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道格拉斯的友谊(1)
许多知名人士，都在这时候来参观了我们好莱坞的电影制片厂，这些人当中有：梅尔芭，利奥波德·戈道斯基和帕德瑞夫斯基，尼金斯基和帕芙洛娃。
帕德瑞夫斯基很有一股迷人的魅力，但同时又有一种庸俗的气味，一种过分自高自大的神态。他的外表给人一种深刻的印象：头发很长，斜搭在嘴唇上边的胡子显出严肃，下巴上那撮小胡子使我隐约觉察出他有一种虚荣感。每次他开演奏会，大厅里的灯光暗淡下来，气
氛阴郁森严，他刚要在琴凳上坐下时，我就会想像到，有人会抽掉他屁股底下的凳子。
大战期间，我在纽约里茨旅馆里遇见他，向他热情地招呼，问他是否准备在纽约演奏一次。他摆出了一副架子说：“在为敝国政府公务外出期间，我是不举行演奏会的。”
后来帕德瑞夫斯基当了波兰总理，但是我对此事和克里孟梭具有同感，克里孟梭在签订那个倒霉的凡尔赛和约的一次会议上对帕德瑞夫斯基说：“像您这样一位天才艺术家，怎么会不惜降低身份，搞起政治来了？”
相反，利奥波德·戈道斯基这位伟大的钢琴家，身材矮小，圆圆的脸上老是堆满了笑，却显得那么朴实和幽默。他去洛杉矶开完了演奏会，在当地租了一所房子住下，我常常去看他。每逢星期日，我都有机会去听他练琴，看他那双特别小的手施展出高度的技巧，它们是那么灵活。
尼金斯基和他俄罗斯芭蕾舞剧团的演员也来电影制片厂参观。他是一个神情严肃、长相漂亮的人，高高的颧骨，忧郁的眼睛，那副样儿好像是一个俗家打扮的僧侣。当时我们正在拍《治病》。他坐在摄影机后边看我拍戏，我觉得那一场挺逗笑，但是他却一直板着脸。其他的人看了都大笑，惟独他越来越忧郁了。临别前他走过来和我握手，只淡淡地说了一句他非常欣赏我的演技，问可不可以再来参观。“当然欢迎，”我说。此后两天里，他又那样愁眉苦脸地看我拍戏。到了最后那一天，我关照摄影师别在摄影机里装上胶片，因为知道，受了尼金斯基忧郁的影响，我那些逗笑的动作是做不好的。然而，每天看完了以后，他总要赞扬我几句。“您的喜剧是芭蕾舞型的，您是一位舞蹈家，”他说。
谈到舞蹈，我还没看过俄罗斯芭蕾舞剧团，也没看过其他芭蕾舞剧团。但是，就在那个周末，我被邀请去看一场午后演出。
到了戏院里，由贾季列夫出来欢迎我；贾季列夫是一个精力充沛、热情洋溢的人。他表示抱歉，惟恐那一天出的节目我不太欢喜。“可惜演的不是《牧神的午后》，”他说。“我想您喜欢看那个节目。”接着他就转过身去对他的经理说：“告诉尼金斯基，休息后咱们演《牧神》给夏洛看吧。”
第一场芭蕾舞演的是《山鲁佐德》。我对它的印象不大满意。动作太多了，舞蹈太少了，而里姆斯基－科萨科夫的音乐又是那么多重复。但接下来是尼金斯基跳双人舞，他一出场，我就像触了电一样。世界上的天才我只见过少数几位，其中有一位就是尼金斯基。他像是一位仙人，具有一种催眠的力量，那种忧郁的表情给人一种超凡出世之感；每一个动作都富有诗意，每一次跳跃都引起我离奇的幻想。
