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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篇 第四章

  彼得·吉勒姆懒洋洋地开着车,但是开得很快。车厢里充满了秋天的各种气味。月光皎洁,田野上弥漫着雾,寒气袭人。乔治·史迈利心里想,不知彼得·吉勒姆多大年纪了,他估计是四十岁,但是在朦胧之中很可能以为他是个在河上划船的大学生;他操纵排档拉杆,动作潇洒,好象他是在水里一样。无论如何,乔治·史迈利有些生气地想,这辆汽车对彼得·吉勒姆来说是太年轻了。他们风驰电掣地开过了伦尼梅德,开始爬上埃格汉姆山。他们已经开了二十分钟的车,乔治·史迈利问了十多个问题,所得的答复却不值一文钱,现在他心中有了一种不敢正视的恐惧,久久不散。
  “我真奇怪,他们没有把你和我们一起撵出来,”他不很愉快地说,一边把大衣下摆裹得紧一些.,“你具备一切条件:工作出色,忠心耿耿,处事谨慎。”
  “他们让我负责‘剥头皮’。”
  “唉,我的上帝。”乔治·史迈利打了一个寒颤说。他把胖乎乎的下巴周围的衣领拉了起来,不禁想起了布里克斯顿,还有那所当作剥头皮组大本营的阴沉严峻的校舍。剥头皮组的正式名称叫“旅行组”,是冷战初期老总在比尔·海顿建议下设立的,当时暗杀、绑架、讹诈成风。他们的第一任头头是比尔·海顿提名的。这是个小单位,大约只有十一、二个人,专门处理一些突然袭击的任务,如果由国外常驻人员来干,不是太肮脏了,就是太危险了。老总总是这么教诲人,谍报工作要做得好,必须慢慢来,而且要看有没有一种文雅的风度。但是剥头皮组对他这条原则却是个例外。他们干起来可不是慢慢来的,而且他们也不文雅,因此反映了比尔·海顿的气质,不是老总的气质。而且他们出去都是单枪匹马,因此他们给安顿在一个没有人瞧见的地方,在围墙上还插着碎玻璃,拉着铁丝网。
  “我问过你知道不知道‘横向主义’这个词儿?”
  “当然不知道。”
  “这是现在最吃香的理论。我们本来是逐级上下的关系。现在是横向合作关系。”
  “这到底是什么意思?”
  “你在的时候,圆场是分地区管理的。非洲、卫星国、俄国、中国、东南亚,等等地区;每一个地区由自己的头头率领,老总高高在上,掌握一切。你还记得么?”
  “听起来已同隔世。”
  “现在呢,一切活动都集中领导,叫做伦敦站。地区取消了,实行了横向联系。比尔·海顿是伦敦站长,罗埃·布兰德是他的第二把手,托比·伊斯特哈斯象哈叭狗似地在他们两人中间来回奔跑。他们是国中之国。他们什么都保密,不同普通人员来往。这倒使我们感到更加放心了。”
  “听起来,这个主意倒不错。”乔治·史迈利说,有意不去理会对方影射的话。
  他的脑海里再一次泛起许多记忆,他忽然有了一种特别的感觉:他这一天好象当作两天度过似的,一天是在俱乐部同马丁台尔一起度过,一天是现在同彼得·吉勒姆在梦中度过。他们驶过了一个松树养育林。树木缝里,月光成了一条条的。
  乔治·史迈利开始问道:“埃利斯有没有什么信——”但是他又用比较试探的口气问:“埃利斯有没有什么消息?”
