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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巴汀顿车站附近的维多利亚式宅院,外表都粉刷得像豪华邮轮般雪亮,而内部却都像坟墓般阴暗。在这个星期六的早晨,西河苑也像其他宅院一样闪闪发亮,但通向瓦拉狄米尔住处的公共信道,一端被整堆烂床垫挡住,另一端则是一根破碎的船杆,像个边境的邮筒。
  “谢谢你,载我到这里。”史迈利很有礼貌地说,付了出租车费,在床垫前下车。
  他直接从汉普斯特德过来,膝盖都伸不直了。那个希腊司机整路都在谈塞浦路斯,出于礼貌,他必须在跳动的座位上屈身向前,才能在嘈杂的发动机声中,听见司机所说的话。瓦拉狄米尔,我们应该对你更好一些,他想,也注意到从阳台流下的污水,把人行道弄得脏污不堪。圆场对顶尖的人应该表现出更高的敬意。
  这是有关睡魔的事,他想。告诉他,我有两项证据,而且我会带来。
  他缓缓地走着,知道早晨是一天之中较宜外出,却不适合进入建筑之中的时间。巴士站排了一小队人。一个送牛奶的人正沿路送货,还有一个报童也是。一群栖陆的海鸥,在满溢出来的垃圾箱上优雅地觅食。如果海鸥都飞到了城市里来,他想,那么鸽子会飞到海上吗?穿过公共信道时,他看见一个摩托车骑士,骑着一辆附有挎斗的黑色公务车,在距路边石约一百码处停下他的坐骑。那人的一些神态让他想起送钥匙到安全公寓的信差——相同的专注稳定,即使隔了这么远的距离,充满敬意的亲切态度,几乎就是军人的那种模样。
  树叶落尽的洋栗树为柱状的门廊投下阴影,一只伤痕犹在的猫留神盯着他。门铃是三十年代的代表作,但史迈利没按,他只一推,那扇双扉门就毫不设防地开了。映入眼帘的是同样萧条的回廊,漆上鲜亮的颜色,以掩盖墙上的涂鸦;同样铺着油毡布的楼梯,像医院推车般嘎嘎作响。他记得这一切。什么也没改变,一切都不会改变。没有灯光开关,随着他越爬越高,楼梯愈加昏暗。为何谋杀瓦拉狄米尔的人没偷走钥匙?他很纳闷,每走一步,就觉得钥匙好像轻刺了他的臀部一下。也许他们不需要钥匙。也许他们已有了整套的钥匙。他走上一个楼梯平台,身体挤过一辆豪华的婴儿车。他听见狗的嚎叫,德文的早间新闻,共享厕所的冲水声。他听见一个孩子对着母亲尖叫,然后是一个巴掌声与父亲对孩子的吼叫声。告诉麦斯,是有关睡魔的事。这儿有着咖喱、便宜油炸食物和消毒水的气味。这气味表示有太多口袋不丰的人挤在一起呼吸着太过稀薄的空气。他也记得这个。什么也没改变。
  如果我们对他好一些,这一切就不会发生,史迈利想。被忽视的人太容易被杀了,与欧斯特拉柯娃的想法不谋而合。他还记得他们带他到这里来的那一天,主教史迈利,邮差托比·伊斯特哈斯。他们开车到希思罗(伦敦的国际机场)去接他:托比这个协调人,满身江湖色彩,他就是这样说自己的。尽管托比车开得像风一样快,但他们还是几乎迟到。飞机已抵达。他们赶到闸门,他已在那儿:满头银发,威仪堂堂,一动也不动地矗立在入境区的临时信道上,无视其他凡夫俗子从身边呼啸而过。他记得他们郑重其事地拥抱——“麦斯,我的老朋友,真的是你吗?”“是我,瓦拉狄米尔,他们又把我们凑在一起了。”他记得托比带着他们穿过移民局宽阔的后信道,因为愤怒的法国警方在丢出这位老兄之前,没收了他的证件。他还记得他们在史考特店里吃饭的情景,他们三个一起,这位老兄意气风发,不仅喝了很多酒,也高谈阔论他们都知道他不会有的未来。“这次又是莫斯科,麦斯。或许我们对睡魔也还有机会呢。”第二天,他们去找公寓。“只是让你看看一些可能性,将军。”托比·伊斯特哈斯解释说。那时正值圣诞节,年度的再安置预算已用罄。史迈利向圆场的财务处求援。他游说拉康和财务处,希望追加预算,但徒劳无功。“一剂现实的药,可以让他脚踏实地。”拉康宣称,“运用你对他的影响力,乔治。这是你的任务。”第一剂现实之药,是位于肯辛顿的一个妓女窝。第二个是靠近滑铁卢车站,俯瞰铁道分辙场的房子。西河苑是他们看的第三幢房子。当托比领头带他们吱吱嘎嘎走上相同的楼梯时,老头子突然停住脚步,把他白发斑驳的大头往后一靠,夸张地皱起鼻子:
  噢,如果我饿了,只消往走廊一站,吸一口气,肚子就不饿了!他用口音浓厚的法文说。这样一来,我一整个星期都不必吃东西了!