他已经关照贾季列夫休息时间带我到他化装室去。我到了那里，一句话都说不上来了。对于伟大的艺术，你不能够单凭使劲扭自己的手指，或用什么语言来表示欣赏。我只默默地坐在他化装室里，留神看镜子里那张奇怪的脸，看他在颊上画绿色的圈儿，装扮成牧神。他不善于敷衍应酬，只问了一些有关我电影的无关紧要的话，而我也只能极简单地答复他。休息时间结束，催场铃响了，我说要回到自己位子上去了。
“别走，别走，还早着呢，”他说。
这时有人敲门。“尼金斯基先生，序乐奏完了。”
我露出了着急的神气。
“没关系，”他说，“时间还多着呢。”
我感到惊奇，不知道他为什么要这样。“您瞧，我还是去了吧？”
“不，不，让他们再奏一次序乐。”
最后贾季列夫冲进了化装室。“上场吧，上场吧！观众们已经在鼓掌了。”
“让他们等着好啦，这样更有趣，”尼金斯基说，接着又泛泛地问了我一些话。
我觉得很窘。“我可真得回到我位子上去了，”我说。
在《牧神的午后》中，尼金斯基的演技是空前绝后的。他所创造的那个神奇的世界，那些在美丽的树林阴影中出现的悲哀的幽灵，再有他这个在神秘气氛中四下徜徉的热情与忧郁之神：所有这一切的情趣，他好像毫不费力，只用了几个简单的手势就表达出来了。
六个月以后，尼金斯基疯了。那一天下午，在他化装室里，那样让观众们等候着他出台，他已经微露出精神失常的迹像。我亲眼看见，一个极度敏感的心灵，怎样开始离开这个被战争残酷地破坏了的人间，进入另一个他自己梦想的世界。
任何一门艺术，达到它崇高境界的人是罕见的。帕芙洛娃就是达到那种境界的一位罕见的艺人。她的表演总是深深地感动了我。她那艺术虽然闪耀着灿烂的光辉，但同时又具有一种淡薄而鲜艳的色彩，娇柔得就像一片白玫瑰花瓣儿一样。她舞蹈时的每一个动作都恰恰保持着重心。她走上场的时候，无论是多么愉快和媚人，但我看了总是想要哭。
我是在“帕芙”（帕芙洛娃的朋友都这样称呼她）来好莱坞环球影片厂拍一部新片的时候和她认识的，此后我们就成了知己。可惜旧式摄影机的速度无法拍出她舞蹈中抒情的趣味，因此她那伟大的艺术失传了。
有一次，为了表示感谢，苏联领事馆设宴招待帕芙洛娃，我也参加了。那是一次国际友人的宴会，场面是很隆重的。来宾在席上一再祝酒，发表讲话，有的人说法语，有的人说俄语。我相信，英国来宾被邀请发言的只有我一个人。轮到我讲话之前，一位教授用俄语发言，盛赞帕芙洛娃的艺术。他一时热泪盈眶，随即走到帕芙洛娃跟前，热情地吻她。我心想，以下我无论怎样讨好，总是难以出色的了，于是我站起来说，由于我的英语不足以形容帕芙洛娃艺术的伟大，我要用中国话来讲。接着我就胡乱地说了一通不成话的中文，也仿效那位教授把声音越提越高，最后比那位教授更加热情地吻帕芙洛娃：我把一块餐巾罩在我和她头上，不停地吻她。来宾哄堂大笑，打破了席上严肃的气氛。
萨拉·伯恩哈特在奥尔菲姆歌剧院演出。当然，她年事已高，已经到了她艺术生涯行将结束之时，所以我无法对她的演技作出正确的评价。然而，杜斯来到洛杉矶时，虽然也已经衰老，舞台生涯即将结束，但这并不能使她那天才的光辉暗淡下去。那一次陪她演出的是一个搭配得非常整齐的意大利班底。一个漂亮的青年男演员，在她出场前已作了非常出色的表演，成功地占据了舞台中心。杜斯怎样才能胜过这个青年人精湛的演技呢？我不禁这样猜想。
和道格拉斯的友谊(2)
