情 望着我。他总是左耳略凑向我这边,一看到表弟的这种神情,我就有一种束手无策的感觉。
“几点了?”表弟问。
“二十九分了。”我说。
汽车来的时候是十点三十二分。
这 趟专线比我上高中那会儿,汽车的型号要新得多。驾驶座前的玻璃格外的大,看上去就像被卸掉机翼的大型攻击机。为了慎重起见,我又确认了一下汽车的牌号和路 线。没问题,一点没错。汽车“突”地吐了一口粗气停下了,随即,后边的自动门打开了。我和表弟一直以为是开前门的,所以连忙慌慌张张地跑过去,迈上台阶。 过了七年,还真变化了不少。
汽车比我想的要满。虽没站着的乘客,但也没有能让我俩并排坐下的座位了,于是我俩决定站着。倒不致于累着,路没那么 远。但这个时间这个地方居然还有这么多人乘车,我还是头一次看到。出了地铁站。坐上环线汽车,打算看看沿线的风景的乘客是有的。然而这地方没有什么值得看 的,这地方除去早晚的高峰时间,也就只有两三个人乘车罢了。
但那也只是我上高中那会的事了。也许为了某种原因,交通变化了也是有可能的。
我 们站在汽车的最后面,各自抓着扶手。车子好像是新的,车内的东西非常干净漂亮。金属部分一点儿污点都没有,车座垫的绒毛也很顺溜,车里充满一股新机器特有 的清新的气味。车内的情况一一过目之后,我把目光停留在墙上挂着的一大排广告上,都是些结婚仪式地点呀,八成新的汽车中心呀,家具店什么的地方性*广告, 光是结婚仪式地点就做了五张广告,别的还有婚姻介绍所和租衣店的广告各一张。
表弟又抓起我的左手,看着腕上的手表,以确认时间。他为什么总是注意 时间呢?我怎么也理解不了。并没有什么特别着急的事呀。和医院预约的时间是十一点一刻,坐上这趟车半小时就能到,我还真想让时间走得快点呢。尽管如此,我 还是把表盘冲向表弟一方伸到他的眼前,随他看个够。然后抽回手,开始注意驾驶座后面挂着的乘车价目表,准备着零钱。
“一百四十日元。”表弟说,“在医院前的那站下就行吧?”
“对。”我说。
“有零钱吗?”他有点担心地说。
我把手里的硬币一个一个摊在表弟手里。表弟很礼貌地拿了一百日元的、五十日元的、十日元的硬币算着。然后又统计了一下,的确是二百八十日元。他说:“有二百八十日元啊。”
“你 拿着。”我说。他用左手紧紧地攥着钱,我呢,则一直久久地眺望外面的景色*。虽然新盖的公寓,市政房屋和餐馆样的建筑到处都是,但整体来说,街景的变化比 我预想的还是要缓慢得多。表弟虽然也和我一样,都在眺望着街景,但他的视线就像探照灯似的,来来回回地扫,一点也不集中。
汽车停过三个站,继续向 前驶去的时候,我突然意识到车里好像浮起了一种奇妙的感觉。最先引起我注意的,是谈话声。交谈的声调,也不知是哪儿的,非常单调。而且既不是好多的乘客一 齐聊天,也不是特别大的声音。可就是大家的声音在一个地方,好像在空中聚集起来,固定在那儿了似的。而且这种音响还不自然地刺激我听觉的一部分。
我右手仍抓着扶手,把身子转过来,假装无意地环观了一下乘客,从我们所在的位置,只能看到乘客的后脑勺。只看这一点是看不出什么特别的变化的。就跟普通的载满乘客的汽车是一个样的。再加上汽车太新了,所以看上去,车里的乘客就更是清一色*了。也许这只不过是一种感觉吧。
