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城市之光》作宣传(1)
睽别十年后，我不知道这次回去时伦敦人会怎样接待我，于是感到惴惴不安。我倒挺想悄悄地回去，不要惊动任何人。然而，我这次去是为了主持《城市之光》的初映，这就必须为影片做宣传工作。后来，我总算不曾失望，有很多人来欢迎我。
这一次我住的是卡尔登旅馆，因为，和里茨旅馆相比之下，它是一个更老的地方，住在那儿我会感到伦敦对我更加亲切。我住的一套房间十分华丽。每天走进卡尔登，我就像是走
进了一座金碧辉煌的宫殿。我认为，要习惯于奢侈生活，乃是一件最使人发愁的事情。但是，在伦敦，财富能使你每时每刻过着新奇有趣的生活。整个社会是一个游艺会。早晨第一件事就是节目的开始。
我向窗外望出去，看见下面街上贴了好几幅招贴。一幅上面是：“查理仍然是他们的宠儿。”我觉察到它的弦外之音，不禁会意地笑了。新闻记者对我非常客气，我在一次招待会上闹了一个笑话：他们问我是否要去参观埃尔斯特里?，我很天真地问：“它在哪儿？”他们彼此交换了一下眼光，微笑了笑，然后告诉我，说那是英国电影工业中心。我当时确实显得很尴尬，所以他们也就不再见怪我了。
第二次去英国，几乎和第一次同样激动人心，并且肯定比第一次更为有趣，因为我有机会会见了许多更有趣的人物。
菲利普·沙逊爵士打电话来，他几次邀我和拉尔夫到他公园弄的城里公馆和利姆普纳的乡间别墅去吃饭。我们还和他在下议院共进了午餐，在议院休息室里会见了阿斯托夫人?。过了一两天，阿斯托夫人邀我们去圣詹姆斯广场一号午餐。
我们一走进客厅，就好像走进了蒂索夫人的群英殿??——我们面对着肖伯纳、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劳合·乔治以及其他一些名流，但这些都是活生生的人。由于阿斯托夫人富有过人的机智，所以谈话进行得很活跃，但后来她突然被唤走了，接着就是一阵使我感到难受的沉默。幸亏肖伯纳把话说开了头，讲了一则有关英奇教长????的有趣故事：英奇对圣保罗?????的说教表示愤慨，说：“保罗歪曲了我们教主的教义，可以将其比喻为把救主倒钉在十字架上了。”肖伯纳最和蔼悦人的地方是，他会亲热地凑趣，使席上谈笑风生。
在午餐席上，我跟经济学家凯恩斯闲谈，说我在一本英国杂志上读到一篇文章，谈的是英格兰银行（当时它还是一家私人银行）??????，在信贷方面所起的作用；文章里说，大战期间，英格兰银行已经用空了全部黄金储备，只剩下四亿英镑外国证券，政府要向该银行借五亿英镑，于是银行的主管人员就把那些证券一起搬了出来，向它们看了一下，又把它们藏进金库，然后向政府提供了贷款，据说这一个办法曾被重复了好几次。凯恩斯点点头说：“是这个情形。”
“可是，”我很有礼貌地问，“那些借款又是怎样偿还的呢？”
“还是用纸币去偿还嘛，”凯恩斯说。
午餐将近结束，阿斯托夫人把一副喜剧演员用的假牙套在牙齿上面，模仿维多利亚时代贵妇人在骑艺俱乐部里说话。带上了假牙，她的面部就变了形，显得十分滑稽。她激动地说：“在我们那个时代里，我们英国妇女带着猎犬出去打猎，多么气派——不像美国西部那些轻佻的丫头，她们跨在马背上，多么恶俗难看。我们是坐在横鞍上，跑得又稳又快，多么庄重，多么文雅。”
阿斯托夫人真可以成为一位杰出的演员。她又是一位可爱的女主人，我应当感谢她为我们举行了多次愉快的宴会，让我有机会见到许多英国知名人士。