这时候，从舞台左边，杜斯毫不引人注意地穿过一条拱道走出了场。她在一架大钢琴上的一篮白菊花后面站住，开始很悠闲地重新整理那些花朵。大厅中飘过了轻微的惊叹声，我的注意力立即离开了那个年轻演员，集中在杜斯身上。这时她既不去看那年轻演员，也不去理会其他的角色，只管安静地整理那些花朵，一面把她带来的几朵花添了进去。她把花整理好了，慢慢地走到斜对面舞台外角，坐在炉边一张安乐椅上，望着壁炉的火焰。有一次，只有那一次，她望了望那年轻人，于是一切人类的智慧与精神的苦痛都在那一顾盼中流露了出
来。然后，她继续聆听，一面烤着手——多么美丽和灵敏的一双手啊。
男演员说一篇热情洋溢的话，随后，她瞧着那一炉火，一面侃侃而谈。她谈话时，毫无一般演员那种矫揉造作的姿态，她的声音仿佛是从悲哀的热情的余烬中发出来的。我一句话也听不懂，然而，我意识到，我正面对着一位我从来不曾见过的最伟大的演员。
曾经和赫伯特·比尔博姆·特里爵士配戏时担任女主角的康斯坦斯·科莉尔，接受了三角影片公司的聘请，和赫伯特合拍电影，扮演马克佩斯夫人。记得还是小孩儿的时候，我就有好多次在皇帝戏院的顶层楼座看她的戏，对她在《不朽城》一剧中的表情，以及在《奥立弗·退斯特》中扮南茜的演技，钦佩到了极点。所以，有一天在利维餐馆里，看到一张送到我桌上的条子，说科莉尔小姐想要见我，问我是否可以到她桌上去时，我就很高兴地过去了。自从那次会晤以后，我们的交情始终不衰。康斯坦斯秉性忠厚，赤诚待人，并且热爱生活。她还喜欢给人家介绍朋友。她要我认识赫伯特爵士，还要我会见一个叫道格拉斯·范朋克的青年，说我和他有许多共同之处。
据我知道，赫伯特是英国戏剧界的一位巨擘，也是技术最精湛的一位演员，他不但能激发观众的思想，还能掌握他们的情绪。他演《奥立弗·退斯特》里的费金，又是招人好笑，又是叫人害怕。他能很容易地造成一种几乎是令人难以忍受的紧张气氛。他只要用一只烤面包的叉，玩笑般轻轻地戳一戳小活闪，观众们看了就会毛骨悚然，特里对人物的构思设想，永远精辟过人。他扮演那个滑稽的斯文加利就是一个例子；他能使观众相信真有这样一个古怪人物，并且能使这个人物具有幽默与诗意。剧评家说特里过分强调独特风格，这话也对，但是特里会很有效地利用这些独特风格。他的演技是十分现代化的。他对《裘力斯·恺撒》的理解也是独出心裁的。他演殡葬一场中的马克·安东尼，不是习惯的那样向一群人慷慨陈词，大声疾呼，而是透出了冷漠和轻蔑，并不把那些人放在眼里，只是随随便便地说上一席话。
我还是一个十四岁的小孩儿时，就看过特里许多出拿手戏，所以，康斯坦斯单约赫伯特爵士和他女儿艾里斯吃饭，邀我去作陪时，我听了非常兴奋。我们约好在亚历山德里亚旅馆特里的房间里会面。我故意晚一点儿去，希望康斯坦斯会先到达那里，这样我就可以不致感到紧张，但是，当赫伯特爵士叫我进他的房间时，那里除了他以外，只有他的影片导演约翰·爱默生一个人。
“啊，进来，卓别林，”赫伯特爵士说，“我从康斯坦斯那里久闻大名呀！”
他给我介绍了爱默生，然后解释说，他们刚在研究《马克佩斯》里的几场布景。不一会儿，爱默生走了，这时我忽然羞涩起来。
“很抱歉，让您等着，”赫伯特爵士坐在我对面一张安乐椅里说，“我们刚才在讨论怎样为女巫那一场加强效果。”
“哦——哦，”我结结巴巴地说。
