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中午，陽光从厚厚的云层里透过，闷闷热热的照着这片广场。
我们还在古斯各，等待着去玛丘毕丘的火车。不看见那个地方是不肯离开秘鲁的。
无尽的等待，成了日常生活中的煎熬，就如那永不停歇的雨水，慢慢在身体里面聚成了一份全新而缓慢加重的压力。旅程在这古老的城市中暂时中断了。
这个大广场是一切活动的中心，因为它的宽畅和清洁，便是每天坐在同一个地方望它，也是不厌的。这一日我坐在大教堂最高石阶的上面，托着下巴静静的看人来人住，身边一只总是自己跑来找我的小白狗。广场上兜售土产的人很多，大半全是印地安的妇女和小孩，男人便少见了。
"印地安人"这个字眼，在中文里没法另找代用字，可是这种称呼在他们中间是不可用的，那会被视为是极大的侮辱。他的出现是平凡的；身上一件灰扑扑的旧西装，米色高领毛衣，剪得发根很短的老派头发，手中一只方硬公事包--却是个中年印地安人。
晒太陽的游客很多，三五成群的聚在广场上。只因他手中不卖任何货品，却向一个一个游客去探问，才引起了我的注意。
每见别人总是听不完话便对他摇头，他还是道谢才去，便使我的视线跟住他的脚踪不放了。
古斯各的人，在对人处事上，总带着一份说不出的谦卑和气，这种情形在厄瓜多尔也是一样的。只因他们全是安地斯山脉的子孙。
也是这份柔和安静而温顺的性格，使得当年印加帝国的版图由现今阿根廷、智利的北部、玻利维亚、秘鲁、厄瓜多尔的全境，伸延到哥伦比亚的南方才停止。印加帝国用一种社会主义的严厉手段统治了这一片高原不同的民族近四百年，直到十五世纪初叶，却被西班牙的征服者用一百八十个士兵便占了下来。
比较之下，印加帝国仍是又老实了一步。
广场上那个拿手提箱的人一直在被人拒绝着，一次一次又一次，他却不气馁，步子缓缓的又向另一个游客走上去。看来不像讨钱的样子，每一回的失望，使我的心便跟着跳一下，恨不得在这已经几十次的探问里，有人对他点一下头。
雨，便在同样的正午，撒豆子似的开始落了。广场上的人一哄而散，剩下远远的提着公事包的男人，茫茫然的站在空地上。
我坐在石阶背后是教堂的大木门，躲小雨是个好地方，再说，雨来的时候，便套上了桔红色的一大片塑胶片，又在教堂的门环上斜撑了伞。
这一来，坐着的地方即使在雨中，也是干的了。也许是水中的那一块桔红色过分鲜明，远远的身影竟向我走了过来。
我钉住那人渐走渐近的步子，感觉到巨大的压力向我逼上来，这人到底在要什么？
还没有到能够讲话的距离，那张已经透着疲倦而淋着雨丝的棕色的脸，先强挤出了一个已经赔出过几十次卑微的笑容来。
我的心，看见他的表情，便已生出了怜悯。
"日安！"也不擦一下雨水，先对我鞠了一躬。"坐一下吧！这里还是干的！"我挪了一下身体，拍拍身边的石阶。
他不敢坐，竟然吓住了似的望着我。
那只势利的小白狗，对着来人狂吠起来。
既然我已是他广场上最后的一个希望，就当在可能的范围里成全他了。
"请问你喜欢音乐和舞蹈吗？"他问。
我点点头，撑着的伞推开了一些。
"我们，是一个民族音乐舞蹈团，想不想看一场精彩的表演呢？"这几句话，也说得怪生涩害羞的。"你也跳吗？"我问他。
"我吹'给诺'！"他非常高兴的样子，急急的回答着我。给诺便是一种印地安人特有的七孔芦笛，声音极好听的。"音乐家呀！"我笑着说。
想到这个可怜的人还站在越下越大的雨里，我不敢再多扯下去。
"多少钱一张票？"赶快问他。
"不多的，才合三块美金，两小时不中断的表演，可以拍照--"他紧张起来，因为价格已说出来了，对我又是贵不贵呢？"给我三张。"我站起来便掏口装，里面的秘鲁零钱折算下来少了一千，也就是两块美金左右。
不愿意当人的面到背后暗袋中去提钱，我告诉他钱暂时没有了。
"那么你晚上来的时候再补给我好了。"他迁就的说，竟连已付的钞票都递上来还给我。