午餐后，客人都散了，阿斯托勋爵领我们去看芒宁斯?给他画的肖像。我们到了画室门口，芒宁斯不愿让我们进去，经阿斯托勋爵再三商量，他才答应了。他画的是阿斯托勋爵骑在一匹猎马上，四周是一群猎犬。这时我的一句话合了他的意，我不但赞美那些已经画好的人像，还夸他给猎犬的动作所作的速写草稿。我说：“这些动作是有音乐性的。”芒宁斯高兴了，他给我看了另几幅速写。
又过了一两天，我们在肖伯纳家里午餐。餐后Ｇ·Ｂ·??把我领到他书房里——单是我们俩——让阿斯托夫人和其他客人都留在起居室里。书房俯临泰晤士河，房里窗明几净。忽然，我发现壁炉架上边摆满了肖的著作，肖写的文章我读过的很少，这时我就像个傻子似的走近它们跟前，发出了惊叹：“啊呀，这全都是您写的呀！”接着我就想到，也许是他故意安排了这么一个机会，要和我谈一谈他的作品，试一试我的智力吧。我又想到，我们俩总不会这样老待在这儿，其他的客人就会走进来打破这个僵局的。我真希望他们快点儿进来。然而，没人进来，一时屋子里静默得令人难受，我只好笑着转过身去，四面打量屋子里的陈设，泛泛地谈了几句，说这屋子里是多么舒适。然后，我们又回到其他客人那里去。
此后我几次会见了肖伯纳夫人。记得我们谈到Ｇ·Ｂ·的剧本《苹果车》，说一般人对这剧本的反应比较冷淡。肖伯纳夫人很恼火。她说：“我叫Ｇ·Ｂ·别再写剧本；一般观众和写剧评的都不配看这些戏！”
此后三个星期里，我们一直忙着赴宴会。一次是拉姆齐·麦克唐纳?首相邀请，另一次是温斯顿·丘吉尔邀请，此外就是阿斯托夫人、菲利普·沙逊爵士等一些贵族们邀请。
我第一次会见温斯顿·丘吉尔，是在玛丽昂·戴维丝的海滨住宅里。那天一共大约有五十位客人，他们在舞厅和会客室之间转来转去，这时候丘吉尔由赫斯特陪同着在走道里出现，双手插在背心口袋里，一副拿破仑的姿势站在那儿，注视着这些跳舞的客人。他那样儿好像是一时茫然失措，不知道怎样才好。Ｗ·Ｒ·看见了我，招呼我过去，给我们介绍了。
丘吉尔虽然对人很亲热，但显得有点儿粗鲁。赫斯特走开了一会儿，我们俩就站在那里，随便交谈了几句，而客人们这时仍在我们身边转来转去。后来，我们谈起英国工党政府，这时他才振作起精神。“我有一件事不理解，”我说，“在英国，如果选举了社会党的政府，那并不会改变国王和王后的地位。”
他疾速地向我瞥了一眼，露出嘲笑和挑衅的神气。“当然不会改变，”他说。
“我还以为社会党是反对君主制度的哩。”
他大笑起来。“如果你是在英国，我们会因为你说这句话割了你的脑袋。”
又过了一两天，他邀我到他住的旅馆里去吃晚饭。我去时那里已经坐了另两位客人，还有他的儿子伦道夫，那是一个十六岁的漂亮小伙子，他非常喜欢说理和辩论，并且像一般主意坚定的青年人那样，在一些问题上提出了批评。我看得出，温斯顿为他感到十分骄傲。那是一次非常愉快的晚会，爷儿俩在席上随意取笑，谈了一些日常琐事。此后，在他返回英国之前，我又和他在玛丽昂的海滨住宅里会过几次。
为《城市之光》作宣传(2)
现在我和拉尔夫来到伦敦，丘吉尔先生就邀我们去查特威尔度周末。那天天气十分寒冷，我们驱车到达那里。查特威尔别墅是一所美丽的老式房子，里面陈设得很朴素，也很雅致，有着那种家庭的亲切气氛。我只是在第二次来到伦敦时，才真正开始对丘吉尔有所了解。当时他是下议院一位后座议员。
我认为温斯顿爵士比我们多数人都更会寻欢作乐。在人生舞台上他扮演了许多角色，表