“我想，如果是在气球上挂些薄纱，让它们飘在空中，那一场的效果会更好的。您以为怎样？”
“哦——哦……太妙啦！”
这时赫伯特爵士不再往下说了，他朝我望了望。“您的事业非常顺利，对吗？”
“这算不了什么，”我含糊不清地说，好像是在道歉。
“可是，现在您是举世闻名的了！在英国和法国，兵士们还唱您的歌哩。”
“有这样的事？”我假装不知道。
他又朝我望了望——我看出来，他对我有了一些看法，脸上露出了怀疑的神气。接着，他站起来了。“康斯坦斯还不来。我去打个电话，问问她有什么事情。现在让您见见我的女儿艾里斯吧，”他说着从屋子里走出去。
我舒了一口气，因为想到来的是一个孩子，像我这样低水平的人就可以和她谈谈学校和电影了。可就在这个时候，一个身材修长的年轻姑娘走进了房间，拿着一枝长烟嘴儿，声音宽亮低沉地说：“您好，卓别林先生。大概，我是世界上惟一不曾看过您电影的人吧。”
我惶窘地笑着点了点头。
艾里斯长得像个斯堪的纳维亚人，金色短发，小翘鼻子，一双浅蓝色的眼睛。那年她刚十八岁，样子非常吸引人，带有五月市那种浮华的气息，她十五岁那年就已经出版了一本诗集。
“康斯坦斯老是谈到您，”她说。
我又惶窘地笑着点了点头。
后来赫伯特爵士回来了，说康斯坦斯因为要试戏装不能来了，我们不要等她吃饭了。
我的天呀！和这两个陌生人一起，这一晚叫我怎样过呀？我心里十分着急，一面跟着他们默默地走出房间，默默地走进电梯，默默地步入餐厅，在桌子跟前坐下，那样儿仿佛我们是刚送完了殡回来的。
可怜的赫伯特和艾里斯竭力找话儿说。但不久也死了这条心，就那样向椅背上一靠，四面打量那间餐厅。我只巴望快点儿上菜，吃菜的时候可以减轻点儿我极度紧张的情绪……父女俩交换了几句话，接着就谈到法国南部、罗马和萨尔茨堡——问我到过那些地方吗？问我看过马克斯·莱因哈特导演的戏吗？
我表示遗憾地摇摇头。
过时候特里仔细地打量我。“我看，您应当出去旅行。”
我告诉他，现在根本没时间去旅行，接着我忽然想起来了，我说：“您瞧，赫伯特爵士，我的成功来得太突然了，我简直没时间跟上它，但是，早在十四岁做小孩儿的时候，我就看到您演斯文加利，演费金，演安东尼，演福尔斯塔夫，有的我看过好多次，打那时候起，您就成了我崇拜的偶像。我没法想像您下了台是什么样儿。您是一位传奇的人物。今天晚上，和您一起在洛杉矶吃饭，这件事使我太激动了。”
和道格拉斯的友谊(3)
特里被我的话感动了。“真的呀！”他重复说。“真的呀！”
打那天晚上起，我们就成了知己。赫伯特爵士偶尔来看我，于是我们三个人，赫伯特同艾里斯和我，就共进晚餐。有时候康斯坦斯也来了，我们就一同去维克多·嚣俄餐馆，一边喝咖啡，一边听那缠绵悱恻的室内音乐。
我已经从康斯坦斯口中，听到了许多有关道格拉斯·范朋克的描绘：他是如何有风趣，如何有才华，不但其个性富有吸引力，而且是一位茶余饭后谈笑风生的客人。在那些日子里，我并不喜欢那些才华外露的年轻人，尤其不喜欢茶余饭后喋喋不休的人。但是，有一天几个人约好在道格拉斯家里聚餐。
后来道格拉斯和我都曾谈起那天晚上的情景。我去赴席之前，曾向康斯坦斯推说身上不快，但是她无论如何要我去。于是我决定假装头痛，准备早些离开那儿。范朋克说，那天他也感到紧张，听到门铃响时，赶快跑进地下室，那里有一张弹子台，他就打起弹子来。但是从那天晚上起，我们做了一辈子亲密的朋友。
