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之光》(1)
我在纽约的时候，一个朋友告诉我，说他看到影片配音的情形，他预言，这一发明不久即将在电影业中引起一场革命。
我听过后就把这件事丢开了，又过了几个月才想起它来，因为华纳兄弟影片公司摄制了它的第一部有声电影。那是一部古装影片，是由一位非常漂亮的女演员主演的——她的名字我现在不去提了——起先她在片中悄然无语，然而却十分生动地表现了巨大的悲哀，一双忧
郁的大眼睛里流露出即使是莎士比亚的词藻也难以描绘的痛苦。可就在这时候，影片中突然出现了一个新的组成部分——我们听到了一只贝壳凑近耳朵时发出的那种声音。接着，那位美丽的公主就像在沙土中说起话来：“哪怕是抛弃了我女王的宝座，我也要嫁格雷戈里。”这使我大吃一惊，因为，在这以前，我们都觉得这位公主是十分可爱的。电影继续演下去，那里面的对话就更加好笑了，但是这一切还不及音响效果更招笑。公主房门上的把手一扭动，我以为那是什么人开动了田里的一辆拖拉机；门一关上，又像是两辆装运木材的卡车互相撞上了。有声电影刚问世时，制片人完全不知道怎样控制声音：一位身披铠甲的游侠骑士，发出了铿锵的响声，你听着好像是走进了一个钢铁厂；一家人吃饭，那噪声好像是个小饭店到了最忙乱的时刻；把水倒在杯子里，会发出突然升高了的奇怪的声音。我离开戏院时，相信有声电影的日子是不可能维持多久的。
但是，又过了一个月，米高梅影片公司放映了它的《轻歌曼舞》，那是一部大型音乐片，虽然内容庸俗无聊，但是映出时卖座极盛。这是有声电影的发轫，此后所有的电影院立刻开始争订有声影片。无声影片衰落的日子到了。这是一件令人惋惜的事，因为那时候无声电影正在改良进步。德国导演穆尔瑙?已经很有效地利用了这一艺术形式，而我们某些美国导演也正在开始仿效他的手法。一部好的无声电影，是具有世界性吸引力的，它的对象包括知识分子和下层社会。然而，现在这一切都要成为明日黄花了。
但是我决定继续拍无声电影，因为我相信，不同类型的娱乐是可以同时并存的。再说，我是一个演哑剧的，在这方面我是别具一格的，而且，不客气地说一句，是首屈一指的。所以我接下去再拍一部无声电影——《城市之光》。
影片取材于这样一个故事，它讲到一个小丑，由于在马戏场上出了事故而双目失明。他有一个小女儿，是一个多病和神经质的孩子，他出院时，医生嘱咐他不要让女儿知道他已经失明，应当等她身体强健了再告诉她，因为怕她受不了刺激。后来小丑那样跌跌撞撞，把小姑娘招得哈哈大笑。但是，这情节太令人伤感了。于是，小丑瞎了眼的故事，就被改编成为里面有卖花姑娘的《城市之光》了。
以下故事里的次要情节，已经在我思想中酝酿了好多年：富翁俱乐部里的两个会员，有一次谈到，人们清醒时的意识是不可靠的，于是决定用河滨马路上一个睡熟了的流浪汉做一次实验。他们把流浪汉送进他们华丽得像天宫般的寓所里，让他恣意享受美酒声色之乐，等他烂醉睡熟后，再把他送回原来的地方，流浪汉醒后还以为自己做了一场梦。根据这一构思，我想到了《城市之光》里的百万富翁，富翁沉醉时和流浪汉挺要好，可是清醒后就不理睬他了。环绕着这个主题，展开了剧中的情节，于是流浪汉就在盲女郎面前假装是一个富翁。
那些日子里，拍完了《城市之光》，我总是去道格拉斯的制片厂里洗蒸气浴。他的许多朋友——有演员，导演，制片人——都聚在那里，于是我们就随意喝着杜松子酒和汽水，闲谈有关有声电影的事情。听到我在拍另一部无声电影，多数人都感到惊奇。“你真有勇气呀，”他们说。
以前我拍电影，往往会引起一些制片人的兴趣。但是现在他们都只想到要拍几部精彩的有声电影，于是，随着时光的推移，我开始感到自己与世隔绝，担心已经走上没落的道路。
乔·申克以前是公开表示不喜欢有声电影的，但现在他的思想也波动了。“恐怕以后是它们的世界了，查理，”于是他接着说，只有卓别林能够拍出一部卖座儿的无声电影。虽然这是一句恭维我的话，但听了却叫人不好受，因为我无意独个儿死保着无声电影的艺术。再说，那些杂志上的文章也表现得忐忑不安，因为它们都对查理·卓别林拍电影的前途表示怀疑和担心。
