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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迈利的人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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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六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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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俗语说,每一个秘密行动,等待的日子都要比在天堂的时间多。对乔治·史迈利和托比·伊斯特哈斯来说——尽管两人的态度并不相同——从星期日傍晚到星期五之间的日日夜夜似乎数之不尽,而且绝对与来生无关。
  他们并不完全遵守莫斯科规则,托比说,反而是严守乔治的战争规则。星期天晚上,他们两人都换了旅馆,也换了身份。史迈利撤退到旧城区一家附家具的出租公寓——雅卡,而托比则搬到城外一家糟糕透顶的汽车旅馆。自此而后,他们利用事先约定顺序的公共电话亭互通消息,如果需要见面,就选择人潮拥挤的公共场所,一起走一小段路,然后各奔东西。托比决定改变他的作息,尽可能不用汽车。他的任务是继续监视格里高利耶夫。一整个星期他都紧抱着先入为主的观念,认定格里高利耶夫享受过豪华的告白飨宴之后,一定会想再享用一回。为了防范于未然,他尽量看紧格里高利耶夫,但要完全紧迫盯人简直就是噩梦一场。例如,格里高利耶夫每天早晨七点四十五分离开家,走五分钟的路到大使馆。很好!托比就要安排一辆车在七点五十分准时通过那条街。如果格里高利耶夫用右手提公文包,托比就知道一切平安无事。但如果用的是左手,就代表“紧急状况”,必须在艾尔芬诺宫的花园里紧急会面,并从城里撤退。星期一和星期二,格里高利耶夫都只用右手提公文包走完全程。但星期三,天下着雪,他想把眼镜擦干净,因此停下来掏手帕,结果,托比一眼就看见公文包在左手,但当他火速在路口回转回来确认时,却看见格里高利耶夫像个疯子似的露齿微笑,对他摇着右手的公文包。据托比自己的说法,他简直要“心脏病发作”了。第二天,关键的星期四,托比和格里高利耶夫到城外的小村阿曼丁根,在车里会面,让两人可以面对面晤谈。一个小时之前,信差克拉斯基来过,带来卡拉的本周指令,托比看见他进到格里高利耶夫的住处。莫斯科来的指令呢?托比追问。格里高利耶夫心情恶劣,还有点儿醉意。他要一万元才愿意交出那封信,托比很火大,当场威胁要揭发格里高利耶夫,他威胁说要以公民的身份逮捕他,直接扭送警察局,控告他伪持瑞士国籍,滥用外交身份,违反瑞士税法,还有其他十五种罪名,包括好色与间谍罪。这招威胁恐吓的做法果然奏效,格里高利耶夫拿出信。信已经过处理,在每一行之间出现了秘密书写的文字。托比照了几张照片,然后交还格里高利耶夫。
  当晚稍后,在乡间的一间小旅店里,托比把卡拉的信拿给史迈利看。卡拉从莫斯科送来的问题,充满了恳求的意味:“……多报告亚莉珊卓的外表与心理状态……她意识清楚吗?她笑了吗?她的笑是开心或悲伤?她个人的卫生习惯好吗?指甲是否干净,头发是否梳整?医师最近的诊断如何?他建议做其他的治疗吗?”
  格里高利耶夫在阿曼丁根会晤中的失神,并非因为克拉斯基,并非因为这封信,更非因为写信的人。他说,他在签证部门工作的女朋友,直率地追问他每周五的行踪,这让他沮丧,酒醉。格里高利耶夫只能含含糊糊地回答,但他怀疑她是莫斯科的间谍,可能是教士所布的线,或者,更坏的情况,是来自苏联安全部门其他令人闻之丧胆的单位。托比听到这件事时,也同意他的看法,但觉得并没有说出口的必要。
  “我告诉她,我不能再和她做爱,除非我能完全信任她。”格里高利耶夫一本正经地说,“我也无法决定,是不是应该带她一起到澳大利亚展开新生活。”
  “乔治,这是个疯人院!”托比气急败坏地对史迈利说,此时史迈利正研究着卡拉那些热切恳求的问题,尽管是用俄文写的,“我的意思是,我们还能让水坝撑住多久不溃堤?这个家伙根本是疯子!”