  在当时,即使是瓦拉狄米尔都猜想他们会永远抛弃他。
  史迈利回到现在。他继续往上爬,注意到下一层有乐音流泻出来。一扇门里以最大的音量播放着摇滚乐,另一扇门后则传来西贝流士(Sibelius)的音乐,还有培根的香味。从窗户外望,他看见两个人在洋栗树下闲荡。他进门时,那两个人已不在那里。团队是会这样做的,他想。只要有外人进入,团队就会部署哨站。另一个问题是,这是谁的团队?莫斯科的?督察长的?索尔·恩德比的?在路较远的那一头,那个高个子摩托车骑士抱了一叠画报,坐在车上读着。
  史迈利身边的一扇门打开来,一位穿着晨袍的老妇人,肩上抱了只猫,走了出来。在她还没开口之前,他已从她的呼吸中嗅到昨夜的酒味。
  “你是个小偷吗,亲爱的?”
  “恐怕不是,”史迈利笑着回答,“只是个访客。”
  “虽然如此,问一问还是好的,对不对啊?亲爱的。”她说。
  “这倒是真的。”史迈利礼貌地回答。
  最后一段楼梯既陡又窄,靠着斜面上射进来的微弱天光照明。顶楼有两扇门,都关着,也都很窄。其中一扇门,正面贴有一张打字的通告:“V·米勒先生,翻译”。史迈利还记得当时对瓦拉狄米尔化名的争论,他已成为伦敦人,必须保持低调。“米勒”没有问题。出于某些原因,这位老兄觉得“米勒”很气派。“米勒,很好。”他说,“米勒,我喜欢,麦斯。”但“先生”可就不妙了。他坚持要用“将军”,然后退而求其次地要求用“上校”。但史迈利以主教的身份,在这个问题上绝不让步。比起伪称的邪恶军队阶级,“先生”所引起的麻烦要小得多,他命令道。
  他大胆地敲门,他知道轻声敲门比用力敲门更惹人猜疑。他听见回音,此外什么都没有。他没听见足球的声音,没有声音突然冻结的迹象。他从投信孔里叫着“瓦拉狄米尔”,仿佛是个来访的老友。他从那串钥匙中挑出一把来试开门锁,转不动,他又试另一把,转开了。他走进房里,关上门,等待着什么东西从背后袭击他的头,但他宁愿一枪轰上脸,头骨迸裂。他觉得头昏,赫然发现自己屏住呼吸。相同的白色油漆,他注意到,监狱似的空无一物,完全没变。依旧是寂静得出奇,像个电话亭;依旧混杂着各种气味。
  这是我们站的地方,史迈利记得——我们三个,在那天下午。托比和我自己就像拖船一样,拉着我们之间的老战舰。不动产经纪人的介绍里说这是“阁楼”。
  “没指望。”总是第一个开口的托比·伊斯特哈斯以带匈牙利腔的法文说,他已转身开门,准备离开。“我觉得糟透了,我的意思是,我应该先来看上一眼的,我真是个白痴。”瓦拉狄米尔没有动静,托比说:“将军,请接受我的道歉。这真的是太无礼了。”
  史迈利也加上自己的担保。我们可以为你做得更好,瓦拉狄,好得多,只要我们坚待到底。
  但老人的眼睛望向窗外,就像史迈利现在一样,望向栏杆外林立的烟囱顶管,与层层叠叠的瓦砌山形屋顶。突然,他用戴了手套的手掌拍着史迈利的肩膀:“你最好把钱省下来对付莫斯科那些猪猡,麦斯。”他建议说。
  泪水淌下双颊,但脸上的微笑依然坚定,瓦拉狄米尔继续凝望着莫斯科的烟囱,怀抱着有朝一日再度生活在苏联天空下的褪色梦想。
  “到此为止。”最后他以法文下令道,仿佛下达坚守最后防线的命令。
  一张狭小的睡椅靠墙摆放,一只烹调铃放在窗沿上。从油灰的气味,史迈利猜想老人努力靠自己维持房间的洁白,用油漆去除房间的湿气填补裂缝。在他用来打字与吃饭的桌上,放了一部老旧的雷明顿打字机与两本破旧的字典。他的翻译工作,他想,一些微薄的额外收入,贴补他的养老金。他手肘往后扶背,仿佛脊椎有毛病似的,史迈利尽力克制自己激荡的心绪,代之以惯常面对死去情报员的固定仪式。一本爱沙尼亚《圣经》放在床边的松木置物柜上。他仔细地查看置物柜内部,然后整个翻倒过来,搜寻纸张或照片的踪迹。从拉出的橱柜抽屉里,他找到一瓶提振性功能的回春药丸,和三个嵌在铬条上的红军英勇奖章。要掩饰的何其多,史迈利想,不禁怀疑,瓦拉狄米尔和他那许多情妇们到底如何能挤在这么小的一张床上。