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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的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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宇宙飞船着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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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尤妮·摩根失踪的那天晚上,雷亚正在卡斯泰尔斯一个叫蒙克的非法酒贩家里。这是一栋简陋、狭小的木板房,河水经常泛滥,泥渍一直蔓延到墙的一半高处。是比利·杜德带她来的。比利在大桌子的一头打牌,桌子另一头,有人在聊天。在房间的一角,煤油炉子旁边有把摇椅,雷亚就远远地坐在那把摇椅上。
  “自然的召唤,没错,可以说是自然的召唤。”一个男人说,他之前说了关于拉屎的事。另一个男人叫他注意用词。没人往雷亚这边看,但她知道那人说这话是因为她。
  “他走到石堆上,去响应自然的召唤,心想要是手边能找到点成片的东西多好,尽管他并不抱多大希望。他看到什么了?到处都是,一张一张的,到处都是这东西。要的就是这个!满地都是。他捡起一张放到口袋里,心想下次都够用了。他没再多想,返回营地。”
  “他是在部队里吗?”有人问。这人雷亚认识,他给学校的人行道铲雪,整个冬天都是。
  “怎么这么说?我没说在部队啊!”
  “你说营地,军营。”铲雪的那个人说。他叫丁特·梅森。
  “我从来没说军营。我说的是伐木营地,在魁北克省北部。那么大老远的地方,部队跑去干吗?”
  “我以为你说的是军营呢。”
  “有人看到他捡回来的东西。那是什么?这个嘛,他说,不知道。从哪儿捡的?地上。那你觉得是什么?嗯……我不知道。”
  有人说:“听着很像石棉。”这人雷亚也面熟。他以前是老师,现在卖无水烹饪用的锅碗瓢盆。他有很重的糖尿病,据说阴茎头上永远都有那么一粒糖,结晶的。
  “石棉,”讲故事的男人说,一副不太高兴的样子,“他们在那儿开采出了全世界最大的石棉矿,发了大财!”
  丁特·梅森又大声说:“找到石棉的那个人可没发财。信我的,他没发财。事情从来都是这样,发现的人发不了财。”
  “也不一定。”讲故事的人说。
  “从来都是这样。”丁特说。
  “有人就找到了金矿,发了大财,”讲故事的人不甘示弱,“很多人都发了!他们找到了金子,成了百万富翁,亿万富翁。哈里·奥克斯爵士就是一个。他找到金矿,成了百万富翁!”
  “他最后死于非命。”一个一直没说话的人这会儿插进来。丁特·梅森笑起来,其他几个也跟着笑起来。卖锅碗瓢盆的那个人说:“百万富翁?亿万富翁?然后呢?”
  “杀身之祸呗,到头来得了这么个好!”丁特·梅森在一片笑声中大声说。讲故事的那个人两手拍桌,摇晃着桌子。
  “我从没说他没遭杀身之祸!从来没说!我们在这儿说的不是这个!我说的是他找到金矿了,得着好处了,成了百万富翁!”
  大家赶忙抓紧酒瓶和杯子,免得摔到地上。连打牌的那几个也停下来跟着笑。比利背对着雷亚,宽宽的肩膀裹在白色的衬衣里。他的朋友韦恩在桌子另一边站着,看他们打牌。韦恩的父亲是联合教会的牧师,他家住在邦迪村,离卡斯泰尔斯不远。韦恩和比利是大学同学,他将来要当记者,已经在卡尔加里一家报社工作了。关于石棉的谈话还在继续,韦恩抬眼时和雷亚的目光相遇了。从那会儿起他就一直看着她,他微微笑着,脸又有点紧绷,就那样一直笑着。这不是他们第一次四目相对,但他通常不笑,看她一眼,然后转开,比如在比利说话的时候把目光挪开。
  蒙克先生吃力地站起身。不知是得过病还是遭遇过什么事故,他成了瘸子。他拄着拐棍走路,腰几乎弯成九十度。坐下来看着和正常人差不多,站起来身子就弯到桌子上了。蒙克先生在人们的笑声中站了起来。
  讲故事的那个人也站了起来,也许是不小心,把杯子打到地上了。杯子碎了,人们开始喊:“赔钱!赔钱!”
  蒙克先生说:“下次再赔。”这样洪亮又充满善意的声音从那痛苦、瘦小的身躯里发出来,显然是要平息这场争吵。
  “一屋猪脑子!”讲故事的那个人一边喊,一边踢开玻璃碴子,从雷亚旁边匆匆向后门走去。他的手不停地攥起、放开,攥起、放开,眼里满是泪。
  蒙克太太拿来扫帚。
  雷亚一般不到屋里来,而是和韦恩的女朋友露西尔在外边坐在韦恩或比利的车里。他们进去喝酒,说半小时话就出来。(这个承诺不能当真。)但八月初的这天晚上,露西尔病了,在家休息。比利和雷亚就独自去沃利跳舞了,跳完舞他们没有在车里亲热,而是直接开车来了这儿。蒙克家在卡斯泰尔斯边上,比利和雷亚也住在这儿。比利在镇上,雷亚住在养鸡场,从这排房子沿着河往上走,过了桥就是。
  比利看到韦恩的车停在外边,就像见到韦恩本人一样和它打招呼:“吼——吼——吼!韦恩这家伙!占我们先了!”比利在雷亚肩膀上捏了一把,说:“我们走吧,你也去。”
  蒙克太太帮他们打开后门,比利说:“瞧,我把邻居给你带来了。”蒙克太太看了雷亚一眼,仿佛雷亚是路上的一块石头。比利·杜德有个怪癖,他喜欢把人归堆。他会说“穷人”或“劳动阶层”(雷亚只在书本上看到过这个说法)。他把雷亚和蒙克一家归为一堆,因为雷亚就住在山上的养鸡场。比利不明白,雷亚家可不认为自己是屋子里这些人的邻居。她父亲一辈子都不会到这儿坐下来喝杯酒。
  雷亚在去镇里的路上碰到过蒙克太太,不过她从来不说一句话。蒙克太太是黑头发,不过已经开始变白,她把头发盘在脑后,也不化妆。和卡斯泰尔斯这个地方很多女人不一样,蒙克太太保持着苗条的身材。她穿着朴素、整洁,不是特别显年轻,不过在雷亚看来也不是典型的家庭主妇打扮。今晚蒙克太太穿的是一条方格裙子,一件黄色的短袖衬衣。她脸上从来只有一种表情,虽然不是敌意,却也十分严肃、专注,仿佛时常扛着幻灭和忧虑的重担。