  “克拉斯基什么时候回莫斯科?”史迈利问。
  “星期六中午。”
  “在他离开之前,格里高利耶夫必须安排和他再见一面。他要告诉克拉斯基,说有特别的信息要交给他。很紧急。”
  “当然,”托比说,“当然,乔治。”就这样。
  乔治心里在想什么?望着他再次消失在人群中,托比不禁纳闷。非常怪异,卡拉给格里高利耶夫的指令,似乎让史迈利很消沉。“我就处在一个彻头彻尾的疯子和一个非常沮丧的人之间。”这是托比自己的评论。
  托比至少还有老板与手下的反复无常可以烦恼,相形之下,史迈利就没有什么具体的事可以打发时间,这可能就是他的问题。星期二,他搭火车到苏黎世,在高级餐厅克罗纳霍尔,悄悄地和奉索尔·恩德比之命从伦敦飞来的彼得·吉勒姆吃了一顿饭。他们无法畅所欲言地讨论,但不全是因为安全的缘故。吉勒姆承认自己在伦敦时与安恩谈过,所以也很热心地想知道是否有消息要带回去给她。史迈利冷冰冰地说没有,他的厉色斥责让吉勒姆没齿难忘。下一次——他拐着弯说——或许吉勒姆可以行行好,别插手管他的事。吉勒姆急忙把话题转回公事。关于格里高利耶夫,吉勒姆说,索尔觉得把他卖给美国表弟,要比留在沙拉特好。乔治觉得如何?索尔的看法是,资深的苏联投诚者,能在华盛顿给表弟提供更有用的帮助,即使他并没有什么内情可说;这样说来,格里高利耶夫如果留在伦敦,只不过糟蹋了一坛即将酿成的醇酒。乔治觉得如何,说真的?
  “说得也是!”史迈利说。
  “索尔也很想知道,你星期五的计划是不是绝对必要?”吉勒姆说,显然颇不情愿。
  史迈利拿起餐刀,盯着刀刃。
  “对他来说,她比事业还重要。”最后他说,语气难掩消沉讥讽,“他为她偷窃,他为她说谎,他为她冒生命的危险。他必须知道,她的指甲是不是干净、头发有没有梳。难道你不觉得我们欠她一面之缘吗?”
  欠谁?吉勒姆飞回伦敦去报告时,非常焦虑地想。史迈利指的是他欠自己吗?或者他指的是欠卡拉?但他非常谨慎,没拿他的这些推论向索尔·恩德比夸耀。
  远远望去,这里原本可能是一幢城堡,或者是坐落于瑞士酒乡山顶的小农场,塔楼耸立,护城河围绕,穿过有顶盖的桥梁才能进到内院。近看,外表却更具实用性,有着焚化炉、果园,和现代化的别馆,一排排小小的窗户开在高处。在村庄边上,有一块通向此处的指示牌,赞扬此地环境清幽,设备舒适,员工热忱。所属的团体是“跨教派的天主教通神论者”,专收外国病患。古老、沉重的雪花堆积在原野与屋顶上,但史迈利开车行经的道路却很干净。这天,一切都是洁白的,天空与飞雪融为一体,幻化成不可名状的虚无飘渺。门口传达室里,一个执拗的门房当着他的面打电话,获得某人的许可之后,才挥手让他通过。一块停车区标示着“医生”,另一区标示着“访客”,他停在第二区。他按下门铃,一个外貌平凡、穿着灰色修女服的女人来开门,还没开口就先脸红。他听见焚化炉的音乐,厨房瓶瓶罐罐的哐啷声,还有人的声音。这个房子铺的是硬地板,而且没有窗帘。
  “费莉希狄院长在等你。”贝缇杜德修女羞涩地低声说。
  一声尖叫就能响彻全屋,史迈利想。他注意到,种在盆里的植物都可望而不可即。在标示着“办公室”的门前,陪他进来的修女用力地敲了一敲,然后推开。费莉希狄院长是个高大、看来情绪激动的女人,眼中流露出令人不安的凡俗之气。史迈利在她对面坐下。一个华丽的十字架躺在她硕大的胸部。她一面说话,一面用肥胖的双手抚着十字架。她的德文说得很慢,很有气派。
  “那么,”她说,“那么,你是拉奇曼先生。拉奇曼先生是葛拉瑟先生的朋友,葛拉瑟先生这个星期略有微恙。”她把玩着这些名字,仿佛她也和他一样知道这些都是谎言。“他的微恙没有大碍,所以还能打电话,但他确实有恙,所以不能骑脚踏车。对吗?”
