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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幕 第一章

  有人按了。虽然对讲机设为静音,还是能察觉有人按下门铃。不过,或许是我的错觉。这一年来,粗鲁的拜访、失礼的电话及自以为是的善意讯息不断涌入家中,我们变得非常敏感。
  客厅门边的监视荧幕上,肯定映着站在对讲机前的人,八成是记者。
  刚刚从二楼寝室旁的窗户往外窥望,大门前聚集几个扛着摄影机的男人和记者。天空阴沉沉的,仿佛随时会下雨,那些人却守在没屋檐的地方,甚至自备雨衣。一年前,媒体穷追不舍带来莫大的精神压力,导致我一看见人影便会恶心胃痛,如今我习惯许多。胸口虽然有股遭受挤压的紧张感,但厌恶情绪减轻不少。媒体的关注降温也是原因之一吧。案发后,我光是碰触窗帘,楼下众人便会一阵骚动,迅速举起摄影机。现在气氛没那么剑拔弩张,电视台播报员还会跟其他播报员闲聊。原本唯恐遭人抢先一步的记者,像是吱吱喳喳来参观的游客。
  二十三岁时,我成为一名职业小说家,至今执笔超过十多个年头。凭借踏实地描绘活跃于十八世纪的英国风景画家一生的中篇小说(现下看来也只有“踏实”一个优点),我拿到知名度颇高的文学奖,获得许多与出版业人士合作的机会。不仅如此,我常在电视节目中亮相,跟电视台的人也有些交情,可惜,这些对把我当成猎物的记者及摄影师发挥不了作用。他们与我的认知差距太大,我根本手足无措。跟我合作过的文艺编辑或电视台员工,或多或少都对小说抱持兴趣。然而,追逐案件的记者完全不一样。文艺编辑若是“房车”,专门追逐案件的周刊杂志记者和播报员便是“跑车”。他们只有一个存在目的,就是“比其他人更早抵达终点,炒热观众的情绪”,房车根本不是对手。他们擅长挖掘案件,引发社会大众的好奇心。
  不过,这一年来,我对电视台、报社及周刊杂志记者的刻板印象有些改变,不再像以往那般深恶痛绝。因为我学到一件事,就是不能一竿子打翻一船人。同样是“追逐新闻的媒体工作者”,还是有许多差异。听起来理所当然,我却是最近才体会到这一点。举例来说,请求采访的记者中,有些人对“采访失去独生女的双亲”毫无罪恶感,而他们的理由又各自不同。有些人秉持“只要有助于破案,不惜在受害家属伤口撒盐”的信念;有些人嫉恶如仇,以致忽略受害者家属的心情。有些人根本不在乎案件背后的意义,只是尽职地完成工作;有些人满脑子想抢独家报导,为前程铺路;有些人纯粹是好奇心旺盛。这些人往往无视我哀恸的表情,振振有词道:“山野边先生,您身为作家,又常上电视,相当于公众人物。既然如此,就得有接受采访的觉悟,毕竟民众有知的权利。何况,您的一句话,或许将成为破案的关键线索。”
  他们不是刻意为难我,而是依各自的理念采取行动。最重要的是,他们并非初次处理这样的工作。对于“强迫陷入悲伤的公众人物发表言论”,他们经验丰富。
  相较之下,我和妻子美树如同刚入行的菜鸟。我们初次体会失去女儿的痛苦,仿佛连皮肤内侧都暴露在外,承受丧失感的煎熬。我们夫妇与媒体对抗,简直像刚学相扑的新力士与身经百战的横纲交手。
  面对媒体压倒性的攻势,我们拼命打起精神应付。
  有一次,一名长期守在家门外的记者忽然拿东西扔窗户。对方虎背熊腰,我们以为他扔的是石头,但感觉不像。不知他扔到第几遍时,我决定打开窗户瞧个究竟。记者拍下我俯身捡拾的动作,我强忍不快,仔细一看,原来是白色的小糕饼,包装纸上印着“菜摘糕饼”的字样,我顿时怒火中烧。我女儿的名字正是“菜摘”,这不可能是巧合。对方居然将印着她名字的食物扔向我家窗户,遇上这种情况谁能保持冷静?于是,我对着窗外破口大骂。
