艰难度日(7)
艰难度日(7)
上学的事已经成为一种威胁,它一直使我提心吊胆。劈柴人偶尔也提到了我读书的事。暑假已经结束,他们感到有点儿过意不去了,于是我就避开了他们,等到四点半钟放学的时候再去。但是,在耀眼的阳光下踯躅街头,一直要等到四点半方才可以回到他们那儿有荫蔽的地方,那日子确是漫长和寂寞的。
一天夜里,我偷偷地走上楼去睡时,房东太太唤住了我。原来她还没睡,在等着我。当
时她十分激动,递给了我一份电报。电文是:“明晨十时滑铁卢车站盼接。雪尼。”
在车站上接雪尼时,我那副样儿确实太不体面了。我的衣服又脏又破,我的鞋子张开了大嘴,我的帽子衬里像女人的汗衫似的搭拉在外面;我的所谓洗脸,只不过是在劈柴人的自来水龙头底下冲一下,因为这样可以省我提着一桶水登上三层楼扶梯,经过房东太太的厨房。我和雪尼见面时,我耳脖子上还留着隔夜的宿垢。
雪尼仔细向我全身打量,说:“出了什么事情啦?”
我顾不到委婉地说给他听了。“妈精神失常,我们只好把她送进医院了。”
他的脸沉下来了,但是他克制了自己。“你现在住在哪儿?”
“还是住在老地方,波纳尔弄。”
他转过身去找他的行李,这时候我才注意到他是那么苍白憔悴。他唤了一辆四轮马车,脚夫把他的行李堆在车顶上——瞧,除了其他的东西,还有一篓子香蕉呀!
“那是咱们的吗?”我急切地问。
他点了点头。“香蕉太生了;要等一两天才能吃。”
一路上,他问到母亲的情况。我激动得没法很连贯地说话,他只片断地听到了个大概。接着他就告诉我,说他怎样被留在开普敦一个医院里治病,他这次回来积了二十磅,原来是打算把这些钱都交给母亲的。他发起了一次抽彩会,这些钱是从一些兵士那里赢来的。
他把自己的计划说给我听。他不愿再航海了,打算去演戏。他估计那些钱可以维持我们过二十个星期,而在这一段时间里,他就到戏院里去找工作。
我们坐上马车,带着一篓香蕉回到家里,引起了邻居们和房东太太的轰动。房东太太把母亲的事说给雪尼听,但是没有让他知道那些细节,以免增添他的烦恼。
雪尼当天上街去买东西,给我添了一套新衣服,那天晚上,我们打扮得整整齐齐,一起坐在伦敦城南游艺场的正厅里。看戏的时候,雪尼一再说:“要是妈今儿晚上来了,她不知道该怎么乐呢。”
那个星期里,我们到凯恩-希尔去探望母亲。我们坐在会客室里,焦急的期待使我们痛苦得几乎无法忍受。我记得怎样听到钥匙的响声,怎样看见母亲走了进来。她面色苍白,嘴唇发青,她虽然认得出我们,但是并没有对我们表示高兴;她从前那种热情洋溢的神态已经消失了。她由一个看护陪着,那看护是一个语言无味、但是喋喋不休的女人,她一直站在那里准备说话。“可惜你们来得不巧呀,”她说,“因为她今天人不大舒服,你说对吗?亲爱的?”
