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国栋脑门儿上的抬头纹加深了，每一条皱纹都像一个平躺着的问号，表示着极大的疑惑。
老办法不行了。老办法有什么不好? 生产计划不是年年完成吗? 就说长春第一汽车厂生产的“解放牌”卡车吧，用的还是五十年代那套生产工艺，也没见谁嫌不好哇，就那，年年还不能满足需要呢。瞎改什么，另改一套，还指不定行不行呢，不行的话，连这套也没啦。
自己找饭吃? 还讲不讲计划经济啦? 吴国栋在党校的时候学习过，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之一，这么一来，还上哪儿去体会社会主义的优越性? 吴国栋没法说。部长说过了，厂长说过了，他还有什么可说的? 只有竞争过外国人这一点，吴国栋听了还算顺耳。不说别的，外国人身上的毛都比中国人多。在党校的时候学过，人是从猴子变来的，这说明外国人比中国人离猴子 更近，就凭这一点，中国人也比外国人先进，为什么竞争不过老外? 只要大伙心齐、玩儿命干，别今天你一个主意，明天他一个主意，有什么不行的。再拿出五八年大跃进的干劲，一天等于二十年，十五年就能赶上英国。当时有个歌 怎么唱的? 啊，“……踢开困难，排山倒海，赶上英国老王牌……”多好的日子! 多让人留恋和向往的日子! 每天都像踏着进军号在前进，就像过去“十一”或“五一”天安门前阅兵式的那股劲头，一个个胸脯挺得那么高；脚步跺得咔嚓咔嚓响；胳膊甩得刷、刷、刷的 齐……那么些人就像一个人那样听使唤。后来为什么凉下来了? 唉，还不是总有人干扰毛主席他老人家的革命路线。瞧瞧现在，社会上乱成了什么样儿? 不知哪儿来的一股风，喊起“民主”来了，社会主义条件下谁感到不民主? 只有地、富、反、坏、右才觉得不民主。啊，右，现在不算了，全都一风吹了。别说右不算了，连大寨也不行了，自由市场也出来了。老家里来人说，连算卦的也出 来了，牛鬼蛇神又出笼了。毛主席他老人家要是在世，怎么能有这种事嘛。
他自己也闹不清从什么时候起，一切都让他看不顺眼儿的感觉，像看不见的小虫子一样，钻进了他的心里，在里面闹腾、作祟。
一天天地、从早到晚，他都觉得日子过得不踏实，好像天要塌了。
他好忧心啊。
陈咏明却饶有兴味地看着刘玉英给吴国栋带来的那瓶小菜，好像在研究菜里加了什么可口的东西，那兴味并不亚于研究一辆新引进的汽车。他对什么都有兴 趣，对什么都全力以赴，所以他比实际的年龄显得苍老。而他的脸，也许正是因为两种极端的混合才显得如此动人：孩子般的真诚、执著，和饱经世事的沉稳。
陈咏明的谈话使病房里所有的人听人了迷，别管是修理雨伞的小伙子，当文书的小老头，卖肉的师傅，大学里的老师。他们对三中全会的精神，也许领会得还不够深刻，但不管是谁，只要他对生活还有那么一丁点热情，他就不可能不被这种谈话所吸引。
若干年来，他们读过不少中央全会的公报，听过不少次会议精神的传达，但那些经济政策和自己的生活到底有多大关系呢? 总好像说不清楚。现在让陈咏明这么一说，好像清楚了许多，原来都是老百姓心里想着、盼着的大实话。
修理雨伞的小青年，收起了钢笔，用手支着下巴，眼睛里流露出恍然大悟的神情，原来中央的精神是这么回事，怎么在街道学习会上就变成了千千巴巴的东西呢? 如果让这些部长、厂长们给讲讲该有多好。
就连当文书的小老头，也流露出真正受了感动的微笑，再不是一成不变的、阿谀奉承的假笑。
教书的先生说：“嗯! 你们部长几句话就把中央的精神说清楚了。不简单。”
卖肉的师傅，自有他表示崇敬的独特方式。出于一种爱屋及乌的反应，他对郁丽文说：“郁大夫，往后您再买肉找我，您是要五花、里脊、肘子、猪肝、蹄子……只管说。”
郁丽文掩嘴而笑。
陈咏明没头没脑地搭了一句：“清醒的人是不痛快的。”然后看了看手表，吃了一惊似的对郁丽文说：“八点多了，你饿坏了吧。”
郁丽文没有回答，只微微皱了一下眉，表示他不该在这里说这句话。
刘玉英果真忙乱起来：“哎，这，这是怎么说的，您二位到现在连饭还没吃。”她依次拉开吴国栋床头柜上的抽屉和柜门，想要找些点心给他们。里面空空如也，什么也没有。
教书先生从自己的小柜上，拿过一个饼干桶，递给陈咏明：“这儿有饼干，先吃点吧。”
陈咏明真不客气，想吃几片。他刚刚伸出手去，并且同郁丽文：“怎么样? 来几片吧? ”
郁丽文忙拦住了他：“你和老吴还有没有事? 要是没事，就回家吧。儿子们也许等急了，他们知道我今天不值夜班。”
陈咏明好像这才记起，他还有两个儿子。“哦，没什么了，我不过是来看看老吴。”他又转向老吴，“你还有什么事要办的吗? ”
吴国栋忙说：“没有，没有，您也挺忙，别老往这儿跑了。”说着就起身，准备送陈咏明的样子。
病房里的人也都全站了起来，好像陈咏明是他们大家的客人。
走到门口，修理雨伞的小伙子情不自禁地说：“您没事儿常来? ”
陈咏明咂了一下嘴：“唉，说不准。我倒是应该常来，可是明天早上一睁眼，就不知道会卷进什么意想不到的事情里去，一拖就是很久，不能脱身。好吧，大家留步，别再送啦，再见，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