  “仍在隔离之中。”彼得·吉勒姆简短地笮道。
  “哦,是的。当然。我并不想打听。我只想知道,他有没有可能通过审查?他身体倒复原了,他还能行走吗?据我了解,背部受伤可不是玩的。”
  “他们说他的情况很好。安恩怎么样,我忘了问了。”
  “很好。很好。”
  车厢里一片漆黑。他们已经离开了大路,弯到一条石碴煤屑路上。两边都出现了黑色的树影,出现了灯光,接着是个高高的门廊,树梢头上是一所敝旧败落的房子的尖顶。雨已经停了,但是当乔治·史迈利跨进到新鲜的空气中时,他听到了四周尽是雨水淋湿的树叶的萧萧声。
  是啊,他想道,上次我来这里也是下着雨;那时候,吉姆·埃利斯的名字是头条新闻。
  他们洗过了手以后,在天花板高高的衣帽间里观看了奥立佛·拉康的爬山用具,这是乱七八糟地放在一只谢拉顿式的五斗橱上的。现在他们围成半圆形坐着,面对着一把空椅子。这所房子是方圆几里内最难看的一所房子,奥立佛·拉康没有花多少钱就买了下来。他有一次曾称它为“伯克郡行宫”,他向乔治·史迈利解释,“是一个烟酒不沾的百万富翁盖的。”客厅很大,彩色玻璃的窗户有二十英尺高,大门口古松参天。乔治·史迈利环顾周围一些熟悉的摆设:一台大钢琴上堆满了曲谱,穿着僧袍的教士的古旧画像,一叠铅印的请帖。他四处找剑桥大学的船桨,发现它横挂在壁炉上方。壁炉里仍旧烧着火,但是在那么大的壁炉里显得很小气。寒酸的气氛盖过了富有。
  “你的退休生活过得怎么样,乔治?”奥立佛·拉康问道,好象是对着一个耳聋的老姑奶奶在大声嚷嚷,“你不感到与世隔绝吗?要是换了我,是会有这种感觉的。惦念自己的工作,自己的老伙计。”
  他的个子又瘦又高,态度生硬,有些孩子气,据圆场才子比尔·海顿说,是个教会和间谍圈子里的人物。他的父亲是苏格兰教会的头面人物,他的母亲出身贵族。有时比较时髦的星期日报纸写到他,说他是“新派人物”,因为他年轻。他脸上因为刮胡子太匆忙有些刮破了。
  “我过得很不错,谢谢你的关心。”乔治·史迈利客气地说。为了要再敷衍几句,又说:“是啊。是的,我当然很惦念。你呢?一切顺利吗?”
  “没有什么大变化。一切非常顺利。夏洛特得到了罗迪安学校的奖学金,这很不错。”
  “那很好。”
  “你的太太呢,她还是很漂亮吧?”
  他的表情也有点孩子气。
  “很漂亮,谢谢你。”乔治·史迈利很洒脱地要想用同样的口气回答。
  他们都看着那个双扇门。他们听到远远传来了瓷砖地上的铿锵脚步声。乔治·史迈利猜,是两个人,都是男人。门打开了,出现了一个半明半暗的高大人影。乔治·史迈利一眼又瞥见了后面还有一个人在照顾,黑发头,矮个子;但是进屋子的只有前面一个人,一进来就有一双看不见的手把门关上了。
  “请在外面把门锁上。”奥立佛·拉康叫道,接着他们听到了钥匙上锁的咔嚓声,“你认识乔治·史迈利的吧?”
  “是的,我认识。”那个人影从阴暗处向他们走过来时说,“我记得他曾经给过我一次任务,是不是,乔治·史迈利先生?”
  他的声音象南方人一样柔和,但没有疑问有殖民地的口音。
  “我是塔尔,先生。槟榔屿来的里基·塔尔。”
  炉火一闪,照亮了他半边脸上不自然的笑容,可是把眼眶却照成了一个空洞。“还记得吗,一个律师的儿子?你一定记得,乔治·史迈利先生,我的头一块尿布还是你给换的。”
  这时很奇怪,他们四个人都站着,彼得·吉勒姆和奥立佛·拉康在旁看着,好象教父教母一样,而里基·塔尔握着乔治·史迈利的手,握了一次又一次,最后为了拍照又握一次。
  “你好吗,史迈利先生?见到你真高兴。”
  他终于松开了乔治·史迈利的手,转身到指定给他的椅子。这时乔治·史迈利想:是的,遇到里基·塔尔这号人,这种事情很可能发生。遇到里基·塔尔这号人,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他想道,我的上帝,两小时之前我还在对自己说,我要在过去之中找逃遁。他感到口渴,心里想这可能是恐惧的缘故。