  史迈利称是。
  “别因为我是修女就压低你的声音。我们管理的是一间闹哄哄的房子,但没有人因此而变得比较不虔诚。你看起来很苍白。你感冒了吗?”
  “没有,没有,我很好。”
  “那你最好离葛拉瑟先生远一点,他患了感冒。去年我们有埃及型感冒,前年是亚洲型感冒,但今年厄运似乎是我们自己的。拉奇曼先生有没有证件,请容我这么问,可以证明他是谁?”
  史迈利递给她一张瑞士身份证。
  “拿来。你的手在发抖。但你没得感冒。‘职业:教授’”她高声念出来,“拉奇曼先生真人不露相。他是拉奇曼教授。他是哪一科的教授,请容我这么问?”
  “哲学。”
  “原来是哲学。葛拉瑟先生呢?他的职业是什么?他从来不对我透露。”
  “据我的了解,他在做生意。”史迈利说。
  “说一口完美俄文的生意人。你也能说一口完美的俄文吗,教授?”
  “啊哈,不行。”
  “但你们是朋友。”她递回身份证,“一位苏联裔的瑞士商人,和一位谦逊的哲学教授是朋友。这样啊。我们希望这段友谊获益良多。”
  “我们也是邻居。”史迈利说。
  “我们全都是邻居,拉奇曼先生。你以前见过亚莉珊卓吗?”
  “没有。”
  “被送来这里的年轻女孩,有各种不同的背景。我们有教女。我们有被监护人。侄女、孤儿、表妹、姨妈。各形各色。还有很多姐妹。现在多了一位教授。但你可能会觉得很惊讶,女儿竟是如此稀少。葛拉瑟先生和亚莉珊卓有什么亲戚关系?”
  “就我了解,他是欧斯特拉柯夫的朋友。”
  “欧斯特拉柯夫先生人在巴黎,但从不露面。还有欧斯特拉柯娃夫人,也不露面。而今天,葛拉瑟先生也没露面。所以你就知道,我们有多难掌握世事了,拉奇曼先生。我们自己都很难了解我们是谁,又如何能告诉她们,她们是谁呢?你和她在一起一定要很小心。”铃声响起,宣告午休时间结束。“有时候,她活在黑暗中。有时候,她又看见太多。无论哪一种情况,都很痛苦。她在苏联长大。我不知道为什么。那是个错综复杂故事,充满对立,充满鸿沟。如果这不是她病症的成因,也一定是,请允许我们这样说,主要的骨架。你该不会认为葛拉瑟先生是她的父亲吧?”
  “不,不会。”
  “我也不这么认为。你见过从不露面的欧斯特拉柯夫吗?你没见过。从不露面的欧斯特拉柯夫存在吗?亚莉珊卓坚持说他是个幻影。亚莉珊卓有完全不同的出身背景。嗯,我们很多人都是。”
  “我可不可以请教一下,你是怎么跟她提起我的。”
  “就我所知的一切。其实我根本一无所知。你是安东叔叔的朋友,但她根本不承认那是她的叔叔。安东叔叔生病了,这个消息可能让她很高兴,也有可能让她非常担心。我告诉她,她父亲希望有人每周来探望她,但她告诉我,她父亲是个土匪,在深夜把她母亲推下山去。我叫她要说德文,但她可能还是觉得说俄文最好。”
  “我了解。”史迈利说。
  “那么,你很幸运。”费莉希狄院长回道,“我就没这么运气了。”
  亚莉珊卓走进来。起初,他只看见她的眼睛:如此清澄,如此不设防。在他的想像中,他曾勾勒过她的形象,不知为何,他觉得她应该比较高大。她的双唇中心饱满,两端纤细,太过灵巧;而她的微笑闪烁着危险的光芒。费莉希狄院长叫她坐下,用俄文说了几句话,在她淡黄色的头发上亲了一下。费莉希狄院长离开房间,他们听见她走下回廊时,钥匙叮当作响,还用法文大声咆哮,要修女把脏乱清理干净。亚莉珊卓穿着绿色的长袖袍子,袖子卷起到手肘,肩上披着开襟毛衣,像是披风似的。衣服看起来像是挂在她身上,而不是穿在身上,仿佛有人帮她着装来赴会。
  “安东死了吗?”她问,史迈利注意到,她脑中所想的事,很自然地流露在表情上。
  “没有,安东得了重感冒。”他回答说。
  “安东说他是我叔叔,但他不是。”她解释说。她的德文非常好,他想,除了卡拉曾告诉格里高利耶夫的,她母亲有德国血统之外,她是不是也遗传了父亲的语言天分,或者两个原因都有。“他也假装他没有车。”就像她父亲以前曾做过的一样,她不带任何感情、不作任何承诺地盯着他看。“你的单子呢?”她问,“安东每次都带一张单子。”
  “噢,我的问题记在脑子里。”
  “没有单子,不准问问题。我父亲禁止别人问脑子里的问题。”
  “谁是你父亲?”史迈利问。
  刹那间,他又只看见她的眼睛,从最隐秘孤独之处,凝望着他。她从费莉希狄院长桌上拿起一卷思高牌胶带,用手指轻划过光滑闪亮的表面。
  “我看见你的车。”她说,“‘BE’代表伯恩。”
  “是的,没错。”史迈利说。
  “安东的车是哪一种?”