  蒙克太太带着比利和雷亚来到房子中间这屋子。坐在桌边的那些男人没人抬头,直到比利拉出一把椅子,他们才注意到他。这说不定是什么规矩。所有人都当雷亚不存在。蒙克太太把摇椅里的东西拿起来,示意雷亚坐下。
  “给你来个可口可乐?”她说。
  雷亚穿着橙绿色的跳舞裙,坐下的时候,裙衬发出一阵吸管吸东西似的声音。她面带歉意地笑了笑,但蒙克太太早已经转身走开了。唯一注意到这动静的是韦恩,他正从前厅进来。韦恩抬了抬眉毛,他向她致以同志式的问候,却又像做了什么亏心事。雷亚从来都搞不清韦恩到底喜不喜欢她,哪怕在两个人跳舞的时候。那是在沃利会馆,韦恩和比利按照习惯每晚交换一次舞伴。韦恩搂着雷亚,仿佛她只是他负责的一包什么东西。他的舞跳得死气沉沉。
  和平常不一样,韦恩和比利这会儿谁也没注意到谁。气氛有点紧张,仿佛一触即发。在这些年纪比他们大的男人们面前,他们小心谨慎,十分收敛。
  除了丁特·梅森和那个卖锅碗瓢盆的,雷亚还认识干洗店的马丁先生和殡仪员博尔斯先生。另外一些人有的面熟,有的没见过。所有这些人都不会觉得来蒙克家有什么丢人的,这不是那种地方。不过终究是小小的污点,说起“他到蒙克家”,仿佛是在解释什么,日子过得好好的人也不例外。
  蒙克太太给雷亚拿来可口可乐,不过没拿杯子。可乐也不是冰的。
  蒙克太太刚才从椅子上拿走的是一堆衣服,喷了水的,卷好了正准备熨。蒙克太太继续熨衣服,做着这普普通通的家务。这张桌子也可以擀馅饼皮。饭已经做好了。屋里有个柴火炉,但现在是凉的,上边铺着报纸。夏天他们用煤油炉做饭。空气中有股煤油味,还有潮湿的灰泥散发出的味道。壁纸上有河水泛滥时留下的泥渍。屋子里没什么东西,很整洁,深绿色的窗帘一直垂到窗台。房间一角有块马口铁挡板,后边也许暗藏着送菜升降梯。
  对雷亚来说,屋子里最有趣的人是蒙克太太。她光着腿,却穿着高跟鞋。鞋跟踏在地板上,不停地发出嗒嗒的声音。她就这样在桌边忙着,不时去餐具柜那边取取东西,威士忌放在那里。她还会在餐具柜边停下来,在小本子上记下:雷亚要了可口可乐,谁谁打碎了杯子。蒙克太太嗒嗒地走去后厅仓库,回来时一手拿着几瓶啤酒。她像聋哑人一样机警而安静,时刻留意桌边的每一个信号,默默地照办,脸上始终没有一丝笑意。这让雷亚想起有关蒙克太太的一些传言,她不禁想到男人发出的另一种信号。蒙克太太会解下围裙,领那人去前厅。那儿一定有一道通往卧室的楼梯。而别的男人,包括她丈夫,都会装作没看见。蒙克太太头也不回地往上走,让身后的男人盯着那教师裙里裹着的美臀。然后她就躺到床上,既没有一丝犹豫,也不带一点热情。这样无所谓的献身,这样没有感情色彩的交易,买卖双方刹那间强烈的欲望——雷亚竟为此感到一种可耻的兴奋。
  一次次被别人压在身下,几乎不知道是谁在干,用那种秘密的能力将它整个吸纳。
  雷亚想起她和比利跟着蒙克太太进屋的时候,韦恩正从前厅出来。他去楼上了?(后来他告诉她,是去打电话了,给露西尔的,他答应过她。后来雷亚开始相信那些传言都是假的。)
  雷亚听到有人说:“注意用词。”
  “自然的召唤,好吧,那就说自然的召唤。”
  过了蒙克家,第三栋房子就是尤妮·摩根家,也是这条路上最后一家。尤妮的母亲说大概是午夜时分,她听到纱门的关门声。虽然听到关门声,但是没多想。肯定是尤妮去上厕所。直到1953年,摩根家还没有装自来水。
  当然了,夜里谁也不会跑那么远。尤妮和老太太蹲在草地上解决,老头浇在走廊那头的绣线菊上。
  之后我一定是睡着了,尤妮的母亲说,但后来又醒了,我一直没听见她回来。
  她来到楼下到处找。尤妮的房间在厨房后边,但天这么热,她在哪儿睡都有可能。可能在起居室的沙发上,也可能在门厅的地板上摊开了睡,那儿有穿堂风。或者去走廊上,那儿有把不错的汽车座椅,是很多年前尤妮的父亲在公路远处发现的,别人不要了的。可是哪儿都不见尤妮的影子。厨房里钟表的指针指向两点二十。
  尤妮的母亲上楼,把丈夫摇醒。
  “尤妮没在楼下。”她说。
  “那她在哪儿?”她丈夫问,好像她应该知道。她不得不一次次地摇丈夫,免得他再睡着。他拿什么消息都不当回事,别人说什么他都不想听,清醒的时候也是这样。
  “起来,起来,”她说,“我们得找到她。”最后她丈夫终于屈服,坐起来,穿上裤子、靴子。“拿上手电。”她说。就这样,她在前面,丈夫跟在后面,她再次下楼,来到走廊上、院子里。丈夫负责打手电,她负责指挥。她叫他往去厕所的小路两边照。厕所在院子后面,周围是一簇丁香花和醋栗灌木丛。他们往厕所里看了看,什么都没有。然后向粗壮的丁香枝干间(简直可以说是树了)照去,又沿着几乎淹没在草丛中的小路找——他们几乎都迷路了,穿过一段下弯的铁丝栅栏,一直通向野草丛生的河边。可是他们什么都没发现,没看到有人。
  他们穿过菜园往回走,手电照在喷了药粉的土豆棵子上和大黄茎上,大黄大多已经结籽了。老头用靴子抬起一片宽宽的大黄叶子,往下面照了照。他老婆问他是不是疯了。
  她记得尤妮有过梦游的毛病,但那是很多年以前的事了。
  她发现房子一角有个东西在闪闪发光,像是一把刀,要么就是个穿着盔甲的人。她说:“那边,那边,往那边照。那是什么?”可那只不过是尤妮的自行车,她每天上班时骑的。
  然后母亲开始喊尤妮的名字,房前屋后地喊。李子树已经长到和前边的房子一般高,树下没有人行道,只有一条脏兮兮的小路穿行其间。树干纵横交错,像是守夜人,又像一只只黑色的动物在夜色中隆起背。等待回应的时候,她听到一只青蛙的叫声。声音如此真切,好像青蛙就在树枝上。小路的尽头在半英里以外,那里是一片田地,但由于土质太湿软,派不上任何用场。地里长着些纤弱的杨树,下面是柳木丛和接骨木。另一头,小路和去往镇上的公路相接,然后越过河、爬上山,通往养鸡场。河边的浅滩上,是以前的游乐场。后来沃利那边更大的游乐场取代了它,那些大看台也就废弃了,这都是战前的事了。草地上,椭圆形的赛马场依稀可见。
  这就是一百多年前小镇最初开始的地方。这儿有磨坊和旅店,但泛滥的河水让人们不得不挪往地势更高的地方。地图上仍然可见当初房子的布局,公路也设计好了,如今却只剩下这一排住人的房子。这些人要么太穷,要么太固执,所以一直留在这里。也可能是另一个极端,他们住在这里本来就是暂时的,所以索性任洪水侵袭。