我 的周围端坐着七、八位老人,都在各自小声他说着什么。其中有两位女性*。虽然具体说些什么听不见,但从他们细细地亲密的交谈语气中,能感觉到那里只有他们 才明白的日常琐事的话题。他们的年龄介于六十到七十之间,每个人膝上都放着或肩上挎着一个塑料背包。也有拿着旅行袋的,好像是要去登山,仔细看去,每个人 的胸前都系着一根细细的安全带。老人们的这种着装时常会给人一种不相称的感觉,但实际上他们穿起来倒是很合体的。
奇怪的是,在我的记忆里,这趟车 好像是不通过登山路线的。汽车爬上山腰,然后一直穿过住宅区,通过我所上的那所高中的校门口,经过医院门口,再从山的高处盘旋地转下来,哪儿也到不了。汽 车所能到的最高地已经建起了宿舍区,从那儿通不到山上了。他们究竟要去哪儿呢?我一点也摸不着头脑。
最合适的解释就是他们坐错了车。这种可能性*很大,从这附近出发的电车有好几个,也不是没有可能坐错了车。
另一种可能性*就是在我不知道的时候,路线彻底改了。这也不是不可能的。
不管怎么说,我已经有七年多没有坐过这趟车了,也不一定是老人们那么马虎地坐错了车。这样一想,我立刻不安起来,连窗外的风景也觉得和以前大大地不一样了。
这时候,表弟一直窥测着我的脸。
“稍微等一下。”我冲着他的左耳说道。“马上就回来。”
“出了什么事?”他不安地问。
“没有什么,就是去查查停车路线。”
我摇摇晃晃地走过通道,来到驾驶座前,仔细地查阅路线图上的记号。
首 先我确认这的确是28路车,然后又找到我们刚才乘坐的出站口的车站,最后沿着路线图一个一个地找到了车站名,无论哪个名字都是那么眼熟,是和以前完全一样 的路线。有我上高中站名的,有医院的,有宿舍区的站名,汽车从那儿就变了方向,下了斜坡,又回到了刚才的路线。没错,如果错了的话,是他们错了。我松了一 口气,返回到表弟呆着的车后面。这时,我终于明白了是什么支配了车内奇妙的空气。除我和表弟之外,车上无一例外全是老人,就仿佛这是一辆专门为他们包租来 的车似的。他们都背着挎包,胸前系着蓝色*缎带。然后的几个人组成一组,互相交谈着什么。我仍然抓着扶手,久久地茫然地凝望着他们的背影。一共大约有四十 位老人。他们全都气色*很好,腰板挺直,很健康的样子,倒也不是有什么特别奇怪的地方,只是这幅情景总有点不现实,让人不可思议。也许是因为我从未被围在 老人的中间吧。现在也只好这样想了。
我从通道往回走时,坐在座位上的老人们好像只热衷于自己的话题,我的存在,没有引起任何一个人的注意。就好像他们认为。我和表弟是这车里唯一的异已分子,怎样都行似的。或者好像这种事根本就不值得注意。
隔 着通道坐着两位身着连衣裙的小个儿老太太,两只脚翘在地面上,横着伸到通道中间。她们俩人都穿着小号的网球鞋。她们直直地伸出来的脚偶尔也上下摇晃着。她 们为什么要这么做呢?我实在是不明白。可能她们只是在无意地玩吧。也可能是在做登山的准备活动。我小心地避开伸到通道上的两双脚,回到车厢最后面表弟所在 的地方。
看到我回来,表弟放心地舒了一口气,他右手抓着吊环,左手仍然紧紧地攥着零钱,一动不动地等着我的归来。老人们就像微薄的影子一样环绕在 他的周围。但能从他们眼里看到的影子,也许只有我们吧。这时我猛然意识到,对他们来说,真正存在着的只有他们自身,我们只不过是虚幻的东西罢了。
“没坐错车吧?”表弟不安地询问。
“当然没错。”我满不在乎地回答。“别忘了,我上高中时天天坐这趟车去学校,怎么会错呢?”