  “奔驰。黑色的。很豪华。”
  “他花了多少钱?”
  “他买的是二手车。大概花了五千法郎,我可以想像得到。”
  “那他干吗骑脚踏车来这里看我?”
  “也许他需要运动。”
  “不是,”她说,“他有秘密。”
  “你有秘密吗,亚莉珊卓?”史迈利问。
  她听见他的问题,微微一笑,点了好几次头,仿佛是对着远处的人。“我的秘密是,我叫塔蒂亚娜。”
  “很好的名字。”史迈利说,“塔蒂亚娜。这个名字怎么来的?”
  她扬起头,对着墙上的圣像粲然一笑。“不准提这个名字。”她说,“如果你提到这个名字,不会有人相信你,只会把你关进疗养院。”
  “但你已经在疗养院里了。”史迈利指出。
  她的声音并没有提高,只是加快了。她仍然动也不动,在遣词造句之间似乎连喘息都没有。她的清醒和礼貌令人敬畏。她很敬佩他的亲切,她说,但她知道他是个极度危险的人,比老师和警察都来得危险。卢迪医生捏造了财富、监狱和许多聪明的论调,足令世界依赖谎言而运转,她说。费莉希狄院长太亲近上帝了,她不了解上帝其实就像马一样,需要人骑、脚踢,才能把你带向正确的方向。
  “但你,拉奇曼先生,代表了当局的宽大为怀。没错,我怕你是如此。”
  她叹口气,给他一个疲倦的宽容微笑,但当他低头看着书桌,却看见她握住自己的拇指,猛力后扳,像要折断似的。
  “也许你是我的父亲,拉奇曼先生。”她带着微笑说。
  “不是,哎,我没有小孩。”史迈利回答说。
  “你是上帝吗?”
  “不是,我只是一个普通人。”
  “费莉希狄院长说,每一个普通人,都有一部分是上帝。”
  这一次,换史迈利沉吟良久才回答。他张开嘴,却又不知为何迟疑地闭上。
  “你应该要问我,我是不是觉得好些了。”
  “你觉得好些了吗,亚莉珊卓?”
  “我的名字是塔蒂亚娜。”她说。
  “那么,塔蒂亚娜觉得怎么样?”
  她笑起来。她的眼睛充满愉悦的光彩。“塔蒂亚娜的父亲太过重要,无法存在。”她说,“他控制了整个苏联,但他不存在。别人逮捕她的时候,她的父亲会作好安排,让她恢复自由。他不存在,但每一个人都怕他。塔蒂亚娜也不存在。”她又加上一句,“这里只有亚莉珊卓。”
  “塔蒂亚娜的母亲呢?”
  “她被处罚了。”亚莉珊卓平静地说,她告白的对象是墙上的圣像,而不是史迈利,“她不顺从历史。也就是说,她相信历史走错了方向。她犯错了。人不应该尝试改变历史。只有历史能改变人。我想要你带我走,拜托。我想离开这间疗养院。”她两手狂乱地互斗,但仍对着圣像微笑。
  “塔蒂亚娜见过她的父亲吗?”他问。
  “一个小个子的男人常常看着孩子们上学。”她回答说。他等待着,但她没再多说什么。
  “然后呢?”他问。
  “从车里。他会摇下车窗,但他只看着我。”
  “你也看着他吗?”
  “当然。不然我怎么会知道他在看我?”
  “他长什么样子?他的态度呢?他微笑吗?”