  那记者毫无愧疚之意,反而大声报出杂志名及他的姓名,接着喊道:“请接受采访!”对方不断打手机骚扰我,由于我不理不睬,他便想出这样的手段。我咬紧牙关,压下想跑出去对他拳打脚踢的冲动。
  “那是我老家附近糕饼店卖的点心,味道非常棒。经营糕饼店的老爷爷和老奶奶,每天从早忙到晚。”然后,对方忽然唱起:“美味又好吃,菜摘的糕饼,快来尝一口!”不晓得是不是糕饼店的宣传歌。唱完,他哈哈大笑。
  他以为这么做我就会接受采访?我实在无法理解,于是将他的手机号码设为拒接黑名单。他是我第一个封锁的对象。
  当然,并非所有记者都和他一样。有的记者打从心底表现出“为何我得将麦克风对着一个女儿惨遭杀害的父亲”的痛苦矛盾。有的记者在离去前,一脸哀伤地说:“您不是加害者,而是受害者。即使是公众人物,也不该受到这种对待。”有的记者不仅温言安慰我妻子,还劝其他同业别再缠着我们不放。
  默剧演员卓别林认为,所谓的“媒体”是“名为群众的无头怪物”。其实,他们有着不同的性格与理念,价值观也大相径庭。
  刚开始的几个月,我曾后悔自己成为作家。我不是加害者,而是受害者。若非作家身分,我不会遭受如此肆无忌惮的采访攻势。事态演变到这个地步,全是我的特殊职业所致。
  另一方面,我也明白作家身分在某些时候形成助益。从前合作过的出版社杂志记者,多少留了情面。
  仔细想想,最可怕的或许不是媒体工作者。尽管不乏高傲自大、咄咄逼人的记者,毕竟不是全部。而且,确定加害者的身分后,新闻媒体对我的兴趣大大减退。
  直到最近,我才晓得他们纠缠不清的理由,原来是怀疑“作家父亲其实是凶手”。真正的凶手落网后,一名认识的记者告诉我:“坦白讲,我也是身不由己。每当孩童遭到杀害,我们总会把双亲当成头号嫌犯,社会大众也一样。虽然我时时提醒自己不能有先入为主的偏见,却难以完全抛开这个疑念。”
  “我明白,双亲就是凶手的案例实在太多。”
  “或许在您听来,这只是借口。”比我年轻的记者皱起眉,一脸沉痛。
  “但……”我发出不知能传递到何方的话声,感觉像出鞘的刀刺入对方侧腹,补上一句:“但这次不同,我们夫妇不是凶手。”
  “我知道。”对方难过地点点头。
  “我们不可能杀害亲生女儿。”
  不仅是媒体,我们还受到许多不露面、不具名的恶意攻击。有时是邮件,有时是电话骚扰,网路上恐怕也充斥着超乎想像的大量流言。虽然凶手落网,社会大众仍不死心,反复叫嚣“你们夫妇才是真凶吧”。
  此外,我收到不少读者来信。绝大部分是透过出版社转交的实体信件,及一些电子邮件。刚出道时,由于我写的是类似风景画家传记的枯燥小说,感兴趣的读者不多。我必须再次强调,那些小说只能以“踏实”形容。我个人非常喜欢这种踏实的风格,不过坦白讲,就是卖不出去。然而,随着上电视的频率增加,小说卖得愈来愈好,加上改编成影视作品的效应,读者更是多到我无法掌握的地步。尽管都是读者,感受力与认定的常识却各不相同。案发后,他们寄给我的信中包含不少令我无法承受的言词。不论鼓励或批判,于我都太过沉重,看了两封便再也看不下去。
  这一年来,我与妻子在家里淋着恶意形成的倾盆大雨,每天都像落汤鸡。雨滴穿透屋顶,直接打在我们身上。
  我们愈来愈深入思考何谓“良心”。
  “你知道吗?在美国,每二十五人,就有一人不具备良心。”美树那天对我说。
  她跟我一样,承受媒体与一般民众的无情对待,当然也对“良心”这个议题产生兴趣。
  “之前我在有线电视频道上看到的。”她接着解释。
  “新闻节目吗?”从一年前起,我们几乎不看新闻节目。
  “不,是往昔某个摇滚乐团的纪录片。那个乐团的鼓手在接受采访时咕哝:‘听说在美国,每二十五人就有一人不把良心当回事,不晓得是不是真的?’”