  他们放弃了。尤妮的父母放弃了。他们在厨房里坐下来,没有一丝光亮。有三四点钟了。他们仿佛在等尤妮回来,告诉他们该怎么办。这个家里尤妮说了算,他们已经很难想起他们说了算的时候是什么样了。十九年前,尤妮几乎可以说是闯进了他们的生活。摩根太太以为自己只是发胖,她本来就很胖,再胖一点也不怎么显。她认为肚子里的闹腾就是人们说的“消化不良”。她不是傻瓜,知道女人怎么生孩子,只是太久了他们一直没怀上,就几乎忘了有这么回事。那天她在邮局,感到浑身无力,腿抽筋,就叫人拿把椅子来。然后,她的羊水就破了。人们急急忙忙把她送去医院,不久,小尤妮就顶着一头白色的胎发,痛痛快快地生了出来。尤妮从出生起就开始吸引别人注意了。
  有一整个夏天,尤妮和雷亚都在一起玩,可是她们从不觉得她们是在玩,只有别人问起时她们才会这么说。那是她们生活中最严肃的一部分,其他时间做的事在她们看来都是些鸡毛蒜皮的无聊事。从尤妮家的院子抄近道走到河堤,她们就变成不同的人了。她们都叫汤姆,两个汤姆。汤姆对于她们来说是个代号,不仅仅是名字。汤姆不分男女,是一个勇敢无比又聪明非凡的人,但运气不总是那么好,可她们永远坚不可摧。两个汤姆打过一场永无休止的战斗,敌人是“女妖头”(雷亚和尤妮可能听过“女魔头”这个词)。女妖头们埋伏在河里,会变成强盗、德国人或是骷髅的样子。她们的伎俩和癖好没完没了:挖陷阱,设埋伏,虐待偷来的小孩。有时候尤妮和雷亚会找到一些真正的小孩,就是在河边房子里住过一阵的麦凯家的孩子,说服他们答应被绑起来,用香蒲鞭打他们。但是麦凯家的小孩不能也不想服从这个安排,很快就哭着逃回家,于是河堤上又只剩下两个汤姆了。
  两个汤姆在河堤上用泥巴建了一座城市,用石头做围墙以抵御女妖头的攻击,里面有一座皇宫、一个游泳池和一面旗帜。可是不久,女妖头趁两个汤姆出门的时候,将城市夷为平地。(当然了,尤妮和雷亚需要转换角色,扮演女妖头。)一位新的领袖出现了,她是女妖头女皇,名叫乔伊玲达,诡计多端,心狠手辣。乔伊玲达在河堤上的黑莓里面下毒,两个汤姆玩饿了,不小心吃了一些。毒性发作时,她们痛得冷汗直流,在茂盛的草地里打滚。她们把肚子压进泥巴里,泥巴温温软软,就像刚做好的软糖。她们感到内脏在抽搐,四肢不停地发抖,可是她们还是要爬起来,跌跌撞撞地去找解药。她们先是试着嚼剑叶草,这种草“草如其名”,可以划破皮肤。于是她们往嘴巴的伤口上抹了把泥巴,想如果能抓到青蛙,要不要生吃一只来解毒,可最终还是决定将苦樱桃作为救命的解药。她们吃了一串小小的苦樱桃粒儿,嘴被苦得纠成一团,不得不跑去河边喝水。她们扑在水面上喝水,在朵朵睡莲周围,河水淤泥很厚,看不到底。她们喝呀,喝呀,头顶上的苍蝇像一支支箭飞过。最后,她们得救了。
  快到傍晚时分,她们从这个小世界里出来,不知不觉回到尤妮家的院子里,就会看到她的父母还在干活,或是锄地,或是培土,或是给菜地拔草。躺在房子的阴凉处,她们筋疲力尽,好像刚刚在湖里游了泳或是爬了山。她们身上有河水的味道,有脚下踩过的野蒜和薄荷的味道,有杂草温热的味道,还有下水道污泥的味道。有时尤妮会进屋给自己和雷亚拿些吃的,也就是几片抹着玉米糖浆和糖蜜的面包。她从来不问父母是否可以这样做,而且总是把大的那块留给自己。
  如果用雷亚后来所理解的朋友的含义来说
  www?99lib.net,她俩并不是朋友。她们从来不去取悦或者安慰对方。除了这个游戏外,她们没有其他共同的秘密。甚至这个游戏也算不上什么秘密,因为别人也可以参加进来。但是她们从来不让别人当汤姆。所以这也许就是她们共有的,在每天紧张的合作中,共同分享汤姆勇敢机智的天性,共同面对汤姆面临的危险。
  尤妮好像从来不受父母管制,甚至不像其他小孩那样和父母亲近。她自己做主的生活和她在家里无所顾忌的权力,都让雷亚感到震惊。每当雷亚说自己要在几点之前回家、做家务或换衣服,尤妮都会恼火,不相信她说的话。尤妮的每个决定都是自己做的。十五岁那年,她辍学,在手套厂找了份事做。雷亚可以想到,尤妮一回家就会向父母宣告自己当天才做的决定。不,甚至不会特意宣告,也许她只是在傍晚比从前到家晚后随口说出来而已。既然开始挣钱了,她干脆给自己买了辆自行车。她还买了台收音机,每天在房间里听到深夜。那时,她父母也许会听到突然响起的枪声、车辆呼啸着穿过街道的声音。她可能会告诉他们自己听到的东西:犯罪事件,飓风和雪崩的新闻。可雷亚觉得他们不会太放在心上。他们太忙了,有很多事情要做,尽管这些事情是季节性的,而且只是围着他们的菜地忙前忙后:蔬菜啊,树莓啊,大黄啊,收获后要拿到镇上去卖,挣钱糊口。他们没有时间关心太多别的事情。
  尤妮还没辍学那会儿,雷亚每天骑车去学校。所以尽管她们走同一条路,却从来没一起走过。每当雷亚骑车经过,尤妮都会轻蔑而且不怀好意地大声喊:“驾,马儿快跑!”而后来,尤妮有自行车之后,雷亚却开始步行了,因为当时高中的观念是,女生如果上了九年级还骑车上学,就会显得又笨又傻。但是尤妮每每都会下车,和雷亚一起走路,就好像是她在照顾雷亚一样。
  那根本就不是照顾,因为雷亚一点也不需要她。尤妮在大家眼中一直很怪异:个子比同龄人高,肩膀又窄又尖,头顶凸起一片淡得发白的毛糙金发,脸上表情过分自信,下巴又长又宽(让脸的下方看上去很肥),嗓音不清,而且似乎带着怒气。她小的时候,这些都不是问题,因为那时她深信,只要是她的,就是好的。这一信念震慑到了许多人。然而现在,她身高将近一米八,穿着大花上衣和宽松长裤,邋邋遢遢,大大咧咧。她的脚很大,鞋子像男人鞋。她声音吓人,走路笨拙。她直接从一个孩子长大成了一个怪人。她带着一种炫耀的口气,声音沙哑地和雷亚搭话,问她是不是不想上学了,或者是不是自行车坏了老爸没钱拿去修。雷亚烫发后,尤妮就问她的头发怎么了。她觉得自己可以问这些问题,因为她和雷亚住在小镇的同一边,小时候在一起玩过,殊不知那段一起玩耍的岁月在雷亚看来已经非常遥远,而且可有可无了。最让人受不了的是尤妮讲的那些收音机里听来的谋杀案、灾难和别的奇闻怪事,雷亚总会觉得既无聊又气愤。气愤是因为她总是无法让尤妮告诉她这些事情是否真的发生过,甚至她觉得,连尤妮自己也不清楚这些事情是否真实。
  尤妮,这个上新闻了吗?是瞎编的吧?是人们在麦克风前表演出来的故事,还是报道出来的事实?尤妮!那是真的还是假的?
