艰难度日(6)

艰难度日(6)
　　医院离开我们家大约有一英里路。我们缓步走去，我扶着母亲，她软弱无力，像喝醉了酒似地跌跌撞撞，两边摇摆。在午后酷热的阳光下，我们的悲惨景像仿佛被无情地暴露无遗。在我们身边走过去的人，一定以为母亲是喝醉了酒，但我却觉得这些人像梦中的阴影一样。她一句话不说，但又好像知道我们是上哪里去，并且自己也急于要到那里去。我沿路试着去安慰她，她只是微笑着，她已经虚弱得不能说话了。
　　最后，我们到了医院里，一位年轻医生接待了她。他看完了字条，很和气地说：“好的，卓别林夫人，这边来吧。”
　　她很听话地让他检查了身体。但是，等到看护要领她走时，她突然转过了身，痛苦地觉察到要把我丢下了。
　　“明儿见。”我装出了高兴的神气说。
　　她被带走的时候，急切地回过头来朝我看。直等她走了以后，医生才转过来对我说：“那么，你怎么办呢，孩子？”
　　因为对贫民习艺所的学校已经领教够了，所以我很有礼貌地回说：“哦，我到我姨妈家去。”
　　从医院走回去的时候，我伤心得只感到知觉已经麻木，但是却觉得更放心了一些，因为我知道，母亲进了医院，总要比没吃没喝，独个儿坐在那间黑暗的屋子里好一些。可是，我怎么也忘不了看护领她走开时她那副伤心的神情。这时候我想到了她种种可爱的地方，想到了她那愉快的性情，她那温柔亲切的神态，想到了这个疲乏瘦小的人怎样沿着大街走过来，那样精疲力尽，心事重重，可是，后来一看见我向她奔过去，就立刻变了另一个样儿，这时我总是急切地看纸袋里她经常给雪尼和我带回来的好吃的，而她就露出了满面笑容。甚至是那天早晨，她还给我留下了一点儿糖果——我伏在她膝上哭时，她就把糖果拿出来给我吃。
　　那天，我不曾直接回家，因为我没勇气直接回去。我一路向纽因顿打靶场市场走去，浏览那些店面橱窗，一直徘徊到下午很迟的时候。后来我回到了顶楼里，瞧那屋子多么空洞和寒碜啊。一张椅子上摆了一只洗衣盆，里面盛着半盆水。水里浸着一件女衬衫和我的两件衬衫。我开始到处寻找，菜橱里只有半小包茶叶，此外什么吃的都没有。壁炉台上放着母亲的钱包，里面有三个半便士、一串钥匙和几张当票。桌子角儿上摆着她刚才给我吃的糖果。这时候我忍不住又哭了。
　　由于情绪上极度疲劳，我那天夜里睡得很熟。第二天早晨醒来，我又对着那愁人的空屋子，阳光射了进来，照在地板上面，仿佛增强了母亲离家后冷清的感觉。后来，房东太太走上来说，她不曾将这屋子租出去之前，我仍旧可以住在那里；还说，如果要吃什么东西，我尽可以去向她讨。我向她道了谢，说雪尼回来了就会全部付清我们的欠租。但是，我不好意思再向她讨吃的。
　　我并不曾照我答应的那样第二天去探望母亲。我没勇气去，它太使人伤心了。但是房东太太去看了医生，医生说母亲已被转进了凯恩－希尔疯人院。这件悲伤的消息反而减轻了我的良心谴责，因为凯恩－希尔远在二十英里以外，那儿我是没法去的。雪尼不久就要回来了，到那时候我们可以一同去探望母亲。头几天里，我没去看她，也没向我认识的人提起这件事。
　　我总是一清早就悄悄地走出去，整天在外面闲荡；我老是想办法到什么别的地方去弄点儿吃的——再说，即便是少吃一顿，对我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一天早晨，房东太太看见我走下楼去，就问我可曾吃早饭。我摇摇头。“那么你来吃呀，”她仍旧是那样粗声粗气地说。
