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会儿由您关门，瓦伦丁。”
“好的，先生。晚上愉快，先生。”
“晚上愉快，瓦伦丁。”
瓦伦丁一整天都在擤鼻涕，似乎他整个人已经变成了液体。人们只消看着他或听他说话，就会感觉眼睛里潮潮的。有两三次，他趁着店里没顾客，便把手帕拿到暖气片上烘一烘。
这也是个可怜的家伙。他红头发，大高个，一双蓝釉色的眼睛，总是一副老老实实的表情，以至于拉贝先生想开口批评他的时候，常常不知道该怎么说，最后只好耸耸肩作罢。一天中的大部分时间，他俩是在一起度过的，因为帽子店和工作室其实是同一间屋子。有些日子里，连续几个小时也见不到一个顾客。可怜的瓦伦丁把一切收拾干净、整理妥当，检查了店招一百遍后，就像一只受困于自己庞大身躯的狗，寻找着某个安身的角落，避免发出一点动静，因为主人一个细小的动作而颤抖。而且他不能在店里吸烟，只好默默地吮香堇糖。
“星期一见，瓦伦丁。周末愉快。”
这是一种额外的亲近方式，顺便附带的。他真正关心的是卡舒达斯会不会下楼。他整整一天都没有迈出家门。他为了给顾客试衣服下过一次楼，他第二次下楼后在一位犹豫不决的顾客面前拆掉了一些布料的包装，那个人最后肯定是保证一定再来才得以脱身。他工作室里还点着灯，因为大雾还未散去。等到集市的喧闹渐渐消失，便能听见间隔规律的大雾警报声。就好像一头巨大的母牛在一片狂野里吼叫，那些在城里住了好多年的人也依旧免不了被这声音吓到。没有一艘船出发。人们在等待一些船只回来，却始终没等到，很是担心它们的命运。
天还没黑，农妇们就坐着小推车或者公共汽车回去了，只剩下那些男人还耽搁在小酒馆里，满脸兴奋，眼睛发亮。
卡舒达斯已经读了报纸。是他妻子把报纸递给他的。拉贝先生在这一点上从来不会搞错。他出过错吗？他不可以出错。他即使脑子里装了那么多事，也能做到不忘记任何一件，哪怕最小的细节。不然他早败露了。
报纸放在一张椅子上，裁缝的工作台旁边，可以看见报纸被折起来了。
卡舒达斯会来的。帽匠确定他会来。他就驻足在窗口，看着对面那灯光照亮的窗户，就好像农妇呼唤母鸡那样，机械地不由自主地说：“小宝贝，小宝贝，小宝贝，小宝贝……”
他默默地走着，还没走出二十米就听到身后的脚步声，他太熟悉这脚步声了。
卡舒达斯来了。他是否犹豫过？真是个可怜的家伙。这世界上有太多可怜的家伙。那两万法郎对他有致命的诱惑。他除了在银行柜台，大概从未见过这么大一笔钱汇集在一起。他需要用两年的时间，整日整夜地在那张桌子前劳作，才能挣到那么多钱。
他想得到这两万法郎。他要用尽全力得到它。他大概正因为如此渴望，才如此害怕。
或者他对于失去这笔钱的恐惧甚于对帽匠的恐惧？该发生的一定会发生：总是会有一个像卡舒达斯这样的家伙引起人们的怀疑；那位学钢琴女孩的母亲看见并且向警察描述的人正是卡舒达斯。
和往常每天一样，他们一前一后走着。小裁缝每走一步腿都会向旁边甩一下，拉贝先生则相反，步态冷静而尊贵，着实漂亮。
他推开圆柱咖啡馆的门，里面的声音和气味告诉他今天是星期六。气味，是的，因为顾客在星期六喝的饮料和其他日子不同。
大厅里挤满了人。有些人只好站着。一群粗俗的农民围在小吧台前。很多人在做交易。那些最富有或者最敢闯的人都在这里，他们和肥料商、保险人、法律人士都有往来，后者则每个星期六都在这儿落座。在几个小时的时间里，他们的桌子俨然办公桌或者柜台。