  为这些问题抓狂的一直是雷亚,而不是尤妮。尤妮只会骑上自行车走掉,说:“走——咯——在动物园等你哦!”
  尤妮的工作非常适合她,这一点可以肯定。那个手套厂设在主街一栋楼房里,占了二、三两层楼。在暖和的日子,工厂的窗子打开,你不仅能听到缝纫机的声音,还能听到大声讲出的笑话,吵架对骂,还有厂里女工之间广为流传的粗话。她们的社会地位比饭店服务员还低,更比不上商店售货员。她们工作时间更长,挣得更少。但是她们并未因此感到卑微,甚至更加张狂。她们说说笑笑地一起拥下楼,一窝蜂跑上街,向街上的轿车吆喝,也不管车里有没有她们认识的人。她们去哪里,就把混乱带到哪里,好像她们有权这么做。
  处在社会底层的人,像尤妮·摩根,会和处在顶层的人,如比利·杜德,表现出一样的无忧无虑,一样的直率大条。
  高中最后一年,雷亚也找到一份工作,每周六下午在一家鞋店上班。早春的一天,比利·杜德走进鞋店,说他想买一双挂在外面的那种橡胶靴子。
  他那时已经熬过了大学,正在家里学习怎样经营自己家族的钢琴厂。
  比利脱掉鞋,露出裹在精致的黑袜里的一双脚。雷亚告诉他,穿橡胶靴子的话里面穿羊毛袜或是工作袜会更好,这样脚不会打滑。他问她店里是不是有这样的袜子,而且说,如果雷亚把袜子拿来,他就买一双。然后,他又问雷亚是否愿意帮他把袜子穿上。
  后来他告诉她,那只是一个策略而已。他当时既不需要靴子,也不需要袜子。
  他的脚修长白皙,气味芳香。一缕好闻的香皂味在空气中弥漫,是皂石的味道。他靠在椅子上,身材高大,面容苍白,神情冷静,干净整洁——他这个人都可能是香皂雕刻而成的。他有着高高的额头,修剪干净的鬓角,光滑发亮的头发和慵懒的象牙色眼皮。
  “你真好。”他说,然后就邀请她当晚陪他跳支舞,沃利公馆本季度的开场舞。
  从那时起,他们每周六晚上都去沃利公馆跳舞。他们不在工作日约会,因为比利要早起,去工厂向他母亲(外号叫鞑靼)学习经商,而雷亚则要帮父亲和弟弟们做些家务。她母亲在汉密尔顿住院。
  女生们出去打排球时,如果看到比利开车经过学校,就会相互打趣说:“你的心动对象来了。”而事实上,雷亚也确实为他心动了——他的样子,他光亮的头发,还有他随意放在方向盘上的手,那么有力。雷亚心动,也因为想到自己突然被他选中,好像得到一件从天而降的奖品,周身洋溢着喜悦。或者说她本身就是奖品,蒙尘已久,如今发出优雅的光芒。走在街上,不认识的女人都会朝她微笑,带着订婚戒指的姑娘会亲切地叫她的名字,和她说话。每天早上醒来,她都会觉得自己收到了一份大礼,但她的心在夜里却将礼物打包放了起来,使她一时记不起里面是什么。
  比利让她到处光芒四射,而一到家,她又变回了原样。这没什么奇怪的,在雷亚看来,家是他们挫你锐气的地方。弟弟们常常学着比利给父亲递烟的样子:“来根长红吧,塞勒斯先生。”他们在父亲面前比画着,假装手上就有盒长红牌香烟。他们的声音甜腻腻的,样子也很夸张,让人觉得比利·杜德愚蠢至极。他们叫他“傻泥”,一开始是“傻子比利”,后来是“傻比利”,再后来就成了“傻泥”。
  “别再折磨你姐姐了。”雷亚的父亲说道。可他自己却开始折磨她,他一本正经地问雷亚:“你打算继续在鞋店待下去?”
  雷亚说:“怎么了?”
  “噢,我只是觉得,你可能需要这份差事。”
  “为什么?”
  “为了资助那小子呗。他家老太太一死,他就会把生意整垮的。”
  比利·杜德总是说自己如何崇拜雷亚的父亲。像他那样的男人,他说,勤勤恳恳,只图个勉强过活。从来不求其他。而且还这么体面,脾气又好,心地善良。世界亏欠他们良多。
  比利·杜德和雷亚、韦恩和露西尔四个人常在午夜时分离开舞会,开着两辆车,在一条土路的尽头停下来,这条路位于休伦湖深处的灌木丛中。比利一路上都把收音机开着,把声音调得很低。即使他跟雷亚讲的事情很复杂,他也一直开着收音机。他讲的事情跟他在大学里的生活有关,包括派对、胡闹、恶作剧等,有时还会把警察招来。他们总少不了喝酒。有一次,有个人喝醉了,吐在一辆车的车窗上,他喝的酒毒性太大,毁了那辆车的一整面漆。比利说的那些人,除了韦恩,雷亚都不认识。偶尔还会蹦出几个姑娘的名字,于是雷亚就会打断他。她见过比利·杜德从学校带回家的姑娘,这几年的都见过,她们的相貌,她们或活泼或柔弱的气质,都让她着迷。这会儿,她得打断他,问问他,克莱尔就是那个戴着有面纱的小帽和紫色手套的姑娘吗?做礼拜?哪个是那个留着红色的长发、穿着驼毛大衣的姑娘?谁穿的是天鹅绒的靴子和绵羊皮的上装?
  通常,比利都不记得了,而且即使他继续跟雷亚多讲点关于这些姑娘们的事,他说的也不见得是好话。
  泊好车之后,有时甚至还在路上,比利就会用一只胳膊搂着雷亚的肩膀,紧紧地搂着她。给她一个承诺。他们跳舞的时候,他也会给她承诺。他一点也不害羞,他拿鼻子蹭着她的脸颊,或在她的头发上留下一连串的吻。在车里,他给她的吻要快一些,他吻她的速度和节奏,以及接吻伴随的声音都告诉她,这只是开个玩笑,或者半个玩笑。他的手指在她身上、膝盖上、胸前轻敲。他低声赞赏她,然后斥责自己,或者斥责雷亚,说面对她,他必须克制自己。
  “你真坏。”他说道。他狠狠地吻着她的嘴唇,似乎他的职责就是不让他们的嘴唇分开。
  “你真让我着迷。”他说,他说这话时声音不是自己的,而是电影演员那种优雅的、含情脉脉的声音。他的手在她的双腿之间滑动,触到长袜上面的皮肤,手就跳了起来,而他也笑了笑,似乎她那儿太热,或是太冷。
  “不知道韦恩进行得怎样了。”他说道。
  一般来说,过一会儿,他或者韦恩就会使劲摁一下喇叭,对方就得回应一下。雷亚不能理解这是一种竞赛,或者怎么也不能理解这是种什么类型的竞赛。但最后,这套游戏却更多地吸引了他的注意力。凝视着黑夜里韦恩的车那黑糊糊的轮廓,他会说:“要对那家伙摁喇叭吗?”