  “这种人被称为‘精神病态者’(Psychopath)。”我想起早年为了写小说阅读的几本书籍。“有些书上说,他们拥有冷酷的大脑。”
  表面上,这种人与一般人并无不同。他们一样会生儿育女或饲养宠物。不仅如此,他们多半拥有一定程度的社会地位,不少人成就卓越。只是,他们没办法和他人产生共鸣,遵守社会规范的意愿极低,毫无“良心”,完全不在乎自身的行动会造成多大危害。
  “这些人‘没有做不到的事情’。”
  “咦?”
  “这是书上写的。一般人怕伤害别人或逾越规范,不敢放纵自己的欲望,但‘精神病态者’不受良心钳制,他们是无敌的。世上没有他们做不到的事情。”
  “原来如此。”美树不带情感地低喃。
  “这种人根本不在意别人的痛苦。”
  “即使再怎么给别人添麻烦?”
  “是的,他们不痛不痒。不过,这不代表他们都会犯罪。虽然他们会伤害、利用别人,却不见得会做出世人容易理解的犯罪行为。”
  “世人容易理解的犯罪行为?”
  “这是书上的用语。那书上说,因精神病态遭到逮捕的只是少数特例。”
  “好比那些将我们当罪犯看待的记者,也没遭到逮捕?”
  “没错。”我点点头。
  “二十五人中就有一个……”美树若有所思。从她的表情,无法判断是震惊于比例之高,抑或认为这是合理的数字。
  “不过,这类统计数字的可信度颇低。这种人多半是一般百姓,搞不好就是隔壁邻居。他们过着普通生活,大多具有魅力且天资聪颖……”
  说到这里,我不由得发出呻吟,妻子也不禁皱眉。尽管不是我们谈起这个话题的目的,一张面孔仍浮现眼前。
  那个毫无良知,完全不在乎伤害他人的男人。终结女儿人生的那个年轻男人。
  我察觉又有人按铃。
  要是打开大门,记者会有什么反应?他们会气势汹汹地冲到我身旁,还是战战兢兢地缓缓靠近?“山野边先生,抱歉在您如此疲倦的时候登门打扰。能不能请您针对判决结果发表一点感想?”他们或许会这样开场。
  若是“一点感想”,踏出法院时我早就发表过。
  这种判决实在难以置信,我非常错愕。没想到法官会判无罪。
  我照本宣科般说出这两句话。
  这样大概无法满足记者。或许,此时聚集在家门前的是不同批记者,需要我重复相同的台词。无数想法在脑海扩散,一层叠着一层,宛如不断推向沙滩的重重波浪。各种念头互相交错、堆叠。
  我坐在客厅沙发上,试着调整呼吸。深吸一口气,缓缓吐出。双手轻轻交握,闭上双眼,放空脑袋,让自己处于“除了活着什么也不做”的状态。这一年来,我都是如此缓和情绪。
  脑海响起吉米·罕醉克斯的曲子。“我没办法活在今天。不管是今天或是明天。我在今天找不到任何乐趣。”
  吉米·罕醉克斯如今已不在,无法“活在今天”。
  去年夏天女儿惨遭杀害后,“今天”便不曾造访这个家。
  不仅是二楼的女儿房间,家里处处都残留她的身影。
  她曾坐在客厅的桌前,看着电视,边拿汤匙舀食物。有一次,她嘴里塞太多小番茄,连连眨眼,慌得不知所措。当时她五岁。
  她曾背书包站在玄关,明明根本不懂意思,却嚷着“爸爸,我要出征了”。当时她正要去参加入学典礼。
  她曾半夜起床上厕所,太怕黑而故意大声唱歌。当时她就读小学三年级。
  她曾失足摔下楼梯,痛得嚎啕大哭,被吓得面无血色的我及妻子抱在怀里。当时她才上幼稚园。