只剩中间那几张紧靠火炉的桌子依然清静安宁，就像沙漠中的一片绿洲。
尚特罗医生没上桌打牌，他坐在握牌的议员身后。拉贝先生和他碰了一下手。
“晚上好，保罗。”
拉贝先生看到朋友从一个小纸盒里掏出一粒药，便问：“不舒服吗？”
“肝脏有问题。”
他每隔一阵子就会发作一次，一发病就会突然瘦下去好几公斤，憔悴的脸上挂着两个沉甸甸的大眼袋，眼神亦相当痛苦。
他俩同年。两人在中学年代相当要好，几乎形影不离。
加布里埃尔取走拉贝先生的外套和帽子。
“还是老样子？”
医生面前的大理石桌面上是一小瓶维希泉水。卡舒达斯刚刚进来，犹豫着要不要坐到玩牌那群人的边上。
两个可怜的家伙！终于将屁股落在椅子上的卡舒达斯可怜，保罗医生也可怜。拉贝先生应该还在某处保留着一张两人十五六岁时的合照。在那个年纪，尚特罗很瘦，发梢略带棕色，但不是瓦伦丁那种软糯的红棕色。照片上的他骄傲地抬起下颚，一无所惧地望向前方。
他当时已经决定要当医生，但不是一个普通医生，而是成为巴斯德或者尼克勒那样伟大的发现者。他的父亲很富有，在奥尼斯和旺代有十几个农场。除了远程管理那些农场外，他什么也不用做，有趣的是，他的午后时光也都在圆柱咖啡馆度过的，就在今天他们打桥牌的这张桌子旁。
“他让我感到厌恶，”年轻的保罗这样说自己的父亲，“贪婪吝啬。对农民的命运冷嘲热讽。”
总的来说，他们两人的父母都是拥有财产的人，土地、农场或者房子，还有船，或者船只的股份。
卡舒达斯在偷偷看他，样子很激动，拉贝先生假装没有发现。这是场游戏。拉贝先生神态自若，以此表明他的精神是自由的。角色已经调换：现在怕得冒汗的是小裁缝，他紧张地喝着杯中的酒，间或露出哀求的神色。
哀求他什么？自首，让他得以拿到两万法郎奖金？
“你喝得太多了，保罗。”
“我知道。”
“你为什么要喝这么多啊？”
为什么喝酒？保罗成了医生，回到这个城市，开了一家诊所。他决定：“我只在上午营业，以留出空闲来做研究。”
他为自己建了一间真正的实验室，订了所有的医学杂志。
“你为什么一直不结婚，保罗？”
可能是因为他曾想成为学者，其实他自己也说不清楚，只好耸耸肩了事，做出痛苦的鬼脸。
他任凭大胡子长了一脸，也不去修整。黑乎乎的指甲，劣质的衬衣。他来圆柱咖啡馆的时间，最初是六点，和所有有工作的人一样，后来是五点，再后来是四点，而现在他一吃完午饭就来了。那个点咖啡馆里几乎没有客人，凑不齐一桌，他就和老板奥斯卡打王后。
终于，他过了六十岁，拉贝先生也是。他俩都已经年过六十。
“我把位置让给你，莱昂？我得过去和选民说两句。”
议员安德烈·洛德刚等到一杯果子蜜，便不无遗憾地起身。他们周围嘈杂声不断，铺了一层木屑的地板上脚步来来往往，人们相互碰杯的声音，茶碟与杯子碰撞发出的声音，以及比平日更大的话语声。
“希望人们最终能把他抓住。”一个穿皮靴的农场主说，“这种人最终总会被抓住，最狡猾的也不例外。之后呢，你们会看到，人们会声称他疯了，把他关进某个疯人院，于是我们这些纳税人要一直养他到死。”
“除非他落到像我这样的人手里！”
“你除了长了一张大嘴巴，和别人并没有什么不同！你可能会往他脸上揍一拳，但接下来就会乖乖将他送给警察。但要是在村子里，我就不好说了。大概会有所不同。他们有大草叉和铁锹。”