  开车回卡斯泰尔斯的路上,到了卖私酒的那家,雷亚就无端有种要哭的感觉,胳膊腿也都好像灌了水泥似的。要是她一个人的话,她可能倒下就睡着了,但她没法一个人待着,因为露西尔怕黑,比利和韦恩去蒙克家的时候,雷亚得陪着她。
  露西尔是个瘦弱的金发姑娘,有个挑剔的胃,月经不调,皮肤也很敏感。她对自己身体上的异常之处非常关心,把它当成个惹人烦却很珍贵的宠物。她的手提袋里总是带着婴儿润肤油,她把润肤油拍在脸上,她的脸一小会儿之前被韦恩的胡楂蹂躏过。
  “我们一结婚,我就得要他刮胡子,”露西尔说,“一结婚就得刮。”
  比利·杜德对雷亚说,韦恩曾告诉过他,他离不开露西尔,打算和她结婚,因为她会是个好妻子。他说,她并不是世界上最美的姑娘,肯定也不是最聪明的,正因为如此,和她结婚就会有安全感。他说,她不太会讨价还价,也不习惯做有钱人。
  “有人可能会说韦恩比较悲观,”比利说,“但也有人会说他很现实。牧师的儿子就得现实点,他得自己挣钱过日子。不管怎么样,韦恩就是韦恩。”
  “韦恩就是韦恩。”他高兴地重复道,但很严肃。
  有一次露西尔问雷亚:“你怎么样?慢慢习惯了吗?”
  “嗯,是的。”雷亚说。
  “他们说不戴套子要好一些。我想,我结婚后马上就会知道的。”
  雷亚很尴尬,不承认一开始她没听懂他们在说些什么。
  露西尔说,她一结婚就马上用避孕海绵和胶冻。雷亚觉得她说的听起来像是甜点,但她强忍住没笑出来,因为她知道露西尔会认为这样的笑话很无礼。露西尔开始说起由她的婚礼而引起的争执,说起伴娘是该戴阔边帽还是玫瑰花环的问题。露西尔想要玫瑰花环,她以为全都安排妥当了,但之后韦恩的妹妹却烫了个难看的发型,于是她想要戴帽子遮下丑。
  “她连个朋友都不如——就因为是他妹妹,才让她参加婚礼的。不好冷落她,不过她真是个自私的姑娘。”
  因为韦恩妹妹的自私,露西尔身上发了麻疹。
  雷亚和露西尔把车窗摇下来通风。窗外的夜色中,有一条河流向远方,河的水位现在最低,河水流淌在巨大的白色岩石之间,青蛙和蟋蟀在唱歌。微亮的土路不知延伸向何方,废旧游乐场上倒塌的看台像古怪的骷髅塔一样竖立在空中。雷亚熟悉这一切,但却无法关注这一切。不只是露西尔的话让她分心,也不只是婚礼上的帽子问题让她分心。她很幸运:比利·杜德选择了她,还有一个订了婚的姑娘在向她倾诉衷肠,她的生活最终也许会比任何人想象的都要好。可是在这样一个时刻,她却觉得孤单和困惑,好像她失去了什么,而不是得到了什么,好像有一种被排斥的感觉。被什么排斥了呢?
  韦恩在屋子的那一边向她挥手,意思是问她渴不渴。他给她拿来一瓶可乐,一屁股坐在她身边的地板上。他说:“我得在我醉倒之前坐下来。”
  从第一口开始,或者从第一丝嗅觉开始,甚至还在此之前,她就知道,可乐里还加了点别的东西。她觉得自己不应该喝完,甚至连半瓶都不能喝。她就偶尔喝一两口,以此告诉韦恩,她可没蒙。
  “怎么样?”韦恩说,“是你爱喝的饮料吗?”
  “还不错,”雷亚回答说,“什么我都爱喝。”
  “什么都爱?那就好。你听起来就是比利·杜德喜欢的那种姑娘。”
  “比利?”雷亚说,“他很爱喝酒吗?”
  “这么说吧,”韦恩说,“教皇就是犹太人吗?不是的。耶稣是天主教徒吗?不是的。还有很多例子。我不想给你留下错误的印象。我也不想对此进行评判。比利是酒鬼吗?他酗酒吗?他喜欢肛交吗?我是说肛门性交?噢,我说错了。我忘了在和谁说话。对不起。请不要放在心上。对——不起。”
  他说这些话时,用了两种奇怪的声音:一种声音高得不自然,像在唱歌;一种声音很粗哑,很严肃。雷亚记得,她以前从未听他说过这么多话,不管用哪种声音,通常都是比利在说。韦恩不时地说出个把词,一个不太重要的词,只因为他说话的语调而显得很重要。而且他的语调常常非常空洞,听不出性别,脸上的神态也是一片茫然,这让人紧张不安。他的语调里有一种不屑,但却努力控制着没表现出来。雷亚曾见过比利尽力想要编一个故事,他编了又编,改变了故事的基调,只是为了听到韦恩咕噜一声表示赞同,听到他爆发出笑声。
  “千万别以为我不喜欢比利,”韦恩说,“不,不,我绝不是要你有这样的想法。”
  “但你就是不喜欢他啊,”雷亚满意地说,“你根本就不喜欢他。”雷亚觉得满意,因为她实际上是在反驳韦恩。她直视着他,但仅此而已,他也让她紧张。他这种人给人的印象,远远不是个头,或是神态,或是别的什么。他不是很高,个子很结实,小时候可能矮墩墩的,将来也有可能发胖。他长着一张四方脸,脸色苍白,还留着一圈扎伤露西尔的泛着青色的胡子。他的头发是黑色的,又直又细,常常凌乱地垂在额头上。
  “我不喜欢他吗?”他惊讶地说,“我不喜欢他?怎么可能呢?比利这个人这么可爱?你看他在那边,和普通人一起喝酒、玩牌。你不觉得他很好吗?他总是这么好,难道你没觉得有点与众不同吗?一直都这么好。我只知道他出过一次错,那就是你让他讲他的那些前女友的时候。可别说你没注意到。”
  他把手放在雷亚坐着的椅子腿上,摇着她。
  她笑了起来,椅子晃得她有点头晕,或者也许是因为他道破了事情的真相。据比利讲,那个戴着面纱和紫色手套的姑娘,有一股子烟臭味,而另一个姑娘喝醉酒之后,会说脏话,还有个姑娘染了皮肤病,胳膊底下长真菌。比利跟雷亚说起这些事的时候显得非常后悔,但提到真菌的时候,他咯咯地笑了起来。他不自觉地笑了,笑声里带着些罪恶感。
  “他确实给那些可怜的姑娘们留下了痛苦的回忆,”韦恩说,“那个长毛腿姑娘。那个烟臭味的姑娘。你因此而不安过吗?不过,你倒是干干净净的。我敢说你每晚都会刮腿上的毛。”他用手摸了摸她的腿,幸亏她跳舞前刮过腿上的毛。“或是你在腿上抹过那种东西,去毛的那种东西?叫什么来着?”