  “他抽烟。放轻松,如果你想的话。费莉希狄院长偶尔也喜欢抽根烟。嗯,这很自然,不是吗?抽烟能镇静自我,我听说。”
  她按下铃;伸出手,按了长长的一声。他又听见费莉希狄院长钥匙的叮当声,从回廊朝他们走来,她的脚步声在门前暂停,打开门锁,听起来和世界上的任何一所监狱一样。
  “我想坐你的车离开。”亚莉珊卓说。
  史迈利付钱,亚莉珊卓看着他在灯光下一张张数钞票,和安东叔叔的做法一模一样。或许是因为意识到有麻烦,费莉希狄院长阻断亚莉珊卓专注凝神的视线,狠狠地盯着史迈利,仿佛她怀疑他行为不端似的。亚莉珊卓陪着他走到门边,帮助贝缇杜德修女开门,然后非常时髦地握着史迈利的手,抬起手肘前伸,屈下前膝。她想要亲吻他的手,但贝缇杜德修女不让她这么做。她看着他坐进车里;她开始挥手;车一开动,他就听到她近在耳边的尖叫声,看见她想要打开车门,与他一起上路。但贝缇杜德修女抓住仍然尖叫不己的她,往后拉进房子里。
  半个小时之后,在图恩上周观察格里高利耶夫造访银行的同一家咖啡馆里,史迈利将早已准备妥当的信交给托比。格里高利耶夫必须把信交给克拉斯基,今晚或其他约定的会面时间。
  “格里高利耶夫想要在今晚投诚。”托比反驳说。
  史迈利大声怒斥。他这一生从未如此,大声怒斥。他的嘴张开,大声怒斥,整个咖啡屋都为之震惊——吧台女侍从征婚广告中抬起头,角落里的四个牌友,至少有一个转过头来。
  “还不行!”
  接着,为了显示他已控制住自己的情绪,他心平气和地再说一次:“还不行,托比。原谅我,还不行。”
  史迈利通过格里高利耶夫送给卡拉的信,没有副本存在,或许史迈利原就有意如此,但信的内容倒无太大疑问,因为就这种卡拉喜欢称之为施压的艺术而言,卡拉自己就是个内行。史迈利会罗列赤裸裸的事实:亚莉珊卓是他的女儿,她已死的母亲有反苏联倾向;他佯称她是秘密情报员,以非法的手段安排她离开苏联,他盗用公家的钱与资源;他策划了两起谋杀,或许也导致了基洛夫被处死,一切都只为了保护他的犯罪计划。史迈利会指出,这些历历事证已然足够让卡拉在莫斯科中央的地位岌岌可危,必遭同僚的清算;倘若这一切果然发生,她女儿在西方的未来——她持伪造身份证居留——将极不确定,至少可以这么说。没有金钱来源,亚莉珊卓会终生流放,贫病交加,从一家公立医院转到另一家公立医院,没有朋友,没有文件,名下也没有一毛钱。最糟的情况是,她可能会被送回苏联,面对她父亲仇敌的无情报复。
  威胁之后,他施以利诱,就像二十年前他在德里提供给卡拉的条件一样——保全自己,到我们这边来,告诉我们你所知道的一切,我们就给你一个家。精彩回放,索尔·恩德比后来说,他喜欢用运动作比喻。史迈利答应给卡拉豁免权,让他不致作为瓦拉狄米尔谋杀案的共犯而遭起诉;而恩德比从德国联络处得到的消息也证实,他在奥图·莱比锡的谋杀案也有豁免权。毫无疑问,史迈利也保障了亚莉珊卓在西方的未来——医疗、照护,如果必要的话,也提供国籍。他是否故技重施,就像他以前在德里所做的一样?他是否诉诸卡拉的人性——现在已如此清楚呈现的人性?他是否增添了一些高明的调味料,用以减轻卡拉的羞愧,而且也了解他的自尊心,让他不致采取自我毁灭的行动?
  当然,他只给卡拉很短的时间作决定。卡拉一定很清楚,这也是施压的金科玉律:思考的时间是很危险的。除此之外,在这案子里,也有理由相信,思考的时间对史迈利而言也是危险的,虽然是基于完全不同的理由;他很可能在第十一个钟头突然心肠变软了。只有立即付诸行动,沙拉特口耳相传的要诀如是说,才能强迫猎物溜出套在身上的绳索,对抗与生俱来、或教化而来的种种冲动,毅然航向碧海蓝天。在这个案子里,这个说法或许同样适用于狩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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