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霸术”与“德政”(2)

清廷接受李鸿章关于减赋和革除大小户名目的意见，下令苏松太减三分之一，常州、镇江减十分之一，并严禁大小户，声称“傥仍有大户包揽短交等弊，即著该地方官执法严办，毋稍宽客”。

苏松太常镇五属减赋后，实际得利的主要是地主，而佃农虽应受益但并未“蒙其惠”，因为地主破坏了康熙四十八年有关蠲免钱粮的规定。据 1881年苏州士绅潘遵祁等披露：“同治三年，恩减漕粮，城中绅业，格外体恤，将业主应免十分之七，尽数蠲入佃户，而乡业将佃户应免十分之三，概行吞没入己”。这是农村地主公然藐视国法之一例。有的地主则采取阳奉阴违的态度，“声言减租，以虚额之数，亩减其三斗，故向止一石二斗而无增者，今亦一石二斗。而又将催甲等钱，增入一二升于其外。”

至于大小户名目，虽屡经谕禁，但并未革除，可谓名亡实存。以元和而言，官府公然设立两种征收钱粮的粮柜，“粮柜设于堂， 而又有所谓内柜者，则以堂柜为外柜”，“内柜可减成，犹大户也， 外柜则全完，犹小户也，特避其名耳”，“内柜皆绅及富室之强者， 其费省，外柜则富之懦老与乡里小户属焉。”李鸿章也供认：“苏松钱漕最重，自减赋改章后，大户仍不免包抗，州县更加苦累，此亦积重难返之势。”

由此可见，李鸿章虽然试图在政治经济领域有所作为，但因限于主客观条件而成效甚微，1865 年统治营垒中间就有人抨击李鸿章“战功虽著，而子惠未孚，百姓之流离者未尽收恤，地亩之荒芜者未尽开垦，不闻德政，惟闻厚敛。”有人拿左宗棠与李鸿章相比，断言“左公吏冶实胜李数十倍”。

李鸿章为了尽快地恢复和稳定封建统治秩序，除了在政治经济领域采取了相应的措施之外，还特别注意加强思想文化方面的工作，力图用功名利禄笼络知识分子，用“尊孔读经”“化民成俗”。

1864 年李鸿章在苏抚任内，根据苏州、太仓诸绅的要求，为便于士子参加岁考和科考，兴建苏州试院，派冯桂芬负责筹划， 并以苏州籍的宋代贤臣范仲淹勉励诸生，取名景范堂。他还特地撰写《苏州试院记》，以资纪念。

同年曾国藩奏准补行乡试，李鸿章作为江苏巡抚，例应轮派监临。他对自己能以皖人而监临江南乡试颇为得意，致函其师说：

“监临本无可诿，又蒙殷殷见属，而皖人谓程梓庭、杨安卿两先生后，续成佳话。”“科场事宜，承为经画周密，鸿章此行，殆如新妇回娘家之逸乐也。”他还作了《甲子仲冬监临入闱感赋七律四首》，以表达其难以抑制的兴奋心情。

除此之外，李鸿章还在苏州建复紫阳书院，改建正谊书院，分别聘请俞樾、冯桂芬主讲席，“课四书文、试帖如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