  “尼特。”雷亚说。
  “尼特!就是这东西。不过这东西没有一股味吗?有点发霉或发酵或是什么味?酵母片。这不是姑娘们要买的另一种东西吗?我让你难为情了吗?我得绅士点,再去给你拿瓶喝的。要是我还能站起来走路的话,我就再去给你拿瓶喝的。”
  “这里面一点威士忌都没有,”他说,又拿了瓶可乐给她,“这个喝了不伤身体。”她觉得他说的第一句话可能有假,不过第二句话倒是真的。什么酒都伤不了她,什么酒都对她不起作用。她觉得韦恩不怀好意。不过,她倒是挺高兴。所有困惑,包括和比利在一起时那种迷惘的感觉,都逐渐消失了。韦恩说的什么,她都觉得好笑,她自己说的什么,也很好笑。她觉着很安全。
  “这间屋子很好玩。”她说。
  “有什么好玩的?”韦恩说,“这屋子到底有什么好玩的?你才好玩呢。”
  雷亚低头看着他摇晃着黑黑的头,笑了起来,他让她想起了一种狗。他很聪明,但他身上有种近乎愚蠢的固执。也有狗的那种固执,还带点悲哀的感觉。这会儿,他一边用头不停地磕着她的膝盖,一边晃着头不让头发遮住眼睛。
  她向他解释说这个屋子很好玩是因为屋子角落里的铁皮挡板,她的解释多次被他打断,什么都和他说不清。她说,她觉得那个铁皮挡板后面有个送菜升降梯,通往地下室。
  “我们可以把挡板放到一边,”韦恩说到,“想试一下吗?我们可以叫比利来放绳子。”
  她又找了找比利的白衬衫。据她所知,他坐下来之后还没转身看过她一眼。韦恩现在坐在她正对面,因此,即使比利转过身,也无法看到她的一只鞋正挂在脚尖上,韦恩的手指正轻抚着她的脚底。她说她得先去趟洗手间。
  “我陪你去。”韦恩说。
  他抓着她的腿站了起来。雷亚说:“你喝醉了。”
  “又不是只有我一个人醉了。”
  蒙克家后院外有个洗手间——实际上是个浴室。浴缸里堆满一箱箱啤酒——不是冷冻,只是常温保存而已。马桶还能冲水,雷亚还担心冲不了水,因为前一个用厕所的人似乎没冲水。
  盥洗台上有面镜子,她看着镜子里自己的脸,和它说话,毫无顾忌,还带着赞许。“随他吧,”她说,“随他吧”。她关了灯,走到黑漆漆的大厅里。一双手很快抓住了她,推她出了后门。她和韦恩靠在酒吧的墙上,互相抓着对方,亲吻着。这个时候,她觉得自己被打开了,又被握紧了,开开合合,像一架手风琴。她得到了一种警告,仿佛在提醒她——似乎在远处,跟她和韦恩正在做的事没什么关系。像有什么东西挤着,又像是哼哼声,像在她身体里,又像在外边。她不明白这到底要告诉她什么。
  蒙克家的那条狗跑过来了,在他们俩之间嗅来嗅去。韦恩知道这条狗的名字。
  “蹲下,罗里!蹲下,罗里!”他一边猛地扯下雷亚的裙衬,一边朝狗大喊。
  警告来自她的肚子。后门开了,韦恩说了些什么,她听得很清楚——她怎么也搞不清楚这些事情发生的先后——她突然放松了,开始吐起来。她之前没有一点想吐的感觉。然后她趴在地上吐了起来,吐得肠子都拧干了,像块拧干的破抹布一样。
  有个人——但不是韦恩——拉着她站了起来,并用她的裙边擦了擦她的脸。
  “别张嘴,用鼻子呼吸。”蒙克太太说。“你出来。”她对韦恩,也或是对罗里说。她给他们下指令的时候,用的是一成不变的声调,既不同情,也不责备。她拉着雷亚走过酒吧,来到她丈夫的卡车边,半举起她,把她塞进去。
  雷亚说:“比利。”
  “我跟你的比利说了,我说你累了,别说话了。”
  “我吐完了。”雷亚说。
  “你怎么知道。”蒙克太太说,她把车倒到了马路上。她开车把雷亚带到了山上雷亚家的院子里,路上没再说话。把车停好后,她说:“下车时小心点,卡车比小轿车高一些。”
  雷亚进了屋,门也没关就去上厕所,她把鞋扔在厨房里,光脚爬上了楼梯,把裙子还有裙衬卷成一团,塞在了床底下。
  雷亚的父亲很早就起来收鸡蛋,并准备去汉密尔顿,他每隔一个周日都会去趟汉密尔顿。儿子们跟他一块去——他们可以坐在卡车后面。雷亚不去,因为卡车前面没座位了。父亲会捎上科里太太,科里太太的丈夫和雷亚的母亲在同一家医院。她父亲捎上科里太太时,都会穿衬衣打领带,因为回家的路上他们可能会去餐馆吃饭。
  他过来敲了敲雷亚的门,告诉她他们就要出发了。他说:“有时间的话,你可以擦洗一下桌子上的鸡蛋。”
  他走到楼梯口,又折回来,隔着门对她说:“多喝点水。”
  雷亚想对所有人大叫,把他们都赶出屋子。她要想点事情,这些事情迫于他们的压力,装在她脑子里出不来,这就是她头疼的原因。听到卡车的声音消失在马路上之后,她小心翼翼地下床,小心翼翼地走下楼,吃了三片阿司匹林,喝了很多水,倒了点咖啡在罐子里,连看都没看。
  鸡蛋放在桌子上,装在六个大篮子里。鸡蛋上还沾着母鸡的粪便和干草,等着她用百洁布擦干净。
  她要想的事情是什么呢?尤其是,是什么话呢?就在蒙克太太走进后门时,韦恩对她说的是什么呢?
  如果你长得不是这么难看的话,我早就想干你了。
  她穿好衣服,泡好咖啡,倒了一杯,走出来,来到走廊边,走廊正沐浴在晨光中。她吃的阿司匹林开始起作用了,这会儿头不疼了,脑子却一片空白,这片空白既清晰又模糊,还伴着低低的嗡嗡声。
  她不难看,她知道自己不难看。可是怎么就这么肯定自己不难看呢?
  要是难看,比利·杜德怎么会跟她约会?比利·杜德心眼好。
  而韦恩是喝醉后说的。酒后吐真言。
  幸运的是那天她不用去见母亲。如果她从雷亚嘴里套出实话——能不能守口如瓶,雷亚一点把握都没有——那她一定会叫韦恩好看的。她一定会给韦恩做牧师的父亲打电话。“干”这个字会比“丑”更让她光火。她会完全抓不住重点的。
  父亲的反应会复杂一些,他会责怪比利不该带她去蒙克家那种地方。比利和他那帮狐朋狗友呢?他们会怎么看?“干”字当然也会让他恼火,但是他更会为雷亚感到丢人。有人说她丑,这会让他一辈子都抬不起头。
  你真正受到的羞辱绝不能向父母透露一星半点。
  她知道自己不丑。可是她怎么知道?