道格拉斯之所以能赢得观众们的同情与喜爱，也并非出于偶然。他那些电影里所体现的精神，那种乐观心情和必胜信念，都是十分投合美国人的趣味的，也可以说是投合各国人的趣味的。他具有一种不平凡的吸引力与风趣，以及一种真挚的童稚的热情，并以这一切感染了观众。一经和他熟悉后，我就发现他是绝对诚实的，因为他承认自己喜欢做一个势利人，还说凡是事业上成功的人都对他具有吸引力。
虽然道格拉斯已经成为一个非常走红的人物，但是他总是盛赞别人的才能，而对自己的成就则表示谦虚。他常常说我和玛丽·璧克馥是天才，而他只是小有才能而已。当然，实际上并非如此；道格拉斯是有创造力的，也是有气魄的。
道格拉斯为拍摄《罗宾汉》特地辟了一片布景地十英亩的场地，城堡上面是巨大的堞口，外面是吊桥，比真正的城堡要大得多。他得意洋洋地领我去看那大吊桥。“伟大呀，”我说。“要是我的一部喜剧片里用这个布景开场，那该有多么美呀：放下吊桥来，然后，我抱出我的猫儿，再把牛奶拿了进去。”
他的朋友，从牛仔起，一直到国王，形形色色都有，而他对这些人个个都感兴趣。甚至对他演牛仔的朋友查理·麦克，那个油嘴滑舌、废话连篇的家伙，他也非常感兴趣。我们一起吃饭的时候，查理常常会在门道里装腔作势地说：“瞧你这个地方，可真不错呀，道格拉斯，”接着又向餐厅里东张西望：“可惜呀，从桌子跟前到壁炉那儿太远了，吐痰不便呀。”说到这里，他就蹲下身来，说他妻子怎样控诉他“虐啊……待”，要和他“离啊……婚”。“我说，法官呀，讲到虐啊……待，我整个儿身体也斗不过那女人的一个小指头呀。再说，无论是哪个家伙，放起枪来谁也别想比得上那个娘们。她呀，能叫我在我们家那棵老树后边跳来跳去，东躲西闪，到后来呀，你能透过那些窟窿眼儿看到树的另一面！”我感觉到，查理说那套荒唐无稽之谈，是在去道格拉斯家之前经过排练的。
道格拉斯的住宅，以前是给猎人住的，那是一个样子相当寒碜的二层楼房子，盖在一片丘陵地上，现在那儿叫贝弗利山而当时则是布满残梗断株、四面一片荒瘠的丘陵地。碱质土壤和山艾树散发着强烈的辛辣气味，人闻了嗓子里干燥，鼻孔里发酸。
在那个年代，贝弗利山看上去像是一片荒废的地产投资区。条条小路隐没在旷野中，空悠悠的街道上只看到一些电灯柱子和白色灯罩，多数的灯罩已经残缺，都被客栈里的醉汉开枪击碎了。
道格拉斯·范朋克是第一个在贝弗利山定居的电影明星，他常常邀我去他家度周末。深夜我在卧室里听到成群去垃圾箱抢食的山狗嗥叫。仿佛是谁在敲响一些小钟，那嗥声是凄厉可怕的。
平时经常有那么两三个配角演员住在道格拉斯那儿，这些人是：给他写电影剧本的汤姆·杰拉蒂，前奥林匹克运动健将卡尔，此外还有两个牛仔。我同汤姆和道格拉斯的交谊，有些像三个火枪手的关系。
每逢星期日早晨，道格拉斯总要事先准备好一队牧童骑的马，我们天不亮就起身，骑马越过山地去看日出。马童拴好了马，生起了营火，准备好咖啡、烘饼和咸肉。我们看日出时，道格拉斯总是高谈阔论，而我总是在一边开玩笑，埋怨夜里没睡好，说看日出还需要有几个女性在一起。然而，那样早骑马出去遨游，确实富有浪漫色彩。只有道格拉斯能强迫我骑那马，尽管我再三埋怨，说人们不该过分爱怜这牲口，还说马是下贱的，倔强的，笨拙的。
