闭眼深吸一口气，闻到风的味道，像果实味道的风。光滑的果皮、丰润的果肉、颗粒的种子。果肉在空中裂碎，种子有如打出的散弹，柔软地掐入裸露的手腕皮肤，留下鲜锐的痛楚。
对风有这样的感觉，是很久没有的事了。长期住东京，我已完全忘记五月的风，那种活生生的奇妙感觉。即使痛楚的感触，也会被人淡忘吧。陷入肌肤内的某种痛彻骨髓的寒冷，也渐渐被忘记了。
我就是如此-对于吹透在这条斜坡上，丰腴初夏的风-想向表弟说明什么，但还是放弃了。他才十四岁，从来没离开这块土地。对末曾经验失去的人，说明失落的感觉，是不可能的。我伸伸懒腰，左右摆摆头。昨夜喝威士忌一直到半夜，脑里的芯彷佛浸透了某种轻微酸痛的物质。
“嗨，现在几点？”表弟问我。我和表弟的身高差二十公分左右，他总是抬头看着我说话。
我望着手表，“十点二十分。”我回答。
表弟将我的左腕抓到自己面前，看着表面文字。数字从反面看，稍需一点时间。然后，他放下手腕。我再看一次着手表，还是十点二十分。
“手表，准确吗？”表弟问。
“准确。”我说。
他再一次拉过我的手腕看着表面。他的指头滑滑的，比外表看起来有力。
“这个手表很贵吗？”他问。
“不贵，很便宜。”我说。
他没有响应。我望着表弟，他嘴唇稍稍张开，呆望着我。从唇间可看到白色的牙齿，彷佛退化的骨头。
“很便宜啦。”我对着表弟的左耳大声重复道，“有时，便宜的反而准确。”表弟“嗯”地点头，开着嘴。我从口袋取出香烟，用打火机点火。表弟右耳失聪。小学 时，右耳被球击中，从此听不见了。不是那种完全听不见的耳聋，而是隐约听得见的状况。有时可以听清楚，有时听不清楚，有时两边耳朵都完全听不见。根据他的 母亲，也就是我父亲的妹妹的说法，这是属于一种神经症。因为耳朵两侧神经平均分配，右耳的沉默，经常压溃左耳收到的声音，最后，沉默控制了全部的听觉。
我想他的失聪，与其说是外伤，不如说是心理因素。当然真相如何我不知道，在这八年间，他四处求诊的医师们也不知道。
“手表并不是越贵越准确，”表弟说，“我有一个很贵的手表，很不准确。后来不见了。”
“嗯。”我说。
“表炼有点松，不知不觉就掉了。”
他将左手举到空中。
“买不到一年就去了，就不再买给我了。从此我都没有手表。”
“没有手表不方便吗？”我衔着烟问。
“什么？”表弟说。
“会不方便吗？”我把香烟拿在手上，重新问一遍。
“也不会，”表弟说，“不会造成很大的不便。又不是住在山里，问人就可以知道时间了。而且是我自己把手表弄丢的，不是吗？”
“是吧。”我笑着说。
“现在几分？”表弟问。
“二十六分。”我说。
“公车几分会来？”
“三十一分。”我答。
他沉默一会，我把剩余的香烟吸完。
“戴着不准确的表走路也是很累的。有时没戴表反而好，”表弟说，“但我并不是故意丢掉的。”
“嗯。”我说。
表弟又沉默了。
我知道，我应该更亲切多和他说话，谈谈各种话题才好。但到底要说什么，我也不知道。我已经三年没看到他了。三年之间，他从十一岁变成十四岁，我从二十二岁 变成二十五岁。这三年间，我自己本身所发生的事情，经过一件件检点，我发现可以和这个少年说的好象一件也没有。但是每次我说话停顿不前，少年就会以悲哀的 眼神望着我，用心将健全的左耳倾向我。看到表弟这样的表情，总是使我坐立不安。
“现在几分？”表弟问。
“二十九分。”我说。
公车终于在十点三十二分到来。
跟我念高中时的通学公车比起来，这条路线的公车变得更新型了。驾驶座过大的窗玻璃有如除去机翼的轰炸机。为了确定起见，我细心阅读公车站牌号码和行程路线 表。不错，没问题。公车呼地停下来，打开了后面的自动车门。我和表弟以为是前门会打开，只好赶紧跑向后门，总算踏上梯阶。已经过了七年，真的是改变很多。