  她没去想比利和韦恩,也没想这对他们之间的关系意味着什么。她对别人从来就没什么兴趣。她想的是,韦恩说那句话的时候,用的是他真正的声音。
  她不想回屋去面对那几筐脏鸡蛋。于是她沿着小路往前走,一路躲避着阳光,没有阴凉的地方就低着头。沿途每棵树都不一样,每棵都是里程碑。每次父亲从城里回来,她都会问能走出去多远去迎接父亲,母亲总是以树作答:山楂树那儿,山毛榉树那儿,枫树那儿。父亲总会停下来,让雷亚踩到脚踏板上。
  路上响起汽车喇叭声,应该是认识她的人,也可能只是路人。她不想叫人看见,就抄近路从地里走。地里的东西被鸡啄了个干净,地上到处都是鸡屎,滑唧唧的。地那头一棵树上还有弟弟们做的树屋。其实就是一个台子,树干上用钉子钉着几块木板,可以爬上去。雷亚踩着木板爬了上去,在台子上坐下。她发现弟弟们还在茂密的树枝中开了几扇窗户,用来侦察外面的情况。下面的公路尽收眼底,很快她就看到几辆车载着乡下孩子到城里的浸会教堂去上主日学。车里的人看不到她。即便是比利或韦恩来跟她解释、吵架或道歉,也不可能看到她。
  另一边,她看到波光粼粼的河水和旧游乐场的一角。从这里可以清楚地在草丛中辨认出从前赛马场的痕迹。
  她看见一个人正沿着赛马场走,是尤妮·摩根,穿着睡衣。在大约早上九点半的光景,她穿着素雅的、类似浅粉色的睡衣睡裤,走在赛马道上,到赛道转弯的地方,又向曾经的岸边小路走去。灌木丛挡住了雷亚的视线。
  尤妮·摩根白色的头发向上竖着,连同睡衣一起沐浴在阳光里,像个长着羽毛的天使。不过她走路的姿势还是老样子,笨拙而自信——头向前伸着,胳膊随意地来回摆动。雷亚不知道尤妮在那儿干什么,她对尤妮的失踪一无所知。尤妮的出现在她看来既很奇怪,又很自然。
  她想起炎热的夏天,自己曾觉得尤妮的头发像一团雪球,又像储存下来的冬天的冰丝,她真想把脸贴上去凉快凉快。
  她想起热得发烫的草地,想起大蒜,还有她们变成汤姆时那种酣畅淋漓的感觉。她回屋给韦恩打了个电话。她估摸着他正待在家里,而他家里人都上教堂去了。
  “我想问你点事,电话里说不清楚,”她说,“我爸和弟弟们都去汉密尔顿了。”
  韦恩来的时候,她正在门廊上擦洗鸡蛋。她说:“我想知道你那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
  “我说什么了?”韦恩问道。
  雷亚看着他,一直看着他,她一只手拿着鸡蛋,一只手拿着一小块百洁布。他的一只脚站在最低一级的台阶上,手扶着栏杆。他想走上台阶,到晒不着的地方来,但她挡住了他的路。
  “我喝醉了,”韦恩说,“你长得不难看。”
  雷亚说:“我知道我不难看。”
  “我很难过。”
  “不是为此而难过吧。”雷亚说道。
  “我喝醉了。只是开个玩笑而已。”
  雷亚说:“你不想和她结婚。我是说和露西尔。”
  他斜靠在栏杆上。她觉得他可能要吐了,但他忍住了,他努力扬起了眉毛,露出了沮丧的笑容。
  “噢,是吗?没开玩笑吧?你有什么建议吗?”
  “把我的建议写下来,”雷亚说,就好像韦恩真的要她提出点建议似的,“上车,开车去卡尔加里。”
  “这就是你的建议。”
  “你要是愿意的话,我就坐你的车去多伦多。你可以在多伦多把我放下,我就待在青年旅馆,直到找到工作为止。”
  这就是她的打算。她一直发誓说,这就是她的打算。相比较昨天喝醉了酒那会儿,她觉得这会儿更自在,更得意。她提出这些建议,就好像这是世界上最简单的事儿一样。要搞明白她说的和做的,还得等几天,也许要几周。
  “你从来不看地图吗?”韦恩说,“去卡尔加里的路上不会经过多伦多。先经过萨尼亚的边界,取道美国到温尼伯,然后才是卡尔加里。”
  “那就让我在温尼伯下车吧,这样更好。”
  “问你个问题,”韦恩说,“你最近做过精神测试吗?”
  雷亚没有让步,也没笑。她说:“没有。”
  雷亚看到尤妮时,尤妮正在回家的路上。她本以为河堤小道上会干净空阔,没想到竟然长满了荆棘,这让她大吃一惊。她硬穿过荆棘丛回到自家院子时,手臂上和额头上多了些划伤和血痕,头发里也夹了些碎叶子。而且因为摔了一跤,一边脸也弄脏了。
  走进厨房,她看到父母,穆丽尔·马丁阿姨,警察局长诺曼·库姆斯,还有比利·杜德都在里面。原来,她母亲打电话给穆丽尔阿姨之后,她的父亲也振作起来,说要打电话给杜德先生。他年轻时曾在他们家工厂做过事,还记得人们遇到紧急情况就去请老杜德先生的情形。
  “他已经死啦,”尤妮的母亲说,“你请她过来又能怎么样?”(“她”指的是老杜德夫人,脾气非常火爆。)但尤妮的父亲还是打了电话过去,找到了比利·杜德。比利还没上床休息,就过来了。
  而穆丽尔·马丁阿姨一赶到这里,就给警察局长打了电话。局长说等他穿戴完毕,吃完早餐就过来。这就花了他一会儿工夫。他反感所有莫名其妙的、制造混乱的东西,也反感所有逼他做出一些决定、让他之后受人指责或是看上去像傻瓜的事情。厨房里的几个人中,他大概最乐于看到尤妮安全回来,然后听她讲讲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这完全出于他的职权之外,所以不会有任何后续事件,也不会有任何人受到指控。
  尤妮说,半夜的时候有三个小孩来她家院子里找她,说有东西给她看。她问他们要给她看什么,大半夜的搞什么名堂。他们说了什么,她已经不记得了。
  她发现自己被他们抬着走了,可她还没答应去呢!他们抬着她走到院子的一角,从栅栏空隙中钻出去,沿着河堤小路一直走。她看到小路平整开阔,感到非常惊喜,因为她已经很多年没走那条路了。
  抬着她的是两个男孩和一个女孩。他们看上去十岁左右,穿着一样款式的套装,都是里面穿泡泡纱的日光浴装,外面套件围兜,围兜的带子绕过肩膀绑在身后。他们的衣服又干净又清新,好像刚从熨衣板上拿下来的一样。他们的头发是淡棕色的,又直又亮。他们是最干净、最有礼貌、最讨人喜欢的孩子。但是,她是怎么分辨孩子们头发的颜色,又是怎么知道他们的日光服是泡泡纱做的呢?她出门的时候并没有带手电,那他们一定随身带了某种照明的东西吧!她依稀记得他们带了,可是说不出来那到底是什么。
  他们抬着她一路走过河堤小路,来到老游乐场,来到他们的帐篷里。可是她在外面似乎从没见过这个帐篷。突然,她就已经在帐篷里了。她看到帐篷是白色的,很高很白,像船帆一样微微颤抖着。里面也很亮,可是她还是不知道光是从哪儿来的。
  这东西说不好是帐篷还是房子,或是别的什么,总之一部分似乎是玻璃做的。没错,绝对是绿玻璃,那种非常浅的绿色,一格一格就像嵌进了篷布。地板大概也是玻璃的,因为她裸露的双脚正走在又凉又光的表面上——绝对不是草,更不是碎石。
  后来,报纸上出现了一幅画,画的似乎是飞船里的一艘帆船,来自艺术家的想象。然而,尤妮并没叫它飞船,至少随后她说起时还没这么叫。关于后来出版的书,她也是不置一词。这本书里的故事写的是她的肉体如何被俘获,如何被研究,她的血液和体液如何被采为样本,她秘密排下的卵子或许已被偷走了一枚,并在异域受精,交配或妙不可言或轰轰烈烈,总之以一种难以言表的方式进行了。如此一来,尤妮的基因便融入了入侵者的生命循环之中。
  不知不觉中,她被放在一把椅子上,她说不出这是一把普通的椅子还是一个宝座。这些孩子开始在她周围织出一层纱,好似蚊帐一类的事物,轻薄而坚韧。他们三个不停移动,绕着她穿梭裹缠,却从未发生碰撞。到这时,她早已不想问问题了。“你们在干什么?”或是“你们怎么来这儿的?”或是“大人都去哪儿了?”这些问题都溜到了某个她也说不出来的地方。缥缈的歌声或是轻哼声似乎在某处响起,滑进她脑海里,让她觉得宁静又舒心。一切都是再寻常不过的样子。你想不到任何问题,任何比在普通厨房里问“这个茶壶是做什么用的?”更深奥的问题。
  她醒了,周围空荡荡的,面前什么都没有。她躺在炽热的阳光里,躺在游乐场硬邦邦的地上,天已大亮。
  “太棒了!”看着尤妮,听着她的诉说,比利·杜德不断赞叹。没人知道他什么意思。他浑身散发着啤酒味,但看起来很清醒,很专注。不仅是专注,甚或是着迷。尤妮离奇的讲述,绯红的、风尘仆仆的脸蛋,傲气的语调似乎都让比利·杜德受用不尽。他或许不断暗示自己有多么放松,多么幸运,竟然发现这个安静、古灵精怪的尤物远在天边,近在眼前。太棒了!