  十年?十二年以前?这天晚上他很难有什么时间观念。那时,乔治·史迈利的任务之一是审查新手:未经他点头认可,谁都不能入选,未经他在课程表上签字,谁都不能受训。冷战正激,剥头皮的人员供不应求,圆场在国外的常驻人员奉比尔·海顿之命物色人选。雅加达的斯蒂夫·麦克尔沃提出了里基·塔尔。麦克尔沃是个老手,以航运代理商为掩护,他看到里基·塔尔喝醉了酒,怒气冲天地在码头上到处找一个抛弃他的姑娘,名字叫做罗斯。
  据里基·塔尔自称,他同一伙比利时人搞在一起,在岛屿和北方海岸之间走私枪枝。他不喜欢那些比利时人,对走私枪枝也感到厌倦,尤其叫他生气的是,他们偷走了他的姑娘罗斯。麦克尔沃估计他可以接受纪律的约束,年纪也轻,可以把他训练出来,干那些剥头皮的勾当,他们平时躲在阴郁的布里克斯顿学校围墙后面,必要的时候出来干那种暴力勾当。在经过了必要的调查以后,他们把里基·塔尔送到新加坡复查,然后又送到沙拉特的训练所三查。这时乔治·史迈利插手进来,担任一系列面谈审查的主持人,这种审查有时是很不客气的。沙拉特训练所是个训练所,但地方很宽敞,还可以充其他用途。
  里基·塔尔的父亲是住在槟榔屿的一个澳大利亚牧师。母亲是战前从布拉德福德跟着一个英国剧团到东方去的小演员。乔治·史迈利还记得,做父亲的天性好传播福音,常常在当地的教堂里讲道。做母亲的在英国有犯罪的记录,不过不严重,里基·塔尔的父亲大概不知道,要不,知道了也不在乎。战争爆发时,为了年幼的儿子,夫妇俩疏散到了新加坡。几个月以后,新加坡陷落,里基·塔尔就在樟宜监狱里在日本人的监视下受教育。在樟宜,做父亲的遇人就传播上帝的福音,如果日本人不迫害他,同他一起关着的人也会乐意代劳。解放后一家三口回到槟榔屿。里基想读法律,但次数更多的还是触犯法律,做父亲的一时生起气来,狠狠地揍了他一顿,想把他的灵魂中的罪恶打掉。里基·塔尔离家出逃,到了婆罗洲,十八岁就成了个正式的枪枝走私贩,在印度尼西亚群岛周围无险不冒,麦克尔沃就是在这时候遇到他的。
  等到他从训练所毕业时,马来半岛的紧急状态巳经失效。里基·塔尔给送回去打进枪枝走私贩中间去。他几乎一去就碰到了他的比利时老朋友。他们为给共产党运送枪枝忙也忙不过来,顾不上问他这一阵子上哪儿去了,而且他们正好缺少人手。里基·塔尔为了要侦知他们的联系,给他们送了几次货,然后在有一天晚上把他们都灌醉了,打死了四个,其中包括罗斯,放火烧了他们的船。他在马来半岛混了一阵子,又完成了一两次任务,就被召回到布里克斯顿,重新训练了一下后,被派到肯尼亚去担任特殊任务,用不那么装腔作势的话来说,狩取茅茅领赏。
  到肯尼亚以后,乔治·史迈利有一阵子就没有听到他了,但是有一两件事深入他的记忆,因为这一两件事很可能成为丑闻,得报告给老总。那是在1964年,里基·塔尔被派到巴西去,向一个境况很困难的军备部长进行贿赂。里基·塔尔搞得太露骨了,那位部长害怕起来,向报界透露了风声。当时里基·塔尔用的是荷兰人的名义,这事谁都不知道,可是却给荷兰谍报机关知道了,他们很生气。一年以后在西班牙,里基·塔尔根据比尔·海顿所提供的线索,知道有一个波兰外交官给一个舞女迷了心窍,便向他进行讹诈——用剥头皮组的行话来说,叫火烧。第一次收获不错。里基·塔尔受到嘉奖,还得了奖金。但是他回去进行第二次讹诈时,那个波兰人向自己的大使写了一封坦白书,就跳楼自杀了——不知是不是受到了怂恿。
  在布里克斯顿,他们常常说他是容易招祸的。当他们围着那低低的炉火坐下来时,从彼得·吉勒姆的尚未成熟但已衰老的脸上的表情来看,他们背后说他的话可能还要难听得多。
  “好吧,我想先坐下来再说。”里基·塔尔一边轻快地说,一边动作敏捷地坐了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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