拉贝先生眉头也不皱一下，泰然自若地坐到议员的座位上，后者正在挨桌聊天。有一忽儿，帽匠心想卡舒达斯是不是生病了，因为他满脸通红，眼睛发亮。然后帽匠发现小裁缝的杯子下面有两个杯垫。
小裁缝喝酒了！或许是为了给自己壮胆？他已经示意加布里埃尔给他上第三杯白葡萄酒。
“咱俩是一伙。”保险人朱利安·朗贝尔边出牌边说。
保险人不喝酒，只喝一杯开胃酒，至多两杯。他是新教徒，有四五个孩子，本来会有更多，但他的妻子两次怀孕中必有一次会流产。这已经成了一个笑话。人们会问他：“你老婆呢？”
“在诊所。”
“生娃？”
“流产。”
他从父母那里继承了许多钱，他用这笔钱买下一家保险公司。他并不需要花很多精力去打理公司。他有一帮好伙计。有时候，公司伙计会为了一个紧急案子到咖啡馆来找他。下午的牌局结束之后，他匆匆吃好晚饭便要参加新的牌局，在自己家或朋友家里。
他是雷奥米尔街若弗鲁瓦—朗贝尔太太，即第四位受害者的弟弟。拉贝先生去参加了死者的葬礼。
“节哀，朱利安。”
他去了所有的葬礼，因为他认识她们所有人，通过马蒂尔德认识的。
他没见到小记者。他大概忙着在外调查。拉贝先生向他平常坐的地方瞥了两三回。
“我们刚收到一封信。”《夏朗特回声报》的印刷商兼所有人卡耶说，同时审视着自己的牌。
“他越来越夸张了。”朱利安·朗贝尔嘀咕道，并宣布他有一对梅花。
保险人转头看向尚特罗，后者在观牌：“你认为这是个疯子吗，保罗？”
医生耸耸肩。此刻他对这事儿不感兴趣。他只担心令自己肋骨生疼的流感。
“不管怎么样，他只有被抓住了才会收手。”他埋怨道。
“剪刀手杰克从未被抓住，但他自动停止了杀戮。”
拉贝先生觉得有趣，他从没想到过剪刀手杰克。
“他一共杀了多少个人？”他问道，“三个方块。”
“过。”
“三个黑桃。”朗贝尔压他。
“四个红桃。”
看来会有一个小小的满贯，一阵沉默、几次叫牌之后，拉贝先生手中六个方块在握！
“加倍！”
“我不知道他杀了几个，但是在伦敦城里和市郊，恐怖持续了好几个月。军队都出动了。船舶和工厂都只能停业，因为雇员和工人们不敢迈出家门一步。”
“我特别想知道这会儿还有几个女人在大街上。”
小裁缝颤抖起来，一口干掉第四杯酒。他害怕遭遇帽匠的目光，不敢往牌桌这边看，只好阴郁地盯着脏地板。
“四张王牌……我偷牌得到一个黑桃王，最后一张王牌在我手里。”
他很想知道卡舒达斯喝多了是什么样子。拉贝先生从未见他喝醉过。医生从一大早就开始狂饮，每一次诊病完毕，他都带着一种略带嘲讽的仁慈表情喝酒。他称呼上午最后几个病人：“我的小家伙。”
或者：“可怜的老伙计。”
或者：“可爱的太太。”
他不给病人写处方，而是从自己的橱柜里找出药，免费塞到他们手中。
下午伊始，他看起来庄严而宁静，脸上好像浮着一层烟雾，动作缓慢，目光凝重，话语稀少。然后他渐渐开始挖苦和嘲笑别人，即使对方是他最好的朋友。
晚上十点，他在小酒馆喝完红酒，走在回家的路上。遇见过他的人说他眼里有泪水，还会拥抱他们。
“一个失败者，我的老伙伴。老朽的行尸走肉，这就是我！承认吧，我让你恶心！承认吧，我让你们所有人都恶心！”
咖啡馆老板奥斯卡因为职业需要，不得不整日陪顾客喝酒。此时他双眼已经鼓胀，步态威严而迟疑，说话开始结巴。到了晚上，没有任何人能听懂他说什么。
