唱反调富了

上世纪60年代，我在县里当农业技术员时，曾遇见过这样一件事。

一个生产队，它的工分值的高低，与队长的智慧有很大关系。在一个大队蹲点，发现第三生产小队的工分值比其他小队都高。领导这个生产小队的队长貌不惊人，且是个瘸子。

当地每个小队都种水稻，其他小队打完稻子就把稻草一分了事，这个小队却挖了一个地窖，成了稻草加工厂。他组织一些妇女，把稻草打成床垫，打成草包，加工以后的稻草价值成倍上升，在那个年代，成为队里的一项“大副业”，旁的生产小队都把稻草卖给他。

我问他：“你在种植业上并无特别技术，为什么你们会富裕？”他说：“除了搞点副业以外，没什么窍门，我常常是与公社领导唱‘反调’。譬如公社号召大家今年多种大白菜，我就不种，因为大家都种，明年白菜一定掉价。相反，公社要我们明年不要种啥，我非种；大家不种，我种，我的东西就成了稀罕东西，就贵。”

这位小队长没什么文化，但他用这种独特的方法对付当时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领导模式，旁的生产队只能自认倒霉的事，他们队却能从中得到好处。这样，第三生产队的社员们就比其他队的社员生活好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