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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云霞满天

来源: 读者杂志 作者: 赵玫 时间: 2015-04-07 阅读:

羊 街

羊街的石板路坑坑洼洼,却一派江边古镇的幽雅。大约是因为少有人居住,黄昏时就显得格外宁静。很多院落 大门紧闭,据说白天是开放的。诸如恭请中研院史语所前来李庄的乡绅罗难陔就住在这条街上,也是他把房子拱手相让,供那些学术大师如李济、梁思永等在此落 脚。于是这些房子就成了某某名人的故居,进而是需要保护的“文物”;却又未能将那些人物有效地张扬开来,于是文物便也寂寞下来,桩桩往事伴着江水随风而 逝。

但是羊街依旧好,是我尤为喜爱的那种小街。鳞次栉比的房舍依次晃入眼帘,你会在那一砖一瓦中感受到年月的幽深。于是顺着羊街一路向前, 据说当年这里是富人的街道,“中央”来的“大人物”才会住在这里。想象着梁思永或李济每天穿过这条狭窄的街道,去往隔壁的张家祠堂研读他们真正的文物。

思永是思成同父异母的兄弟,只是今人已很少再提及他。他和徽因一样英年早逝,也和徽因一样在李庄患上了很严重的肺病。据说思永是梁启超 最看重的儿子,而他在中研院的地位似乎也比思成高。从中研院史语所留下的“留别李庄栗峰碑铭”中可以看到,思永的名字仅次于董作宾,而隔过三位之后才是思 成。梁思成堪称中国建筑之父,这其中是否有因妻而贵的因素?但反正他们兄弟二人均为学界翘楚,也都在1948年被国民政府选为首届院士。

梁思永1923年留学美国,思成因一场车祸迟去一年。思永在哈佛大学攻读考古学和人类学,毕业后即回国进入中研院史语所,从此开始了他 毕生的考古事业。他先赴黑龙江昂昂溪遗址独自考察,又在通辽发现了新石器时代遗址,尔后在殷墟的发掘中,大胆摒弃了“殷墟淹没说”,进而成功复原了殷墟遗 址。

便是这激情四射的田野考古,一寸寸地剥夺了思永的健康。而他又是一个情之所至忘我投入的科学家,于是慢慢地,那些致命的病灶开始蚕食他 的生命。李庄虽风景宜人,幽静清雅,但尽日不见阳光的阴冷却不宜休养生息,更何谈曾奔波于田野古穴之间的思永。不久思永卧床不起,以病弱之躯和愧疚之情, 向考古组长李济陈情不得不暂时放弃那些考古报告的撰写。尽管如此,这个人称“硬人”的书生只要一息尚存,便会挣扎着靠在病榻上继续工作,为着自己不懈追求 的学术理想。

梁家人在李庄可谓受尽折磨,人们回忆起那段多舛的时光,总会用到“贫病交加”这个词语。思永胃病、肺病并发,徽因患肺结核常年卧床,思 成车祸后脊椎的伤越来越重,甚至人们都怀疑他们能否活着走出李庄。傅斯年为他手下这些折损的精英痛断心肠,几次写信恳请政府救助梁氏兄弟,或者是祈祷天佑 骄子,让他们的生命坚守到了抗战胜利。尽管思永、徽因最终不曾逃脱英年早逝的残酷(他们于1954年、1955年先后离世),但他们毕竟活着并充满希望地 走出了李庄。

关于思永,一段后事令人感动。思永生前撰写的《安阳西北冈考古发掘报告》,因罹病而最终未能完成。此断稿随史语所运抵台湾,思永过世后 由去往台湾的弟子高去寻整理编辑。如此前后历时18年,高去寻最终将思永的未完稿铺衍成浩浩荡荡的八卷本。高先生为此付出的半生心血,似乎唯有“去寻”两 字可以告慰。据统计,以篇幅计,高去寻补写的部分已是原文的80倍之多,却仍以梁先生未完稿、高去寻辑补而署名。足见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的道德操守。后来高 去寻成为第五任史语所所长。

板栗坳

为着未能成行的板栗坳而有些微的惆怅,却给了自己一个再来李庄的理由。我在想望中描绘板栗坳的光景:这里应该是板栗树成林,而板栗树恰是一种质地刚硬的树种。于是史语所坐落于此,傅斯年的家亦坐落于此。

竹林间那些飞檐的房子总是很美,尽管年深日久,色泽晦暗。那个叫作栗峰书院的地方原本是张家宅院,史语所住进来后便真的书卷飘香了。

傅斯年1920年留学英伦,研读实验心理学,兼及物理、化学乃至数学。三年后转往柏林大学再读哲学、语言学。漫漫七年,不曾带回一张文凭,却被誉为留学生中最认真读书的。另一位是陈寅恪。由此可见傅斯年游学的理念,亦可见傅斯年务实而洒脱的个性。