小裁缝已经烦躁起来。他显然坐不住了，做出一些异常的动作，好像在抽搐，又好像正在驱逐围攻他的苍蝇。
拉贝先生很得意自己将他牢牢地遥控住了，得意地低声说：“放松，小伙计。”
他很清楚皮雅克警长就在他身后的四五十岁人那一桌。拉贝先生刚才看见他进来的，灰色大衣，灰色帽子，灰色的脸，让人联想到灰暗的无须鳕鱼。警长唇上总带着一股冷淡的微笑，仿佛为了表明他知道许多隐秘的事情。
拉贝先生非常确信，其实他什么也不知道。这是个一本正经的蠢货，天生就是当公务员的料，满脑子只想着升迁，他住在共济会的房子里，因为有人告诉他这于仕途有益。他擅长桌球，总能赢个几轮一百五十或两百分。他在绿色的球桌周围缓缓转动，不时看看镜子里的自己。
“别走，小伙计。”
拉贝先生在心里对小裁缝说。他知道小裁缝已经头昏脑涨。小裁缝满脸通红，不知该看向何处，只想着那两万法郎，和学钢琴女孩妈妈的证词。
“他声称，”印刷商人卡耶又说，“他只需再杀一个女人。”
“为什么？”
“他没有提供理由。他一直咬定这是出于必要，他是不得已而为之。明天早上你们就能在报上读到他的信了。轮到我了吗？没有王牌。”
卡舒达斯已经喝下四杯白葡萄酒，他忘记了去看挂钟。早已过了他平时回家的时间。
“会是在星期一。”
“什么会在星期一？”
“最后一个女人。至于为什么是星期一，我就一点也不知道了。我倒很想看看今天或明天会不会有谋杀案发生。如果有，那说明他是胡乱写的。”
“他不是随便乱写的。”朱利安·朗贝尔十分肯定。
“为什么是七个而不是八个？”
“为什么是我姐姐，她从未对别人做过不好的事？”
“他大概不喜欢老女人。”尚特罗声音低沉地说。
拉贝先生好奇地看了他一眼，因为这个想法挺聪明的。不完全准确，但挺聪明的。
“你们发现了吗？”卡耶继续说道，“她们差不多都和我们同龄。”
这时，之前一直沉默的胖子阿尔努（绰号沙丁鱼阿尔努）突然插话：“我至少和其中两个睡过，有一个我差点儿还娶了。”
“我姐姐？”
“我没说你姐姐。”
但是所有人都知道若弗鲁瓦—朗贝尔太太是个轻浮的女人。不过这是她四十几岁守寡以后的事，而她的目标通常仅限于年轻小伙子。
“你认识伊雷娜·莫拉尔？”
“她从前很漂亮，她十七岁时，人们就断言她是只柔弱的小猫咪。她像一部感伤小说一样多愁善感，并因此一直未婚。我敢打赌她死的时候依然是处女呢。”
“这是真的吗？”人们问医生，他曾给她看过病。
“我并不需要为她做这方面的检查。”
“谁出了三个梅花？该你了，保罗。”
烟雾弥漫在咖啡馆那些硕大的球形电灯周围，这些乳白色的灯是不久之前才安上的。参议员已经聊到了第三张桌子，他给每一桌的客人都买了酒。几乎每桌的人都看见他从口袋里掏出记事本，写上几个字。很少有选民没有诉求。拉贝先生远远地看到议员正把记事本放回上衣口袋，洛德意味深长地看了议员一眼。
议员曾经是他们当中最穷的。他父亲是里昂信贷银行的一个小职员。他娶了一个独生女时，还只是律师和市议员。如今，他住着雷奥米尔大街上最豪华的公馆之一，离若弗鲁瓦—朗贝尔太太的宅邸不远。
“这么说，”拉贝先生问，“你姐姐的房子得卖了？”
“你打算买下来？”对方问道，“那栋房子就像一只庞然大怪物。里面只有十一间卧室，院子深处那些马厩倒是够养十匹马。我正在和省政府联系，他们需要办公室。”