公车里比想象还拥挤。虽然没有乘客站着，却没有让我俩可以坐一起的位子。所以我们干脆站着，因为路程并不远。头一次看到这条路线的公车在这时间有这么多乘 客。公车是循环路线，从地铁车站开始环绕山手线道路，然后又回到同一个地铁车站。沿线没有什么特别奇特的景物。除了早晚搭乘的人潮，一直是最多只有两、三 位乘客。
但毕竟那只是我读高中时的情况，现在应该有些改变，才造成早上十一点也客满，和我无关就是了。
我和表弟站在公车最后方，各自抓着车上的拉环和支柱。公车好象刚启用，装潢很新。金属部分没有尘埃，座位的绒毛也很干净，新机械特有的气味飘在空气中。我 观察一遍，开始瞧着贴在车内的广告。不是喜宴场所、中古车广告，就是家具店等，地方性的店铺广告。还有婚姻介绍所、租借礼服店等广告。
表弟又抓我的手腕看时间。为什么他这么关注时间，我不太理解。其实并不急，也没有必须马上办理的事。医院预约时间是十一时十五分，大约还有三十分钟，时间充裕。
我把手表的表面朝向表弟，让他看个够。然后收回手腕，阅读贴在驾驶座旁的车资表，准备零钱。
“一百四十圆。”表弟算了一下，“到医院那一站，对吗？”
“对。”我说。
“有零钱吗？”他担心地问。
我把手上的零钱放在表弟手上。表弟仔细选了百圆、五十圆和十圆硬币，确定刚好两百八十圆。
“一共有两百八十圆。”他说。
“拿好。”我说。他点点头，左手紧握零钱。我看着车窗的风景，一幕幕眼熟的景色。虽然多出了几间新公寓、住屋和餐厅，大致上，街道的变化并没有超乎想象。表弟虽然和我一样看着车外风景，他的视线像探照灯一般移来移去，并没有固定的焦点。
公车连续经过三个站牌。我忽然注意到车内飘浮某种奇妙的气息。最先引起我的注意是说话的声音。有点奇妙的是，一种单一的调子。这么多乘客应该不至于同时间 一起说话；没有人特别大声说话，而是众人的声音彷佛从同一个来源，像被风吹成的雪堆一样凝固。那种音调对听觉产生了一种不自然的刺激。
我抓着拉环，旋转一下身体，假装不经意地浏览一番车内的乘客。我们的位置几乎只看得到乘客的背后，一眼望去，并没异样的感觉。相当平凡的客满公车。车子很新，并没有很特别的乘客。会不会是我的错觉？
我的四周坐着七、八个老人，正以细小声音各自说着话。有两个是女人。虽然听不清楚他们讲什么，但是从他们十分亲密的说话语气看来，可想而知，他们在讲一种 只有他们才懂的微妙话题。他们年龄约从六十岁到七十岁，每人都带着塑料制或帆布背包，各自放在膝上或挂在肩上。看起来要去登山。每人胸前还以安全别针配着 一小块蓝色丝带。都穿著休闲服和运动鞋。从运动鞋磨损程度看来，是经过长期使用。一般老人这样的装扮，总会令人有一种不调和的感觉，他们看起来却搭配得很 妥当。
奇怪的是，我记忆所及，这条公车似乎没有开往任何登山路线。公车爬上斜坡，穿过长长的住宅街，经过我读的高中，经过医院，绕一圈往下驶。并没有特别开往登山口。公车到达地势最高处，是一片新兴社区，也就是道路的尽头。他们可能要去哪里呢，我想不出来。
最可能的解释就是，老人们搭错了公车。虽然不清楚他们在哪一站上车，但这一带往山上缆车站的公车有好几条线，搭错路线的可能性不是没有。
还有一种可能是，说不定公车路线在我不知道的时候变更了。说不定这种可能性更高。因为我已经七年没有搭过这条路线的公车，老人们应该不会不小心搭错车才对。这样一想，我忽然不安起来，突然觉得车窗的风景和往昔不太一样。
这时，表弟仍盯着我。
“在这边等。”我低头对着他的左耳，“我马上回来。”
“怎么回事？”他露出不安的表情。
“不要紧，我去前面看一下停靠站，就来。”
我穿越车内信道，走到驾驶座后方，察看印得密密麻麻的路线图。