　　我故意不去麦卡西家，因为我不愿意让他们家知道母亲的事情。像一个逃亡者，我避开了所有的人。
　　母亲刚离开家一星期，我已经习惯于随遇而安的生活；对这种生活，我既不感到悲哀，也不引为快慰。我最顾忌的是房东太太，因为，如果雪尼再不回来，她迟早要把我的情况报告给教区里的负责人，而我就会再被送进汉威尔学校。所以我老是躲开了她，有时候甚至睡到外面去。
　　我认识了几个在肯宁顿路后边一条马房巷里劈柴的人；这些样子像流浪汉的人，在一个阴暗的堆棚里辛勤劳动，他们老是那样悄声儿说话，整天把那些木头锯的锯，劈的劈，砍成了半便士一捆的柴火。我老是在敞开着的门口踅来踅去，留心看他们干活儿。他们拿一块一尺见方的木头，把它劈成寸把厚的木片儿，再把这些木片儿垛齐，劈成了小棒儿。他们劈得那么快，我看得出了神，觉得干这活儿倒挺有趣。过了不久，我就开始帮他们劈柴。他们从承包拆房屋的商人那儿买到木头，把它们运到自己的堆棚里堆了起来，这至少需要花一天时间，然后用一天的时间锯木头，再用一天的时间劈木头。到了星期五和星期六，他们就去卖那些柴火。我对卖柴火的事不感兴趣，但觉得跟他们一起在堆棚里干活儿很热闹有趣。
　　他们是一些和蔼而安静的人，年龄都不满四十，但是从神情和动作上看来却要老得多。老板（我们这样称呼他）像一个患糖尿病的人那样鼻子通红，除了一颗虎牙外，上边其余的牙齿都掉光了。但他脸上自有一种亲切可爱的神气。他咧开嘴笑时，尽量露出他那颗虎牙，那样儿挺滑稽的。有时候，没有多余的茶杯，他就拾起了一只空牛奶罐，冲洗一下，咧嘴笑着说：“用这个当杯子好吗？”另一个人，虽然也挺和气，但是却很沉默，黄面孔，厚嘴唇，话说得很慢。中午将近一点钟的时候，老板总是抬起头来朝我望望，说：“你尝过干酪皮做的威尔士兔子肉吗？”
　　“咱们已经吃过好多次了，”我回说。
　　这时他总是噗嗤一笑，露出了他的牙齿，递给我两便士，于是我就跑到路拐角阿希开的那家卖茶叶和杂货的小店里，买回一便士干乳酪皮和一便士面包，阿希很喜欢我，老是多给我一点儿。我们把干乳酪皮洗刷干净了，给冲上一些水，再加上一点儿盐和胡椒。有时候老板还在那里面放一块肥咸肉和一些洋葱屑儿，另外煮一罐子热茶，那一顿午餐是十分可口的。
　　虽然我并没向他们要钱，但是，到了周末，老板却给了我六便士，这使我喜出望外。
　　那个黄面孔的乔常发癫痫，发病时老板就烧几张褐色打包纸，放在他鼻子底下，让他闻了苏醒过来。有时候乔会嘴里吐白沫，咬自己的舌头，等到清醒后，就露出一副伤心和惭愧的神情。
　　这些劈柴的人，从清晨七点起，一直工作到晚上七点，有时候甚至更晚一些，每当他们锁上了堆棚回家时，我就感到很愁闷。一天晚上，老板请我们去伦敦城南游艺场看戏，他买的是两便士一张的顶层楼座票。乔和我已经洗好了脸，在等候老板。我很激动，因为那星期是弗雷德·卡诺（几年以后，我加入了他的剧团）在那儿演他的喜剧《早起的鸟》。乔靠在马房巷的墙上，我站在他对面，又是高兴又是激动，可就在这时候，乔突然发出了一声喊，在墙根儿横着倒了下去，他发病了。他因为盼望看戏，太紧张了。后来老板要留下来看护乔，但是乔坚持我们不必等他，说第二天早晨他就会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