“放松，小伙计！”
拉贝先生差点就要求加布里埃尔停止为小裁缝倒酒喝了，他如果说了，加布里埃尔肯定会服从的。卡舒达斯一下子弹起来，似乎要往警长那一桌跑去时，他担心了一瞬间。但是小裁缝走过那张桌子，冲进洗手间。
他的膀胱和胃受不了了？帽匠做了明家，也去了洗手间。他有点好奇，但并不害怕。
小裁缝果真只是膀胱受不了了。他俩并肩站在釉面墙前。四肢都在颤抖的小裁缝根本无法逃走。拉贝先生犹豫了一下，直直盯着前方，缓缓对他说：“放松，卡舒达斯。”
这里只有他们两个人。小裁缝是否害怕邻居会掐死他？拉贝先生想直言不讳地向他承认，他没有携带工具。
从没有人想过要统计一下拉罗谢尔会演奏大提琴的居民，虽然人数应该不会太多。
人们大概已经忘记他曾是音乐家。他已经至少有二十年没弹过乐器了，乐器都闲置在阁楼。要去阁楼，得走出屋子，进入过道，登上通往三楼的楼梯。他就是这么做的，因为他不能冒失到直接跑去宫殿街的琴行买一根大提琴琴弦。尤其是城里只有这一家琴行。帽匠已经有十五年没有出过拉罗谢尔城了，连罗什福尔也没去过。十五年来，他没有在除自己的床以外的任何一张床上睡过觉。
没有任何人想过这件事。他的朋友们总会时不时缺席下午的聚会。安德烈·洛德去巴黎参加议会，去他妻子陪嫁的多尔多涅城堡度假。尚特罗自己每年去维希疗养。朱利安·朗贝尔一家在弗拉有一间小房子，他们一年中有两个月在那里度过，保险人有时要去波尔多出差，有时又要去巴黎。
他们中大部分人都有汽车，也坐火车。轮船主阿尔努去年夏天坐游轮去了施皮茨贝格。有那么些日子，他们的牌局居然出现了三缺一的情况，不得不向四十多岁那一桌求援。
只有帽匠一直都在，人们对此已经习惯了，并不觉得这有什么不寻常。除了在街上被赶上屠宰场的那些，他已经有多久没有看到过母牛了？
最初，人们同情他，但更加同情马蒂尔德。
“她该怎么承受这样的遭遇啊？”
“还好。还好。”
卡舒达斯……连卡舒达斯都去过巴黎和埃尔伯夫！夏季的星期天，卡舒达斯会带着家人去海边的——并不远——夏特拉永之类的地方玩。而在那些日子，这条街空得就像张台球桌，除了几声鸟雀的啁啾，没有一丝声音。
拉贝先生又一次领先了。他知道对方会紧追不舍。
“三个红桃。”
“五个。”
“你已经走不了啦。该我出牌了吧？”
已经到了六点，大多数农民已经回去了，流连不去的那些都有汽车或者小卡车。那些小推车早就出发了，但这会儿估计还在越来越浓的雾中沿着大路缓缓前进呢。城里雾也很重，咖啡馆的门一开，雾就像一阵寒烟迅速钻进大厅，比烟斗或者雪茄的烟更白。
除了他们这一桌的人，谁又会相信拉贝先生曾是飞行员呢？然而他曾经的确是，还参加过一战。他曾打下不少敌方战机，多次获得表彰。他在拉罗谢尔成立了一个飞行俱乐部，担任过一段时间的主席。他在当飞行员之前，在龙骑兵部队效力。
“两个梅花加倍。”
“我再加倍。”
他从不犯错。朱利安·朗贝尔总爱吹毛求疵，却挑不出他的毛病。他叫牌不出错，偷牌也几乎总是恰到好处。
给小裁缝两万法郎也许是最方便的做法？他很乐意这么做，就算他可能得为此关掉帽店。
他本来就想迁址了，因为商业中心已经向宫殿街转移。那里的大商店终日灯火璀璨，人声鼎沸。
但他也可以把布雷街的帽店重新粉刷，重新布置柜台，使商店看上去更加现代。
