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春天，八路军在北京宣武门外方壶斋胡同买了一所宅子，这所宅子相当气派，很大的院落当中坐落着两层半楼房，总共将近20间房子。楼上楼下，电灯电话，房间里还有洗浴设备和抽水马桶。这么气派的房子，花了多少钱才买到手呢？不多，才1700万元。
1700万，听起来不是小数目，可它不是人民币，而是法币。法币在1946年已经贬值得很厉害了，记得1946年春天，《解放三日刊》经费短缺，从冀热辽军区参谋长李聚奎手里申请了5两黄金，拿到市场上去卖，换了法币50万元，这说明10万法币才值一两金子，1700万法币只相当于170两金子。那时候的“两”是旧两，一两大约35克，170两不到6000克，搁到现在，这么多黄金无论如何不会超过200万元。花不到200万元就能买一所非常气派的花园洋房，说明解放前北京的房价真是便宜。
1946年3月，在北京西直门“厚生火柴厂”上班的工人，当月平均工资是法币两万元。照这个标准，该厂工人的人均年收入是24万元，只需要工作70年，就能买得起那幢别墅。时任《解放三日刊》记者的范元甄女士，刚从苏区的承德来到国统区的北平工作，上级给她定的薪水是法币38000元。照这个标准，她的年薪已经超过了45万元，工作不到40年就能把这幢洋房买下来。
厚生火柴厂工人的收入可以代表当时的蓝领，范元甄的收入可以代表当时的白领，无论蓝领还是白领，在当时买房似乎都不困难。然而范元甄并没有在北京买房，她一直住在单位；火柴厂的工人也没有在北京买房，他们当中的绝大多数都是一家五六口人挤在租来的一两间破瓦房里，人均居住面积还不到3个平方米。事实上从抗战胜利一直到1949年北京解放，北京市区超过80%的老百姓都在租房住，很少有人买得起房子。这里面有两条原因：
第一，当局印钱太多，法币贬值太快，广大上班族收入增长的速度始终落在物价的后面。
第二，房价收入比虽然低，人民攒钱的能力却非常薄弱，每月挣到的血汗钱除了买棒子面儿和交房租以外，已经所剩无几，甚至还要欠债，即使房子再便宜，也没有余钱去买。
所以，房价高低总是相对而言的，关键看你拿它跟谁比。比如说你拿解放前的房价跟当时的居民收入比，会认为那时房子很便宜；可是跟人民实际上的结余相比，就知道当时的房价遥不可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