《城市之光》的确是一部理想的无声电影，什么困难也阻止不了我去拍这部影片。然而，我遇到了好几个问题。自从有声电影问世以来，到现在已有三个年头，一般演员几乎忘了怎样演哑剧。现在他们只顾到谈话与时间的配合，而不再顾到动作与时间的配合了。再有一个困难，那就是需要物色一个既会装得像个瞎子、但又不致因此损及美感的姑娘。许多人跑来自荐，她们抬起了头，露出了眼白，那样儿叫你看了就难受。总算运道好。有一天，我看见一家影片公司在圣莫尼卡海滩拍电影。有许多穿着游泳衣的漂亮姑娘。其中有一个向我挥手。那是我以前见过的弗吉尼亚·彻里尔。
“我什么时候可以给你拍电影呀？”她问。
看到她那婀娜匀称的身体，穿着蓝色的游泳衣，我根本没想到要请她来扮演这样一个需要着重表现心灵的盲女郎。但是，对其他几个女演员进行了一两次试验后，我都很失望，这才把她找了来。出我意料的是，她具有那种模拟盲人的本领。我教她怎样朝着我看，但是，要向自己内心里看，而不是看见了我，她居然能够照着我的意思做。彻里尔小姐长得很美，并且适于上镜头，只是缺乏演戏经验。有时候这反而成为一个优点，尤其是拍这种技术占首要地位的无声电影。那些富有经验的女演员有时积习太重，而哑剧中的动作技巧又是十分机械的，这样她们就会感到一时无所适从。经验较浅的演员，反而更容易适应那些机械动作。
有一个镜头是，流浪汉为了要穿过那条车辆拥挤的街道，就从一辆轿车这面的门走进，再从那面的门走出。流浪汉关上车门，瞎眼的卖花姑娘听见了声音，以为他是汽车的主人，就把花儿送上去。流浪汉用他仅有的半克朗?买一束鲜花。一个不小心，他把她手里的花碰落在人行道上。她蹲下身子，四面摸着去拾。他指给她看。但是她仍旧摸索着。他忍不住自己给拾起来，奇怪地朝她看。突然他明白了，原来她是看不见，于是，把花在她眼前晃了晃，知道了她是盲人，这才很不过意地把她扶了起来。
整个这一场，总共只演了七十秒钟，但是，为了拍好它，我花了五天时间，一再地重拍。这不能怪那姑娘，一半是由于我拍电影时刻意求工，已经到了着魔的程度。《城市之光》一片，经过了一年多的时间才摄制成功。
《城市之光》(2)
在拍摄这部电影期间，股票市场狂跌。我幸而不曾被殃及，因为我以前读了梅杰·Ｈ·道格拉斯的《社会信贷》，该书分析并解释了我们的经济制度，说一切利润基本来自工资。所以，失业意味着丧失利润，并使资本减少。这一说法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因此，一九二八年，当美国失业人数达到一千四百万人时，我就售出了我所有的股票和债券，把我全部所有都变成了流动资本。
股票市场狂跌的前一天，我和欧文·伯林?一同进晚餐，他对股票行情很是乐观。他说，在他常去的一家酒馆里，有一个女侍者把她的投资增加了一倍，不到一年就赚了四万美元。他本人手头有价值几百万美元的股票，这些股票可以给他带来上百万元的利润。他问我可做股票生意吗。我对他说，现在已经有一千四百万人失业，所以我不相信股票。我劝他趁有赚头的时候把股票一起出笼，从此洗手别干了，他听了大为不高兴。于是我们在这问题上争执起来。“你为什么要这样低估美国的价值！”他责备我，说这是很不爱国的表现。第二天，股票市场暴跌了五十点，欧文的财产荡然无存。一两天后，他来到我的制片厂里，又是懊丧又是愧悔，他很想知道我那消息是从哪儿听来的。
最后，《城市之光》拍摄完毕，只剩下给它配音乐了。这方面有一点是值得欣慰的，那就是音乐可以由我来支配，于是我自己作了曲。
因为优美的音乐会给我的喜剧片增添上感情的一面，所以我要认真地为它们配上富有浪漫色彩的优美的音乐，以此衬托出流浪汉的个性。那些改编乐曲的人很少理解这一点。他们老是要配上一些滑稽有趣的音乐。但是我总是这样解释：我不要音乐喧宾夺主，我要它优美悦耳地配合着表达感情，正有如黑兹利特所说：一部艺术作品，如果没有感情，它就是不完整的。有时候，一位音乐家向我炫耀，大谈其半音阶和全音阶的局限性，这时我就用外行的口气打断了他的话：“不管旋律多么美，这主要是一支即兴伴奏曲。”给一两部影片配过音乐后，我已经能用内行的眼光去看乐队指挥的总谱，知道哪一支乐曲是被管弦乐配得过了火。如果我看到铜管乐器或木管乐器组内的音符很多，我就说：“铜管乐器奏得太杂了，”或者说：“木管乐器奏得太乱了。”