  他的爱——比利的那种爱——泛起浪花,恰好满足尤妮的某种需求,她自己都没有意识到的需求。
  穆丽尔阿姨说该给报社打电话了。
  尤妮的妈妈说:“比尔·普罗克特不会去教堂吗?”她指的是卡斯泰尔斯《守卫者》报的编辑。
  “比尔·普罗克特可以缓一缓,我现在给伦敦的《自由报》打电话。”穆丽尔阿姨说。
  她打通了电话,但没找对人,因为是星期天,只和值班的门卫说了两句。“他们会后悔的!我现在要越过他们直接找多伦多的《星报》!”
  她已经负责讲尤妮的故事了。尤妮也由她去了,似乎很满足。她讲完后,呆坐着,一脸漠然的满足。她根本没想问谁来照看自己,或者保护自己,或者不论发生什么,给自己尊重和呵护。然而,比利·杜德已经决心承担这一切。
  尤妮名噪一时。记者们来了,还来了个作家。一个摄影师拍摄了游乐场,尤其是跑道,说这是宇宙飞船留下的印记。有张照片拍的是看台,说是宇宙飞船着陆时撞倒过。
  很多年前人们曾对这种故事趋之若鹜,后来就渐渐没什么热情了。
  雷亚的父亲寄往卡尔加里的一封信里写道:“没人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但有一点确信无疑,尤妮·摩根没拿到一分钱。”
  这封信是写给雷亚的,她和韦恩到卡尔加里不久就结婚了。那时要想住在一起必须结婚,至少在卡尔加里是这样,而他们发现彼此不想分开。未来的日子里大多数时候也是这样,不过也会拿分居要挟一下,并时不时付诸行动,但很快也就收了场。
  韦恩离开报社,进了电视台。那些年,在晚间新闻里都能见到他。有时在国会山上顶着雨或是冒着雪,报道真真假假的新闻。后来他去别的城市,做着同样的事情。再后来他加入了另一行列——坐在室内探讨新闻的意义,品评真假黑白。
  (尤妮逐渐对电视情有独钟,但她从不看韦恩的节目。她讨厌那些只说不做的人,看到这类节目立刻换台,她要看的是新闻事件。)
  雷亚回到卡斯泰尔斯看看。她溜达到墓地,想看看上次来过之后又添了哪些新成员。她在一块墓碑上看到了露西尔·弗拉格的名字。不过所幸露西尔没死,死的是她丈夫,她的名字和出生日期刻在丈夫的旁边,去世的日期空着。刻碑的手工费不断涨价,现在很多人都这么做。
  雷亚想起那些帽子和玫瑰花环,心底涌起一阵对露西尔深深的怀念。
  时至今日,雷亚和韦恩已经共同生活了大半辈子。他们有三个孩子,前前后后十五个情人。现在,突然之间,所有这些喧嚣、成就以及悬而未决但充满生机的期待竟都飘然远去,她知道所有这些都在成为历史。此时此刻,在这片墓地上,她大声说:“我真接受不了。”
  他们拜访了杜德夫妇,他们还是朋友。四个人一起开车来到游乐场旧址。
  那句话雷亚在游乐场又说了一遍。
  摩根家、蒙克家,河边的房子都无影无踪了。这儿本来就不适合居住,现在一切都消失了。剩下一片洪泛区,由佩里格林河务局管理。这个地方再也不会有什么建筑了。只见宽阔的公园绿地、修整齐了的河堤——其他的都没了,都不见了,只有几棵老树还立在那里,树叶依旧翠绿,但被空气中金色的水汽拉低了脑袋。这是九月的一个下午,再过几年,这个世纪就将成为历史。
  雷亚说:“我真接受不了。”
  四个人都已满头银发。雷亚很瘦,却活力四射,她生动活泼、循循善诱的风格在英语作为第二语言的教学中如鱼得水。韦恩也瘦,留着白胡子,温文尔雅,风度翩翩。他不上电视时会让你想到西藏的和尚,一到镜头前就会变得尖酸刻薄,甚至残酷无情。
  杜德夫妇长得都很高大,看起来优雅庄重,精神饱满,体态丰盈。
  看到雷亚的激动,比利·杜德笑了笑。他环顾四周,默认了雷亚的话。
  他说:“岁月无情啊。”
  他拍了拍妻子宽宽的后背,算是对她那难以察觉的嘟哝声的回应。他说他们很快就会回家了,她不会错过每天下午定时收看的节目。
  尤妮的经历没给她带来一分钱,这一点雷亚的父亲说得没错。他关于比利·杜德的预言也没落空。比利的母亲死后,问题接踵而来,最后只得卖掉工厂。后来工厂再次转手,接着就倒闭了。卡斯泰尔斯再也不生产钢琴了。比利来到多伦多,谋了份差事。据雷亚的父亲说,这份差事和精神分裂症或毒瘾或基督教有关。
  其实,韦恩和雷亚都知道,比利是在帮助精神病人的过渡疗养院和帮助老年人的团体之家工作。比利一直维系着这份友谊,也保持着和尤妮的特殊友谊。他的姐姐贝亚饮酒过量生活无法自理后,他雇尤妮帮忙照看。(比利已经戒酒了。)
  贝亚死后,比利继承了家里的房产,并把它改造成养老院,照顾那些还能下床行走的老人和残疾人。他希望给这些人提供舒适的住处、悉心的照料和适当的娱乐。他回到卡斯泰尔斯,专心经营养老院。
  比利向尤妮·摩根求婚。
  尤妮说:“我不希望有任何事发生,任何事。”
  比利说:“噢,亲爱的!噢,亲爱的尤妮!”
  (步朝霞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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