听了这话,表弟显得完全放心了。
我也没有再说什么,把整个体重都吊在扶手上,依然久久地望着这个老年团体,他们经常进行日光浴。脖子后面都晒黑了。而且无一例外的消瘦。连一个胖的老人都没有。男人们大多穿着登山用的法兰绒衬衫,女人们穿着无多余饰物的简便的连衣裙。
他 们到底属于哪种类型的团体呢?我一点儿也看不出来。也许是远足或是野游的小组,即使是这样,这些老人们的一举一动也太相似了。举个例子来说,他们简直就像 分门别类地摆放在多个抽屉里的标本,打开其中的一个,就能看到同一种类的东西。他们的表情,说话方式和衣着的趣味,没有一点不相像的。虽然这样,也不能说 他们丝毫不惹人注意。不能说他们都没有自己的个性*和特征。老人们的确是一群各自有着存在意识的人。他们都很健康,气色*也好,又乐于晒太陽。
而 且都很整洁,动作麻利。所以并不是十个扎一捆就分不出差别的那种感觉。只是在他们之中,有一种相通的东西,仿佛他们用相同的音调交谈一样。把社会地位啦、 考虑事物的方法啦、行动的准则啦、教育方法啦什么的都浑然一体地溶入他们的音调之中。这种音调,就像是轻微的耳鸣一样支配着整个车厢。当然那决不是讨厌的 音调,而是奇妙的东西。
最重要的是,我不知道他们乘坐这趟汽车究竟要到哪儿去。曾想过问问我身旁的老人,他们这是要去哪儿,可总觉得有点多余。好 像寻根问底似的,于是打消了这个想法。不管怎么说,他们还是一个有组织的团体,不应该坐错汽车。就是坐错了车也没关系,这车走环形路线,环绕一周之后还是 要回到原来的起点。还是什么都不问的好。
“这次治疗,会不会疼啊?”表弟很担心地问我。
“是啊,疼不疼呢?”我说。
“你过去看过耳病吗?”表弟问。
我想了想,还真不记得瞧过耳朵。别的病差不多都瞧过了。只是没瞧过耳朵。所以,对于治耳病的医生究竟采取什么样的治疗措施,始终无法想象。
“以前,给你治的,都特别疼吗?”我间他。
“也不全是。”表弟说,“但是,疼的时候也有。有时是塞各种东西,有时是灌水什么的,偶尔也疼。”
“那这次该不会用同样的方法了吧。你母亲说好像不用原来那些奇怪的治疗方法了呢。”
表弟叹了口气,仰头望着我。“就是和以前不一样的治疗方法,也治不好我的耳朵了,是不?”
“那我可不知道。”我说,“也许只是暂时的。”
“就像瓶塞猛地被拔开?”表弟问。我瞟了他一眼,看来他没发现我刚才说的是玩笑话。
“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方法,也许只是稍微变动了一下,就会起到不同的效果呢,所以简单地放弃了就没办法喽。”我说。
“我并不是想放弃。”表弟说。
“那你是厌烦了?”
“嗯——”表弟说,“算是害怕吧。真的,我讨厌那种疼法。比起真的疼来,想象着疼的事儿更让人难受。你明白我说的吗?”
“当然明白了。”我说,“都是普通的人嘛。”
他 的右手依然抓着扶手,咬着左手的小拇指的指甲,“我想说的呀,是这么一回事。就是说呀,除我以外的不管是谁,要是感到疼,而正好被我看到了,这时我就会想 着他是怎么怎么的疼。这种事最难受了。可是呢,我所想象的那种疼痛,和正疼着的那个人所感觉的疼痛又是完全不一样的。哎,我说不清楚了。”
我不住地朝他点头,表示同意。
“对,所谓痛感,实际上是最富个性*化的东西。”
“那在这以前,你觉得最疼的,是什么时候呢?”
“我?”问得我有点惊讶。被别人提出这样的问题,我可是连想都没有想过。痛感?