听五十人组成的交响乐队首次演奏你自己谱的乐曲，这比任何其他的事都更紧张刺激。
《城市之光》终于配好了音乐，这时我就急于要知道影片的成果如何。于是，也不事先公布，我们就在热闹市区的一家戏院里进行试片。
那一次我所受到的考验是可怕的，因为放映我们影片的那家戏院有一半座位都是空着的。那些观众都是去看戏的，并不是去看喜剧片的，所以，直等到电影已经放映了一半，他们才从迷茫中清醒过来。可以听到一些笑声，但是笑声很轻。影片还不曾演完，我看见几个人影在过道中移过去。我用胳膊肘碰了碰我的副导演。“他们还没看完就走了。”
“也许，他们是上厕所去了。”他悄声说。
此后我再也没法集中思想去看电影了，我只顾等那些走过去的人重回来。过了几分钟，我小声儿说：“他们还没回来呀。”
“有的人是赶火车去了。”
离开戏院时我心里想，两年时间和二百万美元都算白扔了。走到外面，戏院经理站在休息室里向我招呼。“影片十分精彩呀，”他笑着说，但接下去的那句恭维话却是寓意含混的，“以后，我想看到你拍一部有声的，查理——全世界的人都在等着啦。”
我勉强挤出了笑。我们的工作人员已经陆续走出戏院，这时都站在人行道上。我走到他们当中去。我的经理里夫斯一向是很严肃的，但这时却用轻松的口气说：“我认为它挺不错，要知道——”他最后这几个字听来不大妙，但是我很有把握地点了点头。“如果戏院里是满座，那观众的反应会是热烈的——”但接着我又补了一句：“当然，还有一两个地方要修剪一下。”
这时候我们忽然想起，直到现在，我们还不曾为这部影片做推销工作，于是大家都慌了。但是我倒不为此十分着急，因为，我希望，我的名气仍旧具有票房价值。我们联美影片公司经理乔·申克警告我，现在已不比放映《淘金记》的时候了，一般电影院老板已不再准备给我那样的待遇，而那些轮流上映的大电影院也和我们保持着相当的距离，都抱着观望的态度了。以前电影院老板对我的每一部新影片都很感兴趣，但现在他们已经不那么热心了。再有，要在纽约放映电影是有困难的。他们通知我，纽约所有的电影院都已被预定出去了。所以我必须排队等候了。
在纽约，只可以租借到乔治·Ｍ·科汉戏院，它有一千一百五十个座位，但那儿一般不适合于放映电影，大家都认为它是一个赔钱的电影院。它甚至不配称为一个电影院。虽然我每星期要付七千美元租金，并需保证连续租八个星期，但戏院里除了四壁之外，其他一无所有：经理，出纳，引座员，放映师，台上工作人员，电灯招牌广告费用，一切都需要自己筹备支付。既然已经花了二百万美元——都是我自己拿出来的钱——我就索性孤注一掷，把这戏院租下来了。
同时里夫斯和洛杉矶一家新落成的电影院谈妥了，准备在该戏院初次献映我们的影片。爱因斯坦夫妇当时仍在洛杉矶，也要去看——但是，他们再也不曾想到，去时会有那么多的麻烦。初映的那天晚上，他们先在我家里晚餐，然后我们一起驱车去市区。沿几个街区的大街上都挤满了人。人群挤碎了戏院附近商店的橱窗，警备车和救护车试图驶进人群。我们由一队警察卫护着，推推搡搡，走进了休息室。我最讨厌初映的晚上：心情紧张，只闻到香水和麝香混杂着煤气灯的气味——你头昏脑胀，只想作呕。
这位老板造了一所很考究的戏院，但是，和当时的许多电影院老板一样，他不懂得怎样放映电影。电影开始了。银幕上映出了导演和制片人的名字，像在一般电影初映时一样，观众都报以掌声。后来，第一个镜头终于出现。我的心急跳起来。那是一个塑像纪念碑揭幕典礼的滑稽镜头。观众们看了都大笑起来！他们越笑声音越高，变成了哄堂大笑。我已经抓住了观众！我的一切疑虑和恐惧都开始烟消云散。我只想到要哭。接连放映了三本，观众们一直笑着。由于紧张兴奋，我也跟着他们一起笑。
就在这时候，发生了一件令人难以置信的事情。突然间，影片在一片笑声中断了！戏院里灯光通明，一个人用麦克风宣布：“在继续放映这部精彩的喜剧片之前，让我们占用诸位五分钟的时间，向诸位介绍一下这个美丽的新戏院的优点。”我简直没法相信自己的耳朵。我发了狂。我从座位上一下子跳起，沿走道飞奔过去：“那个婊子养的混蛋戏院经理在哪里？我要宰了他！”