  家中的墙壁、柱子、榻榻米、纸拉门、地板、冰箱、洗衣机、窗户、窗帘、电视、书架、天花板的花纹,甚至是马桶上的缺角,都残留着关于女儿的记忆。我不禁产生错觉,仿佛将其中一样切下来,用自己的身体给予温暖,女儿就能重获生命。
  关于女儿的回忆,并非仅限重大节庆或特别的日子。更多是在日常生活中,女儿说过的每句话、做过的每件事,她的一颦一笑,生气的神情,认真踩脚踏车的背影,及感冒躺在棉被里的模样,填满我们的内心。然而,她已不存在这个世界。十岁那年,她的生命消逝,我们痛切体会到何谓“失去生存的希望”。
  妻子美树曾说,倘若活着就得承受这种煎熬,她宁愿不要出生。那是黑暗真实的懊悔。只是,没人能决定自己要不要被生下来。我也有相同的感受。再想深一点,任何人都有死亡的一天。既然得面对这样的恐惧,既然死亡迟早会降临,不如一开始便不存在。
  “外头那些媒体记者,搞不好今晚就会离开。”我开口。称呼那些人为“媒体记者”算是很大的进步,以前我都叫他们“混蛋”。
  美树坐在沙发上玩着桌上的数字游戏。有点类似填字游戏,必须计算数字,填满每个方格。这一年来,我们经常玩那个游戏。为了消磨时间,我们不断填着数字。进行“计算”时,脑袋便会屏除不必要的思绪。
  “那些媒体记者干嘛缠着我们不放?你不是早就发表过感想?”妻子并未生气,纯粹提出内心的疑惑。
  “我是在走出法院时说的。”
  妻子不想待在宣判现场,我将她留在家中,独自前往法院。
  “既然如此,外头那些人到底还想要什么?”
  “大概是期待我讲出不同的感想。不,他们只是担心其他记者抢到独家报导。害怕前脚一离开,我便发表新的言论,到时就糗大了。”
  “我们不是在门外贴了张声明?”
  “是啊。”那张声明上写着“我们夫妇身心俱疲,恕不接受任何采访”。
  “都怪你爱跟媒体作对,才落得这个下场。”美树显然是在取笑我。这几乎成为我们日常的话题。
  数年前,我常上电视新闻节目。针对社会局势、生活琐事、刑事案件或灾害发表评论,不仅能舒缓写小说的压力,还能达到宣传效果,所以我轻松接下通告。由于太过轻松,我往往想到什么就说什么,未经深思熟虑,触怒媒体的发言自然不在少数。
  我后来才知道,那些粗鲁幼稚的言论在电视台工作者心中留下极坏的印象。朋友曾给我忠告:“他们对你十分不满,碍于你是畅销作家才忍气吞声。要是哪天你过气了,恐怕会遭到报复。”
  没想到,朋友一语成谶。三年前起,我不再发表新作,旧作的销量也逐渐下滑。不久,女儿的命案发生了。媒体采高压攻势穷追猛打,或许正是对我的报复。有时我不禁暗自揣测,电视台早视我为眼中钉。
  边柜上的电话,不断接到新来电。尽管设为静音,液晶荧幕仍闪个不停。手机也一样,新讯息一封又一封涌入。世上太多人基于不同的动机想与我们夫妇对话。面对现况,我甚至不知该心怀感激,还是失控抓狂。
  我和妻子有时会接电话,有时不会。原本我们决定不理会任何来电,但最近心境有些改变。不管是“你女儿遭奸杀而死”之类了无新意的毁谤中伤,或是答录机中充满恶意的留言,经过一次次伤心与折磨,我们逐渐习惯。
  更重要的是,如今我们找到明确的目标,那些看热闹的外人永远不会知道。他们围观起哄时,我和妻子早就踏上只属于我们的另一条道路,不会轻易被恶意的言行击倒。
  “老公……”美树走到客厅的窗边,搭着窗帘。“我们能度过这一关吗?”