但他重新装修又有什么意义呢？朋友们极少向他买帽子，他们更爱去波尔多或者巴黎买。不过他乐得将做好的帽子按式样归类，放回后间，时不时地开一开橱柜，以便拉动那根细绳。
“拉贝太太叫您。”瓦伦丁会立刻跟他说，仿佛他的工作就是听天花板上面会不会传来声音。
他蹙了一下眉，因为他听到卡舒达斯用犹豫的声音向加布里埃尔叫酒：“一杯白兰地。”
他已下定决心要将自己灌醉。他转头避开帽匠的目光。
过一会儿，他是否还有勇气爬上工作台，抓起散发出羊脂气味的布料呢？他的工作台上方有一盏吊灯，粉笔灰在空气中飞扬。他身上也有气味，他带着这股气味到处走，让别人烦恼不已，但他自己闻到时也许会觉得很快乐呢。他的妻子终日袒胸露背，尖锐的声音从早到晚一直从厨房半开的门传到他耳朵里。大女儿大概已经谈情说爱，最小的男孩总是跟在姐姐们后面进门。
卡舒达斯太太该怀孕了。她已经三年没有怀孕了。她的身体出了问题？
他们离开时，拉贝先生可以在街上和裁缝攀谈两句，安抚他，劝慰他，请他等自己一分钟，然后去给他拿两万法郎。他卧室写字台的抽屉里有一只硕大的钱包，里面放了不止两万法郎。这是马蒂尔德的主意，她不相信任何事物和任何人，尤其不信任银行。
“加布里埃尔！”
“是，拉贝先生，还是老习惯？”
“一杯兑水白兰地。”
他是因为小裁缝点了白兰地才想也喝一杯的，但他不会醉的。除了学生时代以及战争期间长途飞行前夕，他很少醉。
“由我切牌，梅花王。”
坐在他旁边的尚特罗吞下第二粒药丸，拉贝先生闻到了难闻的气味。“你太太怎么样？”
“还是老样子。”
“没长疮吧？”
他摇摇头表示否定。
“她很幸运。”
已经有十年没有医生走进他家了。马蒂尔德刚瘫痪时，想看所有的医生。他们每周换一个医生，还请来了波尔多和巴黎的专家。她接受过各种治疗，接着又经历了一轮牧师和修女的来访。她连续两年都去了卢尔德旅行。
这场折腾一共持续了五年，有高潮也有低谷，有神秘主义的偏执期，有满怀希望的时刻，也有顺从的宿命阶段。
“对我发誓，如果我走了，你不会再婚。”
第二天，马蒂尔德抓住他的手，一副保护者的神态：“听着，莱昂。我不在了以后，你不能一直一个人。你会遇到一个善良的姑娘并且娶她，她可能会为你生几个孩子。你把我的首饰送给她。是的！我想好了。”
她会连续读书一个星期，从早上一直读到很晚。而接下去的一周，她又会一直愤怒地盯着窗帘看。
她让丈夫找来沙朗的治疗师，她对这位治疗师的信任只保持了一个月。她对护理人员也厌恶至极，他们前后请了五个护理人员，最后一个被她辱骂一顿后离开了。
一天，她决定再也不见任何医生或牧师。过了一阵子，她示意他们当时的女仆德尔菲娜无需再跨入她的房间。
没有妻子的尚特罗靠酒精来打发寂寥的日子。朱利安·朗贝尔倒是有一个妻子——就像一匹壮硕的棕色牝马——和几个孩子，但他用桥牌打发时光。
沙丁鱼阿尔努离了一次婚，和一个比自己小十五岁的女人再婚，但仍然每周至少逛两次妓院，如果喝多了就在那儿过夜。
警长经过这一桌的时候，卡耶叫住他。
“您的调查进展如何，皮雅克？”
“还行！还行！”对方神秘兮兮地回答。
（蠢货！故作威严的蠢货！）
“他们把下午收到的信件复印件交给您了吧？”
“我已经读了。”
“您怎么看？”
“他很快就会落网。”
“您有线索了？”
“如果他周一有所行动，那将是他最后一次出门。但他在虚张声势，相信我。”
“让泰不这么认为。”