那时道格拉斯和他第一个妻子离了婚。每天晚上他都要邀一些朋友去吃饭，其中有他正在狂恋的玛丽·璧克馥。他们俩对恋爱的事也曾有所警惕。我常常劝他们宁可同居，不要结婚，不必去受形式的拘束，但是他们不同意我这种违反常规的想法。由于我曾经竭力反对，最后他们结婚时请了所有的朋友，单单没有请我。
在那些日子里，我和道格拉斯常常要侈谈哲学，我总认为人生是空虚的。但是道格拉斯相信，我们的生命是上天注定的，我们的一生是负有重大责任的。每当道格拉斯对神秘的哲理谈得热情激动时，我就觉得他可笑。记得，一个很热的夏夜，我们俩爬上了一个大水塔顶，坐在那儿谈天，一面欣赏贝弗利荒野中瑰丽的景色。月亮晶莹灿亮，群星闪耀着神秘的光辉，我谈到人生是没有理由可以解释的。
“看呀！”道格拉斯热情激动地说，并向天体划了一个弧形，“瞧那月亮！再瞧那千千万万的星！世间之所以有这一切美丽的景象，肯定存在着一个理由吧？这一定是为了要完成一种命运！这一定是为了要达到一个美好的目的，而你我就是实现这一目的的一分子呀！”说到这里，他向我转过了身，突然兴奋起来。“上天为什么会赋予你这种才能，让你利用影片这一神妙的工具，让全世界千千万万人都看到了你？”
“又为什么把这工具送给了路易斯·伯特·梅耶和华纳兄弟影片公司？”我接过来说。道格拉斯听了大笑起来。
道格拉斯那样醉心于浪漫情调，简直到了不可救药的程度。我到他那儿去度周末，有时候清晨三点钟睡得正熟，突然被闹声吵醒，我透过浓雾，只见一个夏威夷乐队正在草地上向玛丽奏小夜曲。那情景是动人的，然而，除非是亲自参与其事，否则你是很难鼓起这种兴致的。正是由于这些孩子气的性情，所以人家都觉得道格拉斯可爱。
和道格拉斯的友谊(4)
道格拉斯爱玩耍作乐，养了许多狼狗和警犬，出去时就让它们蹲在他“卡迪拉克”牌敞篷汽车后座上。他就是喜欢这一类的玩意儿。
好莱坞很快就变成了作者、演员和其他知识分子的圣地。许多知名的作家，从世界各地来到这里：吉尔伯特·帕克爵士，威廉·约·洛克，雷克斯·比奇，约瑟夫·赫格谢默，萨姆塞特·莫姆，吉韦纳尔·莫里斯，伊瓦涅斯，艾莉诺·格林，伊迪斯·沃顿，凯思
琳·诺里斯，以及其他许多人。
萨姆塞特·莫姆从来没有住在好莱坞写文章，但是他所写的电影故事极受好莱坞欢迎。有一次他在好莱坞住了几个星期，然后去南海群岛，在那里写一些精彩的短篇小说。后来，在筵席上，他说给我和道格拉斯听一篇故事，也就是《莎娣·汤普森》那篇故事，据我说，那是根据真人真事写的，后来它被改编成《雨》。我一直认为《雨》是一个最完美的剧本。戴维森牧师和他的妻子都是形象非常生动的人物，他们比莎娣·汤普森更为有趣。如果戴维森牧师一角能由特里扮演，那部电影该有多么精彩呀！他会把这个角色演得多么文雅、冷酷、油滑、可怕啊。
在好莱坞那种环境里，竟然会有一个房子低矮、设备简陋、样子像个仓库似的所谓好莱坞旅馆。这旅馆一跃而享盛名，那情形正好像一个村姑喜出望外，继承了一大笔财产一样。旅馆租金异常昂贵，那是因为从洛杉矶通往好莱坞的公路几乎没法通行，而一般文坛名流又都要住在那些电影制片厂附近。凡是到过那家旅馆的人都会茫然失措，还以为自己走错了地方哩。