  我们夫妇能不能度过这一关?我也想知道。美树并非希望从我口中听到答案,她沉默半晌,忽然轻快地说“嗯,根本没什么大不了”,仿佛想起这是早已解决的问题。
  我明白美树话中的含意。跟女儿遇害的愤恨相比,其余根本都是微不足道的小事。
  外头终于下起雨。
  美树将窗帘拉开一道缝隙,窥望门前的马路。我坐在沙发上,也瞥向窗外,看见乌云密布的天空。
  “要是下大雨,记者或许会离开。”我开口。
  “希望如此。”
  “我打开电视喔。”
  “好。”美树的语气中有所觉悟。
  我拿起遥控器,按下电源。画面一亮,出现烹饪节目的食谱,于是我切换频道。明知看电视心情会更糟,我还是打开电视。我晓得这是必要的抉择。
  画面上出现傍晚的新闻节目。若是平时,我会立刻转台,但今天状况较特殊。新闻正在报导我女儿的案子,字幕打出“嫌犯获判无罪”。几个大字经过特殊设计,简直像电影《无仁义战争》的标题,我不断提醒自己“保持平常心”。这一年来,我的心肌及精神应该锻练得颇强韧,可是当那男人露面,我依然感到五脏六腑在燃烧。心脏剧烈跳动,胸口好似压着巨石。我不由得按住腹部,弯下腰。美树表现得比我冷静,但她的愤怒并未消失,只是强忍着不让怒火冲破皮肤。
  美树大概是这么想的。
  画面上这个二十八岁的男人,是她最憎恨、最无法原谅的人。然而,见我们任由憎恨的情绪爆发,是那男人最享受的事。不愿让他称心如意就必须压抑愤怒。美树恐怕不断如此告诫自己,才能维持冷静。
  美树或许记得我以前说的话。谈论“没有良心的人”这个话题,几乎成为我们夫妇间的一种仪式。
  “一般人会试图在人际关系中寻求满足,例如互相帮助,或是互相关爱。即使是优越感或嫉妒之类负面情感也是生存的原动力之一。然而,在‘没有良心的人’眼里,这些情感毫无意义,他们唯一的乐趣……”
  “是什么?”
  “在游戏中获得胜利。在控制游戏中成为赢家,是他们唯一的目的。”
  “控制游戏?”
  “当然,或许连他们都没意识到自己在进行这样的游戏。总之,根据书上的解释,只有控制他人并获得胜利,才能成为他们生存的原动力。”
  书上写着,这种人长期处于枯燥无聊的状态。为了追求刺激,他们会不择手段赢得游戏。由于没有良心,任何事都做得出来。
  “要是那男人也抱着这种念头……”美树微弱却坚毅地说:“我们绝不能输给他。”
  此时,我的脑海闪过另一个问题,差点脱口而出。“宽容的人为了保护自己,是否该对不宽容的人采取不宽容的态度?”这是渡边老师,也就是文学家渡边一夫在著作中抛出的议题。
  可惜,我们夫妇内心的宽容,早蒸发殆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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