母亲很有礼貌地向她瞟了一眼,含着微笑,仿佛是在等着她走开。
“你们要等到她身体好一点的时候再来,”看护补充了一句。
最后,看护走了,屋子里只剩下我们了。虽然雪尼试图鼓起母亲的兴致,说他怎样运道好,怎样攒了许多钱,为什么在国外耽搁了那么久,但她只坐在那里听着,一面听一面点头,显得精神恍惚,思虑重重。我说她很快就会复原的。“可不是吗,”她伤心地说,“你们那天下午只要给我吃一点儿东西,我就不会有那种事情了。”
后来医生告诉雪尼,说她这次精神失常,肯定是由于营养不良,还说需要给她进行适当的治疗,现在她虽然有时候是清醒的,但如果要她完全复原,那还需要几个月的时间。此后好些天里,我脑际一直萦绕着这句话:“你们那天下午只要给我吃一点儿东西,我就不会有那种事情了。”
上学的事已经成为一种威胁,它一直使我提心吊胆。劈柴人偶尔也提到了我读书的事。暑假已经结束,他们感到有点儿过意不去了,于是我就避开了他们,等到四点半钟放学的时候再去。但是,在耀眼的阳光下踯躅街头,一直要等到四点半方才可以回到他们那儿有荫蔽的地方,那日子确是漫长和寂寞的。
一天夜里,我偷偷地走上楼去睡时,房东太太唤住了我。原来她还没睡,在等着我。当
时她十分激动,递给了我一份电报。电文是:“明晨十时滑铁卢车站盼接。雪尼。”
在车站上接雪尼时,我那副样儿确实太不体面了。我的衣服又脏又破,我的鞋子张开了大嘴,我的帽子衬里像女人的汗衫似的搭拉在外面;我的所谓洗脸,只不过是在劈柴人的自来水龙头底下冲一下,因为这样可以省我提着一桶水登上三层楼扶梯,经过房东太太的厨房。我和雪尼见面时,我耳脖子上还留着隔夜的宿垢。
雪尼仔细向我全身打量,说:“出了什么事情啦?”
我顾不到委婉地说给他听了。“妈精神失常,我们只好把她送进医院了。”
他的脸沉下来了,但是他克制了自己。“你现在住在哪儿?”
“还是住在老地方,波纳尔弄。”
他转过身去找他的行李,这时候我才注意到他是那么苍白憔悴。他唤了一辆四轮马车,脚夫把他的行李堆在车顶上——瞧,除了其他的东西,还有一篓子香蕉呀!
“那是咱们的吗?”我急切地问。
他点了点头。“香蕉太生了;要等一两天才能吃。”
一路上,他问到母亲的情况。我激动得没法很连贯地说话,他只片断地听到了个大概。接着他就告诉我,说他怎样被留在开普敦一个医院里治病,他这次回来积了二十磅,原来是打算把这些钱都交给母亲的。他发起了一次抽彩会,这些钱是从一些兵士那里赢来的。
他把自己的计划说给我听。他不愿再航海了,打算去演戏。他估计那些钱可以维持我们过二十个星期,而在这一段时间里,他就到戏院里去找工作。
我们坐上马车,带着一篓香蕉回到家里,引起了邻居们和房东太太的轰动。房东太太把母亲的事说给雪尼听,但是没有让他知道那些细节,以免增添他的烦恼。
雪尼当天上街去买东西,给我添了一套新衣服,那天晚上,我们打扮得整整齐齐,一起坐在伦敦城南游艺场的正厅里。看戏的时候,雪尼一再说:“要是妈今儿晚上来了,她不知道该怎么乐呢。”
那个星期里,我们到凯恩-希尔去探望母亲。我们坐在会客室里,焦急的期待使我们痛苦得几乎无法忍受。我记得怎样听到钥匙的响声,怎样看见母亲走了进来。她面色苍白,嘴唇发青,她虽然认得出我们,但是并没有对我们表示高兴;她从前那种热情洋溢的神态已经消失了。她由一个看护陪着,那看护是一个语言无味、但是喋喋不休的女人,她一直站在那里准备说话。“可惜你们来得不巧呀,”她说,“因为她今天人不大舒服,你说对吗?亲爱的?”
母亲很有礼貌地向她瞟了一眼,含着微笑,仿佛是在等着她走开。
“你们要等到她身体好一点的时候再来,”看护补充了一句。
最后,看护走了,屋子里只剩下我们了。虽然雪尼试图鼓起母亲的兴致,说他怎样运道好,怎样攒了许多钱,为什么在国外耽搁了那么久,但她只坐在那里听着,一面听一面点头,显得精神恍惚,思虑重重。我说她很快就会复原的。“可不是吗,”她伤心地说,“你们那天下午只要给我吃一点儿东西,我就不会有那种事情了。”
后来医生告诉雪尼,说她这次精神失常,肯定是由于营养不良,还说需要给她进行适当的治疗,现在她虽然有时候是清醒的,但如果要她完全复原,那还需要几个月的时间。此后好些天里,我脑际一直萦绕着这句话:“你们那天下午只要给我吃一点儿东西,我就不会有那种事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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