艾莉诺·格林在那家旅馆里包了两间卧房，把一间改为客厅，她先把一些枕头包上浅色的布，然后把它们铺在床上，这样那张床看上去就像是一张沙发。她就在这间屋子里招待她的客人。
我第一回会见艾莉诺，是她宴请十个客人的那一次。我们去餐厅之前，一起在她房间里喝鸡尾酒，客人中我是第一个到的。“啊，”她双手捧住我的脸，目不转睛地注视着我说。“让我仔细看看你。多么奇怪啊！我还以为你的眼睛是褐色的呢，没想到完全是蓝的呀。”虽然这一瞬间我被弄得很不好意思，但后来就觉得她很可爱了。
艾莉诺是一位英国上流社会的典型人物，然而她那部小说《三星期》却震撼了爱德华七世的英国社会。小说中的主角保罗是一个很有教养的年轻英国人，他和一位王后有过一段风流事件，王后先爱过他，后来才嫁给了那个年老的国王。当然，那个小太子实际是保罗的儿子。其他的客人还没来时，艾莉诺把我带到她的另一间屋子里，那儿四壁挂满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年轻英国军官的照片。她一挥手说：“瞧这些都是我的保罗呀。”
她很喜欢玩她的魔术。记得一天下午，玛丽·璧克馥说感到很疲劳，但是又睡不着。当时我们都在玛丽的房间里。“指给我看哪一面是北方，”艾莉诺吩咐。接着她就把一个手指轻轻地放在玛丽额上，重复地说：“现在，她睡熟了！”道格拉斯和我悄悄地走过去，看了看玛丽，她的眼睫毛还在微微颤动。事后玛丽告诉我们，她当时不得不假装睡熟，并且那样坚持了一个多小时，因为艾莉诺一直留在房间里守着她。
一般人都以为艾莉诺容易激动，其实她倒是最冷静的。然而，对电影恋爱故事的设想，她却天真得像个小姑娘一样：女人总是把睫毛偎贴在情人的面颊上，或者是在虎皮毯上做出一副愁怨的神气。
她给好莱坞写的三部曲，在时间上一部比一部更短促。第一部叫《三星期》，第二部叫《他的一小时》，第三部叫《她的片刻》。《她的片刻》含意很微妙。小说里讲到一位大家闺秀（由格露丽亚·史璜荪扮演），她即将出嫁，但那男人并不是她所喜爱的。当时他们俩在热带森林里建立了一个观察哨。有一天独自骑马出去，由于对植物学很感兴趣，所以下了马去仔细看一朵罕见的花儿。她刚向花俯下身子，一条极毒的蝮蛇突然蹿了出来，对准她的胸部咬了一口，格露丽亚捂着胸部狂喊，那个她真正喜爱的男人（由漂亮的汤米·米恩扮演）恰巧在附近走过，听见了她的喊声。他赶快从丛林中跑了出来。“怎么一回事？”
她指着那条毒蛇。“我被它咬了！”
“咬了哪里？”
她指了指她的胸部。
“那是最毒的东西呀！”汤米说，他当然指的是那条蛇，“快，必须急救！一刻也不能耽搁！”
一般都是用止血带的办法，即用一条手帕缚在被咬伤处的周围，以阻止毒汁进入血液循环，但那是不可想像的，这时他们离开医生住的地方有好多里路。他突然把她抱起，扯掉了她的衬衫，露出了她光艳白皙的肩膀，然后把她扭转了身，以免被摄影机照得不太雅观，接着就俯身凑向她，去吮那毒汁，边吮边吐。由于这样的吮吸治疗，她终于嫁给了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