我先确认“28”号公车路线，找到我们搭乘的地下铁车站的站名，然后沿着路线一站站回溯，都是些熟悉的站名，路线完全和以前一样。我通学的高中名称、医 院、大型国民住宅，公车就在那里回转驶下斜坡，以同样的路线返回。没错，是他们弄错。我松一口气，摇摇头，回到表弟站着的地方。
这时我终于明白支配整个公车奇妙气氛的原因。除了我和表弟之外，公车乘客都是老人。他们背着登山背包，胸前都别着蓝色丝带。几个人正兴奋而焦躁地喃喃说 话。我握着支柱茫然望着他们。约四十个老人，气色不错，背脊挺直，脸色红润，有点非现实的奇妙感觉。也许那是因为，我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被一群老人包围的经 验，所产生的错觉。大概是吧。
我从车上信道返回车后。椅子上的老人只顾讲着彼此的话题，没人留意我的存在。我和表弟是车内唯一的异类，但好象谁都没有察觉，或许根本没人注意。
隔着信道，坐着两个身材小巧穿著洋装的老太婆，伸直两脚挡着信道。两人都穿很小号码的白色网球鞋。她们两只脚像波浪般上下缓缓摇晃。为什么两人要这样晃， 我不清楚。也许没什么特别的意味，只是这样好玩罢了。说不定是登山前的暖身运动。我避开挡着信道的两双网球鞋，返回车后位置。
看到我表弟才松了一口气。他右手拉着拉环，左手紧握零钱一直在等我。老人们彷佛只是围绕他身旁的一团模糊影子。不过在他们的眼里，像一团模糊影子的，也许是我们吧。我忽然想，对他们而言真正活着的是他们，我们两个才是幻觉。
“这班公车没错？”表弟不安地问。
“当然没错，”我保持自若，“我高中每天都搭这班车，不会错。”
听了以后表弟才安心。
我没说什么，只是让拉环支撑着体重，一边望着老人们。他们皮肤都晒得很黑，包括了后颈部。而且无例外的身材都很瘦。团体里没有掺一个肥胖的老人。男的大多穿法兰绒登山装，女的穿素雅的洋装。
他们属于什么团体，我猜不出来。也许是登山团体，也许是参加野餐健行活动。但是这里面的每一个老人，气质和打扮都实在太相似。有如从某种抽屉里被拿出来摆 在一起的样品。他们的容貌、体态、讲话方式、服装喜好，都很相似。并不是说没有个人特征。老人们还是有个别的强烈存在感。他们都很健康、血气充沛、皮肤晒 黑。每个人都很清洁，动作也俐落。只是存在他们之间，却仍有某种共同的调子。大概是社会地位、想法、行动方式、教养等等所混合起来。彷佛有一种微小的耳鸣 正支配着车内，不是那种让人不愉快的，而只是某种奇妙的耳鸣。
他们搭这辆公车去哪里？我很想问坐对面的老人，问他们要去哪里。又觉得这种想法似乎多余，又打消念头。老人们属于某正当的团体，应该没搭错公车。而且就算搭错，循环路线绕一圈后还会回到原来地点，似乎无需我管闲事。
“这次治疗会不会痛？”表弟似乎有点忧虑。
“不知道。”我说。
“你有没有看过耳科的医生？”表弟问。
我想想，不记得自己曾看过耳科医生。我看过很多医生，唯独没看过耳科，无法想象医生如何治疗耳疾。
“以前看会痛吗？”我问。
“也不是，”表弟说，“偶尔会痛。医生塞东西在耳朵里，还有洗涤耳朵时，会痛。”
“这次大概差不多吧。你妈妈说这次治疗方式应该不会改变很多。”
表弟叹口气，抬头望我，“治疗方式和以前一样的话就治不好了，是吧？”
“不一定，”我说，“这种事很难说。”
“就像拔软木塞一样？”表弟问。我看表弟一眼，他不像在嘲讽我。
“对象不同，感受也不同。稍微不一样的手法，也可能产生不同的意义。所以不要轻易放弃。”我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