将中研院搬来李庄,傅斯年可谓殚精竭虑。那时他除却担任中研院总干事,又是史语所的第一任所长。他奉命自昆明迁往川南,用他的话说,其 时甚为忙碌。他坐镇重庆,心系李庄。诸如租赁房舍、筹措钱粮、安置同仁、开展业务等等要务,均需一一过问。而斯年又特别富有责任心,以致终于病倒,让胡适 等好友甚为担忧。

在李庄期间,傅斯年为学术的进步可谓呕心沥血。如胡适所言,史语所实现了培根所讲的“集体研究的方法”。培根300年前的理想,到了100多年前才由世界上一些先进国家慢慢地做到,而傅斯年在中国做到了。

傅斯年为学术披肝沥胆,亦为困病中的学者奔走呼号,尤其那封上书时任中研院院长朱家骅的信,其情深意切,读来依旧感人肺腑。

骝先(朱家骅)吾兄左右:兹有一事与兄商量之。梁思成、思永兄弟皆困在李庄。思成之困是因其夫人林徽因女士生了肺病,卧床二年矣。思永 是闹了三年胃病,近忽患气管炎,一查,肺病甚重。梁任公家道清寒,兄必知之。他们二人万里跋涉,到湘,到桂,到滇,到川,已弄得吃尽当光,又逢此等病,其 势不可终日,弟在此看着,实在难过,兄必有同感。弟之看法,政府对于他们兄弟,似当给些补助,其理如下:一、梁任公虽曾为国民党之敌人,然其人于中国新教 育及青年之爱国思想上大有影响启明之作用;二、思成之研究中国建筑,并世无匹,营造学社,即彼一人耳。其夫人,今之女学士,才学至少在谢冰心辈之上;三、 思永为人,在敝所同事中最有公道心,安阳发掘,后来完全靠他,今日写报告亦靠他。忠于其职任,虽在此穷困中,一切先公后私。总之,二人皆今日难得之贤士, 亦皆国际知名之中国学人。今日在此困难中,论其家世,论其个人,政府皆宜有所体恤也。国家虽不能承认梁任公在政治上有何贡献,然其在文化上之贡献有不可没 者,而名人之后,如梁氏兄弟者,亦复少!二人所做皆发扬中国历史上之文物,亦此时介公所提倡者。弟平日向不赞成此等事,近日国家如此,个人如此,为人谋而 稍从权。今日徘徊思永、思成二人之处境,恐无外边帮助要出事,而帮助似亦有其理由也……

傅斯年如此来来回回,苦口婆心,洋洋千言,不过是要为梁氏兄弟及徽因讨得一点救命的钱。

傅斯年在学界多年,却总是遭逢动荡与战乱。他或者希望能有一片学术的净土,让学人们安下心来耕耘知识的田野。但抗战之后又是内战,让这些书生何以治学?尤其让傅斯年难以取舍的是,国民政府溃败后在去留问题上的艰难抉择,而傅斯年又已先行被国民政府任命为台湾大学校长。

在那个岌岌可危、去向难定的时刻,任何学人被逼迫着作出选择都是异常痛苦的。因为那不是简单的去留,而是对未来整个命运的选择。

傅斯年或者并不是通达之人,不可能轻易作出去留的决定。他在最后的时刻辗转反侧,尽管他已然亲自安排了文物过海。驻留南京的日子让他难分难舍,与胡适的彻夜长谈更让他意冷心灰。台湾弹丸之地,穷乡僻壤,而要离别的却是和他血肉相连的土地。

据说最后的时刻,傅斯年将自己关在房中三天三夜。打开门后,便决定先去台湾就职。或者这也算是旧时代知识分子的“愚忠”。不过他原先打算将所有家人统统带过海峡,临行前却突然退掉机票,将一些亲属留下。并且他坦言,我可能很快就回来。

然而傅斯年再没有回来。他在台湾不到两年便客死他乡。他是在接受台湾议会咨询时,突发脑溢血而溘然长逝的。他是死在自己坚守的治学原则和教育理想上。

胡适在写给傅斯年夫人的信中总结了他的一生:孟真的天才,真是朋友之中最杰出的,他的记忆力最强,而不妨碍他的判断力之过人。他能做第 一流的学术研究,同时又最能办事,他办的四件大事:一是广州大学的文学院(最早期),二是中央研究院史语所,三是北大的复员时期,四是台大,都有最大成 绩。这样的combination(结合)世界稀有……

胡适笔下的傅斯年,就是真实的傅斯年。

(黑兜兜摘自《作家》2010年第10期,本刊有删节,李 晨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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