一张马丁·路德的画像挂在床头。旁边是一张彩色照片,名为“古老塔林的红屋顶”,瓦拉狄米尔一定是从什么东西上撕下来,贴在硬纸板上。第二张照片是“卡萨利海岸”,第三张是“风车与倾圮的城堡”。他仔细地查看每一张照片的背后。床边的灯吸引了他的目光。他试试开关,发现不亮之后,他拔下插头,旋下灯泡,搜寻木头底座,但一无所获。只是个坏掉的灯泡,他想。外面突然传来一阵悲鸣,让他急忙后退,背抵墙边,但一镇定下来,他就发现,那不过是陆生海鸥的叫声——那一整群定居在烟囱管周遭的移民。他的目光再次越过栏杆,望向街道。那两个闲荡的人已经离开。他们正走上来,他想,我先发制人的优势已经结束了。他们一定不是警察,他们是刺客。那辆有着黑色挎斗的摩托车,就那样停在那,无人看管。他关上窗户,心想,不知有没有专为死去情报员所设的英灵殿,让他可以和瓦拉狄米尔相聚,弥补一切;他告诉自己,他已活过漫长的一生,这正是结束的时刻。但有那么一瞬间,他自己并不相信。
  桌子的抽屉里有空白的纸张,一个订书机,一支旧铅笔,一些橡皮圈,和最近一季的电话账单,还没付清,总额是七十八英镑,令他非常吃惊,以瓦拉狄米尔简朴的生活状态来说,这笔金额高得超乎常理。他打开订书机,什么也没发现。他把电话账单放进口袋,留待稍后研究,同时继续搜查。他也知道,这根本算不上是真正的搜查,真正的搜查得要三个人花上好几天工夫,然后才能确定地说他们已找到要找的东西了。如果说他找的是某些特定的东西,那么可能就是通讯簿或日记,或用来做这些用途的东西,就算只是一小张纸也好。他知道,有时候老情报员,即使是最顶尖的也一样,就像老情人;当岁月悄悄袭上身,他们会开始自欺欺人,原因是害怕权力离他们而去。他们假装仍拥有记忆中的一切,私底下却努力抓住青春活力,他们会暗地里写下一些东西,通常是用自创的密码,但对于熟知这套把戏的人来说,只消几小时,甚至几分钟,就可以破解开来。联络的姓名与地址,下属的情报员。没什么是神圣至善的。都是例行公事,会面的时间与地点、化名、电话号码,甚至是以社会安全号码与生日拼凑成的安全密码也一样。在史迈利的时代,他曾见过整个网络因此而陷入危险,只因为某个情报员不敢再信任自己的脑袋。他不相信瓦拉狄米尔会这样做,但什么事都有第一次。
  告诉他,我有两项证据,而且我会带来……
  他正站在老人曾称之为厨房的地方:瓦斯管环在窗台上,一个自制的小食品柜,上面钻了孔,以便空气流通。我们这种自己下厨的男人只能算是半吊子,他想像他卷起袖子,托出炖锅与煎锅,在辣椒与干红椒里忙得团团转。在屋里的其他任何地方——甚至在床上——你都可以让自己与世隔绝,读你自己的书,让自己相信离群索居是最好的事。但在厨房里,却充斥着犹有不足的刺眼迹象。半条黑面包,半条劣质香肠,半个洋葱,半瓶牛奶,半个柠檬,半袋红茶,半个人。
  他把所有能开的东西都打开来,他用手指探进干红椒里。他发现一片松脱的瓷砖,便剥了下来;他旋下煎锅的木柄。正准备拉开小衣橱时,他停了下来,仿佛再次倾耳聆听,但这一次,吸引他的是他眼中所见之物,而非他耳中所听见的声音。
  食品柜上有一整条高卢牌凯帕罗(法国烟名)香烟,这是瓦拉狄米尔在没有苏联烟抽时的最爱。香烟倒了出来,他注意到,并读着上面不同的文字。“免税品”。“滤嘴”。标示着“输出品”与“法国制造”。玻璃纸包装。他把烟拿下来。一条里原有十包,但有一包已不见了。在烟灰缸里,有三根相同牌子的烟蒂。在空气里,除了食物与油灰的味道之外,现在他也闻到了法国烟淡淡的香味。
  而且,口袋里没有半根烟,他回想。
  史迈利用两手握着蓝色的包装盒,缓缓转动,想了解其中隐含的意义。直觉——或更好一些,是浮出表面的潜在认知——让他立即感觉到,这香烟有些不对劲。不是外观。不是盒里塞进了小型照相机、高爆破力或软头子弹,或其他这类老掉牙的把戏。
  纯粹只是这条烟出现的地方,在这里而非其他地方,不对劲。这么新,一尘不染,一包不见了,三根烟蒂。