“当然了，让泰先生哪会同意这个观点。”皮雅克警长嘲讽道。
“他断定那人没有撒谎。”
“是吗？”
“凶手所谓的必要性很是令人困惑。您明白我的意思吗？让泰在他的文章中认为，凶手并非随意选择受害人的。”
“恭喜您有个记者。”
警长用牙齿咬掉雪茄头，挤出一副微笑。
“为什么是七个，又为什么是周一？”
“我先走了，先生们。抱歉。”
警长一走，卡耶就嘀咕道：“他丢面子了。我知道让泰不过是个小孩儿。我雇他几乎是为了做好事，因为他母亲是个寡妇，替人家做帮佣。但我敢打赌，最终发现真相的将是让泰。”
“我们能说点儿别的事吗？”朱利安·朗贝尔提议，“该你出牌了。”
已经到了六点半，拉贝先生问：“果汁糖浆好了吗？如果你们不介意，我让出位子。”
朋友们可能会强留别人，但从不强留他——因为马蒂尔德。他享受着一种特殊的尊重。人们会热情地向他问好，和他握手的方式也很特殊。这已经变成一种传统。他消失之后，总有某个人会咕哝：“可怜的家伙！”
声音很低。朱利安·朗贝尔的姐姐被杀时，人们也在他身后低声可怜他。
有一天晚上，医生喝醉了，嘀咕道：“肯定有个女人遗憾自己没有被强暴。”
“明天见，先生们。”
“你忘了明天是星期天。”
没错。他们星期天不聚会。
“那么周一见。”
最后一个受害者出现的日子！之后，一切就都结束了。人们还会继续谈论一些时日，但之后他们就会去想别的事情，老妇们将成为遥远的传说。
拉贝先生几乎觉得有点遗憾。他看了看小裁缝，这一位带着顺从的表情，向衣帽架走去。不是昨晚那件雨衣。他不敢穿了。他再也不会穿了。他是不是已经把雨衣销毁了？
拉贝先生沉着地穿过大厅，和贝尔特小姐的目光相遇。她坐在窗边让泰昨晚坐的座位上。她来圆柱的次数相当频繁，一周两三次。人们总能立刻闻到她的香水味。她穿得很漂亮，总是黑白衣服，让人想到葬礼，但这样的衣服令她更动人。
她优雅地独自喝着波尔图。哪个她认识的男人看她时，她便含蓄地一笑，但又似乎没笑。但她从不和他们说话。
拉贝先生只需要一个眼神，或者朝古楼大街方向走就好了。她的漂亮公寓就坐落在那条街上。
这是一个可以用来耍耍卡舒达斯的绝好的玩笑。裁缝会怎么想呢？他将把贝尔特小姐扼死，即使她还不到三十五岁。
女仆露易丝还在等他。他恒定不变地在七点用晚餐。这是为下周预备的规律，那时一切都结束了，晚餐将成为对他的小小奖赏。
来吧，我的卡舒达斯！跟上，可怜的家伙！今天没有老女人，也没有年轻女人。我们各回各家。
在他身后，小裁缝的脚步声听上去不太笃定。他大概想和帽匠说话。他们走到布雷街之后，有一瞬间，他的脚步加快了，走得更加急促。他来到离拉贝先生几米远处，露浓雾重，拉贝先生看起来就像比实际体型大很多的幽灵。
两人心里都害怕，拉贝先生不由自主地加快脚步。拉贝先生想到：“假如他手持武器呢？假如他要杀我呢？”
卡舒达斯喝醉了，此时绝对有胆子做这件事。
但没有。他停了下来，让两人间的距离逐渐拉开，然后继续在黑暗中摸索前进。
两人终于在各自的家门前停下来，从口袋里掏出钥匙。在街道的黑寂之中，拉贝先生平静的声音穿过浓雾：“晚安，卡舒达斯。”
拉贝先生紧张地等着，钥匙插在锁孔里。几秒钟过后，一个含糊不清的声音不情愿地说：“晚安，拉贝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