《城市之光》(3)
观众们都支持我，大家又是跺脚又是拍手，而那个白痴仍继续大谈戏院里种种精致的设备。但是观众开始喝倒彩，他这才赶快停下了。此后，整整映了一本，笑声才又恢复正常。在这种情况下，我认为这部影片是成功的。映到最后一场时，我注意到爱因斯坦在拭眼泪——这又一次证明，科学家永远是多情善感的。
第二天，也不去等着看影评，我就启程去纽约，因为再过四天就要在那里放映电影，我
必须先赶到那里去。我一到那儿，就大吃一惊，发现什么宣传工作都不曾做，报上只刊出了一则例行的广告启事：“我们的老朋友又要和我们见面了，”以及其他几条毫无吸引力的介绍，此外什么都没有了。于是我警告我们联美影片公司的工作人员：“不能全凭观众对我的好感，必须向他们做广告；要知道，我们是在一个戏院里初映，而这家戏院平时是不映电影的。”
我刊登了占半幅版面的广告，用了同样大小的字体，每天登在纽约最大的报纸上：
查尔斯·卓别林
在《城市之光》中演出
假座科汉大戏院
全天各场连映 票价五角至一元
我花了三万美元在报纸广告上，再用三万美元在戏院门口租了一个电气招牌。由于时间已所余无几，我们必须赶快干，于是我整夜不睡，试验放片，决定影片的大小，矫正有差距的地方。第二天我招待了新闻记者，向他们谈了为什么我要拍一部无声影片的原因。
联美影片公司的工作人员，对我拟定的票价表示怀疑，因为我把票价定为最高一元，最低五角，但所有映头轮影片的大电影院的票价，最高的是八角五分，最低的只三角五分——它们映的都是有声电影，并且还有演员亲自登台。我的想法显然也有它的根据：我们映的是一部无声电影，而这就更需要抬高它的票价；如果观众们要看这部影片，他们是不会因为八角五分与一元之差而不来看的。所以我反对让价。
影片初映的情形很好。但是初映的成绩并不能说明一切。最重要还是要看一般观众的反应如何。他们会对一部无声电影感兴趣吗？我半夜没睡着，一直在想这些念头。但是早晨我被我的宣传员惊醒，他在十一点钟冲进了我的卧室，兴奋地大喊：“伙计，可真有你的呀！这一炮打响啦！从今儿早晨十点钟起，排队的人已经绕过了整个街区，现在交通都给阻塞了。大约有十名警察在维持秩序。观众们都争先恐后地要进去。你倒听听，他们在怎样嚷嚷！”
我感到一阵轻松愉快，于是吩咐给我预备早餐，一面开始盥洗。我说：“告诉我，映到什么地方笑声最大？”于是他详细地描绘，观众们看到哪儿哈哈大笑，看到哪儿捧腹大笑，看到哪儿纵声狂笑。“你还是自个儿去瞧瞧吧，”他说，“看了对你的心脏有好处的。”
我本来是不愿去的，但最后却不过他那份热情，只好去了。我只看了半个小时，和一群人站在戏院里后边，连续地突然迸发的笑声打破了快乐的紧张气氛。这已经足够了。我心满意足地离开了那儿，然后，为了舒缓自己的感情，我在纽约全市漫步了四个小时。其间，我有时走过那家戏院，看见人们排成了长队，络绎不绝地绕过了那片街区。这部影片又获得了一致的好评。
放映我们影片的这家戏院，共有一千一百五十个座位，接连着三个星期，每星期卖座八万美元。对面派拉蒙影戏院共有三千个座位，映的是一部有声电影，还有莫里斯·萨瓦利埃?亲自登台，一个星期里只卖了三万八千美元。《城市之光》一连放映了十二个星期，扣除了一切开销，还净赚四十多万美元。它之所以不再映下去，只是因为纽约轮流上映的戏院提出了要求，说它们已用高价订下这部影片，不愿影片轮到它们放映时已经陈旧了。
现在我准备去伦敦，在那里为放映《城市之光》做好筹备工作。这次在纽约时，我常常会晤我的朋友拉尔夫·巴顿，他是《纽约客》的编辑，最后为巴尔扎克《逗乐集》??的新版本画了插图。他刚三十七岁，但是已经先后结婚五次。最近他情绪很坏，一度企图自杀，大量吞服了什么药剂。我劝他陪我一同去欧洲，说这样换一个环境对他有好处。于是我们两人登上了“奥林匹克”号，也就是我头一次回英国乘的那条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