  而且,他口袋里没半根烟。
  他加快进行的速度,渴望着离开。这公寓太高了。太空虚,也太满溢。他越来越觉得有些东西无法连贯起来。他们为何不拿走他的钥匙?他拉开小衣柜,里头放着衣服和纸片,但瓦拉狄米尔这两样东西拥有的数量都不多。纸片大多是复印的小册,有俄文、英文,还有一些史迈利认为是波罗的海文字。一个卷宗夹放了集团在巴黎旧总部的来信,和一些写着“记得拉脱维亚”、“记得爱沙尼亚”、“记得立陶宛”字样的海报,想来是作为公开展示之用。一盒学校用的粉笔,黄色的,有几支已经不见了。还有瓦拉狄米尔珍藏的诺福克外套,从挂钩上掉落地板。外套之所以会掉下来,或许,是因为瓦拉狄米尔关上衣柜门时太匆忙了。
  而瓦拉狄米尔这么好面子?史迈利想。他的外表这么军人作风?却会把他最好的外套丢在衣柜地板上?或者,是另一双不如瓦拉狄米尔细心的手,没将外套吊回挂钩上?
  拾起外套,史迈利翻找口袋,然后挂回衣柜里。他用力摔上门,看看外套会不会掉下来。
  会的。
  他们没拿走钥匙,他们也没搜索公寓,他想。他们搜过瓦拉狄米尔,但依督察长之见,他们并未得逞。
  告诉他,我有两项证据,而且我会带来。
  他回到厨房,站在食品柜前,再次仔细地看了放在顶上的蓝色包装盒一眼。接着看着废纸篓。又看了烟灰缸,满怀悼念。接着是垃圾桶,只为了以防万一那包不见了的烟,可能揉成一团丢在里面。但没有,不知道为什么,他觉得有些欣慰。
  该走了。
  但他没走,没真的离开。接下来的十五分钟,史迈利竖起耳朵防范可能的干扰,到处挖掘探测,挪移复原,继续搜寻着松脱的地板,或架子后面可能会有的壁龛。但这一次,他希望什么都没发现。这一次,他希望确认什么东西都没有。一直到他勉强满意了,才悄悄地走到楼梯平台,锁上背后的门。在一楼的楼梯口,他遇见一个戴着GPO(邮政总局)臂章的临时邮差,从另一条走廊现身。史迈利碰碰他的手肘。
  “如果有要给六B的信,我可以让你省掉爬楼梯的麻烦。”他客气地说。
  邮差忙乱翻找,拿出一个棕色信封,盖着巴黎邮戳,日期是五天前,第十五区。史迈利偷偷放进口袋里。二楼的楼梯口,有一道只能从里向外开启的防火门。他拾级而上,心中作好盘算。他一推,门就打开来。他走下一道粗劣的混凝土楼梯,穿过天井,到一个废弃的马厩。他心中仍不断思考着遗漏之处。为何他们没搜索他的公寓?他觉得很纳闷。莫斯科中央,就像其他的庞大官僚体系一样,有一套固定程序。你决定杀一个人。所以你在他房子外面布设圈套,你派出定点岗哨盯住他的日常路线,你派出暗杀团队,你杀了他。这是标准的做法。那么,他们为何没有搜索他的公寓呢?——瓦拉狄米尔,一个光棍,住在一间陌生人来来去去的建筑里——为何在他采取行动时他们并未布设圈套?因为他们知道他会带在身上,史迈利想。至于对尸体的搜查,督察长觉得如此草率的搜身,有没有可能是他们不是受到阻挠,而是已经找到他们想要的?
  他招了一部出租车,告诉司机:“切尔西的水滨街,请走国王街。”
  回家,他想。泡个澡,好好想一想。刮胡子。
  告诉他,我有两项证据,而且会带来。
  突然,他倾身向前,敲着玻璃隔屏,改变了他的目的地。出租车一回转,高个子的摩托车骑士在车后紧急煞车,并下车若无其事地把他那辆大型的黑色挎斗摩托车转进对面的巷子。一个行人,史迈利想,窥伺着他。一个行人,推着载茶的手推车。像个官方的随扈,弓着背,伸展开手肘。摩托车骑士尾随他们穿过卡姆登水门外闸,然后,仍保持固定的距离,缓缓爬上山丘。出租车停下来,史迈利倾身向前付了车费。就在此时,那个庞大的黑影从他们身边若无其事地驶过,一条手臂从手肘举起,行了个夸张的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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