想 了好一会儿,我觉得自己关于痛感的记忆是丝毫没剩下。当然疼的事是有几件。比如从自行车上摔了下来磕掉了牙,手掌差点儿被狗给咬透等等。但是一提到对于痛 感本身的体会,我的确是一点儿也回忆不起来了。伸开左手的手掌,寻找被狗咬过的痕迹,那条伤痕已消失得无影无踪了。连那伤痕具体是在哪个部位我都想不起来 了。过了这么久,许多事情已经淡淡地消失了。
“想不起来喽。”我说。
“但是,叫人疼的事不是有很多吗?”
“是倒是。”我说,“活得越长,痛苦也就越多。”
表弟好像耸了耸肩,然后又陷入了深思。“我可不想长那么大。”他说,“因为我觉得在这之前,就要经受那么多疼呀痛的。”他把左耳又稍稍倾向我,说道。而说话的时候,眼睛是斜瞟着扶手的。看上去他好像是个盲人似的。
那 年春天,连续发生了好几件让人心烦的事,于是我辞去了已经干了两年的工作,然后离开了东京回到家里。本来打算准备好了,就回东京重新找份工作干干,在家里 闲着没事就整整院子里的草,修修围墙什么的,突然开始对很多事都厌烦起来,于是决定推后一天回东京。故乡的街道对我来说已失去了魅力,走到港湾,眺望着远 去的船只,深深地吸一口海风,再到过去经常去的小店转了一通,然后就没有可做的事了。过去的朋友一个也没有剩下,街道也不像过去那样光彩照人了,一点刺激 也没有。大街上映入我眼帘的各种各样的房屋,就好像是用厚纸做的剪纸工艺品似的。看来我真的老了,当然也不全是这样。正因为不全是这样,所以我才不回东 京,一个人在家里每天理理杂草,躺在房檐下看看旧书,修修面包机什么的,这样一天一天地无所事事地混下去。我就是这样来到姑姑家的。因为表弟要换新的医 院,所以我就提议能不能我带着他去看病。医院就在我过去上的高中的附近,所以地理位置很熟,再加上反正我也是闲着,没关系的。我以为他们会说给我做好吃 的,结果给了我很多零花钱。大概他们觉得我失业了缺钱花吧。哎,不管是什么,只要不添麻烦,我都接受。决定让表弟去新的医院还是很早以前的事,因为原来的 医院的治疗一点效果都没有。姑姑姑父开始大发牢骚。而那医生的意思呢,又好像是说这病是因家庭环境影响所致。于是双方吵了起来。
当然谁也没指望表弟这耳朵能一换了新医院就迅速地恢复起来。周围的人,对于他这耳朵——当然嘴上谁也没提——实际上是早就不抱什么希望了。表弟自己也或多或少有这种想法。
我 和表弟从前也不是特别好的朋友。虽然两家很近,但年岁差的很大,所以也没什么来往。尽管如此,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大家开始把我和表弟联系到一块儿去了。看 起来就像是他很愿意接近我、我也很疼爱他似的。怎么会被想成这样的呢?我一直都不能理解。因为我和表弟之间,一点共同点都没有。
然而像现在这样,他歪着头苦苦思索的样子,以及他那一直把左耳倾向我这一边的动作,着实地打动了我。就像以前听过的雨声。他愚笨夸张的一举一动,都深深地融入我的体内。亲戚们总是把我和他联系在一起,现在想来似乎是有点理解了。
“喂,你什么时候回东京呀?”
“不着急。”我说。
“工作真的辞了?”
“辞了。”
“为什么?”
“没劲呗!”我笑着回答。
表弟稍愣了一下,也笑了。然后换了一只手抓吊环。
“那你不缺钱花吗?工作都没了。”
“有时也缺,但没关系。我还有积蓄,辞职时也得到了点补贴。最近一段不缺钱花。如果都花没了,我会继续找工作的。现在嘛,我想舒舒服服地玩一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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