"这些当然先付了，晚上再补一千，好吗？"眼看是个没有生意头脑也过分信任他人的艺术家，好不容易卖掉了三张票，怎么连钱都不知要先收下的。"我们的地方，有一点难找，让我画张地图给您！"他打开公事包，找了白纸，蹲在雨中便要画。
"票上有地址就找得到。您淋湿了，快去吧，谢谢了！"两个人彼此又谢了一回，他离去时我又喊："别忘了我欠您的钱呀！"回到宿舍去找米夏和埃度阿托，他们都不在，我便下楼去看电视新闻去了。
看得专心，头上被雨伞柄剥的敲打了一下。"做秘鲁人算罗！我们部长讲话，傻子听得像真的！"我见是埃度阿托这么说，便笑了起来。
"晚上请你看民族舞蹈！"我摇摇手中的票子。"请我？做秘鲁人一辈子了，还看骗游客的东西？再说晚上那种狂雨酷寒，谁愿去走路？""才三块美金一张呀！"我说。
旅行中，三块美金实在不能做什么，再说古斯各花钱的地方太多，一张大钞出去便化了。
"这个路要是再不修好，我们是被闷死，连观光客做的事情都会跑去了，民族舞蹈，唉--"埃度阿托又说。"不去玛丘毕丘我是绝不走的。"为了对那座失落迷城的疾心，一日一日在等待着雨歇。旅馆内的早餐不包括在房租里，当然不敢再去吃了，外面便宜的吃饭地方太多了。
"票买了，到底去不去呢？"我又问。
"这算一个约会吗？"埃度阿托笑嘻嘻的说。"神经病！"骂他一句，还是点头。
"好，晚上见！穿漂亮一点啊！"他走了。虽然请旅馆傍晚六点钟一定唤我，又开了闹钟，又托了米夏，可是还是不能睡午觉。
索诺奇这种东西，别人发过便好，可是我每天午后仍是要小发一场，不得不躺下。
"紧张什么嘛！就算去晚了，也不过少一场舞蹈！"米夏说。
"我想早些去，把欠钱补给人家，万一开场一乱，找不到人还钱，晚上回来又别想睡了！""他那里会逃掉的，你头痛痛傻啦！"米夏说。"那个人吹吹笛子会忘掉的！"我仍坚持着。吵吵闹闹，黄昏已来了，而我的头痛并不肯好一些。风雨那么大，高原气温到了夜间便是突降，埃度阿托说他要看电视转播足球，无论如何不肯出门，赖掉了。"你要跟去的哦！是工作，要去拍照！"我威胁米夏，只怕他也不去。
那个市场地区白日也抢，晚间单身去走是不好的，舞蹈社的地方大致知道在那附近了。
多余的票白送给街上的行人，大家看了都说不要，好似我在害人似的。
也没吃晚饭，冒着大雨，冻得牙关打结，踏着几乎齐膝的泥浆，与米夏两人在风里走到裤管和鞋袜透湿。其实我也是不想看这种观光表演的，谁叫欠了人的钱，失信于人这种事情实在做不出来。
到了地址的门牌，里面悄无声息，推开了铁门，一条长长的走廊，每一扇门内都有人探头出来。
"看跳舞吗？再往下走--"有人喊着。
经过一家一家的窗户，里面的人放下了煮菜的锅子，张大着眼睛，望着我们穿过。
难道看表演的人如此稀奇，也值得那么张望吗？他们每晚都在表演的啊！
弯弯曲曲的走到了底，一扇毛玻璃门被我轻轻推开，极大的剧场厅房竟然藏在黑冷的走廊尽头。
没有人开灯，近两百个全新的座位在幽暗中发着蓝灰色的寒光。
看看米夏的表正是六点三十分--票上写的开场时间，而里面是空的。
我们不知如何才好，进退两难。
回到走廊上去站着，这才看见白天的印地安人匆匆忙忙的进来了，看见我们，慌忙道歉，跑着去开了全场的灯。"其他的客人还在吃晚饭，请你们稍稍等十五分钟，不然先去对面喝杯咖啡再来好吗？"他的脸是那么的疲倦，那身旧西装已经全湿了，说话的口气尽可能愉快有礼，可是掩饰不住那份巨大的悲愁。"早晨欠的另一千先给您！"我说。
"啊！谢谢，不忙的！"他弯了一下腰，双手来接钞票。
三个人难堪的对立着，大家都不知说什么才好！"真的，我们的票，全卖给了一个旅行团，他们在吃饭，马上要来了--""我们去喝杯咖啡再回来，不急的。"我拉了米夏便往外走。
临行还是托了那人一声："第三排靠走道的位子请留下给我，别给人占去了呀！""不会的，一定给您，请放心"他说着说着好似要哭出来了似的。
我快步踏到外面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