现出了勇气、兴趣与巨大的热情。这个世界上的有趣事情，很少有一件被他错过了。人生对他是有趣的。他生活得痛快，玩起来也痛快——他押了很大的赌注，并且是一个赢家。他享受了权力，但从来不曾对权力着迷。在事务繁忙的生活中，他能够挤出时间来从事他所爱好的消遣：砌砖，跑马，绘画。我在他餐厅里看见壁炉上边挂着一幅静物油画。温斯顿看出我对这幅画很感兴趣。
“这是我画的。”
“啊，太美啦！”我热情激动地说。
“算不了什么——我在法国南部看见一个人画风景画，我就说：‘我也能画。’”
第二天早晨，他领我去看他自己给查特威尔砌的围墙。我大为惊奇，说砌墙并不是一件像看来那样轻而易举的事。
“我来教你怎样砌，五分钟内你就可以学会。”
第一天晚上，席上有好几位年轻的议员，这些人真可以说是都拜倒在他门墙之下，其中有布思比先生（即现在的布思比勋爵）和已故的布伦丹·布雷肯（后来成为布雷肯勋爵），两位的谈吐都富有风趣。我告诉他们，说我要去会见当时正在伦敦的甘地。
“我们把这个家伙纵容得也够了，”布雷肯说，“管他什么绝食抗议，当局应当把他送进牢房，永远关在牢里。除非我们拿定主意，否则就会丢了印度。”
“如果监禁能够解决问题，那倒是一个挺简单的办法，”我插嘴说，“但是，你把一个甘地关进监狱，就会有另一个甘地出现。甘地像征着印度人民的需要，除非是他们的需要得到满足，否则就会陆续产生甘地。”
丘吉尔转过身来向我笑了笑。“你倒可以成为一位出色的工党党员。”
丘吉尔的可爱之处，就在于他能宽容和尊重别人的意见。对那些与他意见相左的人，他好像是从来不去记恨的。
布雷肯和布思比当天晚上就回去了，第二天我和温斯顿一家人很亲密地共度假日。那是一个政局动荡不安的日子，比弗布鲁克勋爵?整天连续打电话到查特威尔来，温斯顿晚餐时几次离席去听电话。当时正在进行选举，国内处于经济危机之中。
我觉得吃饭时的情景很有趣，温斯顿在桌上大谈其政治，一家人听着，都显得那么怡然自得。你感觉到，这是他们日常生活中的一部分，大家对此已经习惯了。
“内阁大臣谈到平衡预算如何困难重重，”丘吉尔说时偷偷地向家里人瞟了一眼，然后看了看我，“说什么经费已经到了拨无可拨的地步，说什么再没有其他东西可以上税的了，因为英国人拌起他们的糖茶来已经像是在搅糖浆一样了??。”他停了下来，留心看大伙对这几句话的反应。
“如果再在茶叶上征收一笔税，预算是不是可以平衡呢？”我问。
他看了我一眼，迟疑了一下。“可以的，”他回答——但是我觉察出他的口气并不是十分肯定的。
我很喜欢查特威尔那种朴素的、几乎是斯巴达式的风格。丘吉尔的那间卧室是和图书室合而为一的，里边四面沿墙壁都高高地堆满了书。有一面全部摆的是国会议事录。还有许多有关拿破仑的书籍。“是呀，”他承认，“我是十分崇拜他的。”
“我听说，你有意思拍一部以拿破仑为主题的电影，”他说，“你应当去拍嘛——这方面有极精彩的喜剧片资料：有一次，拿破仑正在洗澡，他兄弟热罗姆穿着一身金线绦镶边的制服，冲到他的跟前，以为这是一个好机会，可以使拿破仑在尴尬的情况下答应他提出的要求。但是拿破仑故意在浴缸里滑了一下，泼了他兄弟制服上一身水，然后吩咐他离开那儿。兄弟狼狈地退出来了——那是喜剧片里一个很精彩的镜头呀。”
我记得，有一次丘吉尔先生和夫人在奎格利诺酒馆午餐。温斯顿满面怒容，那样儿像是一个孩子在闹脾气。我走到桌子跟前去招呼他们。“看样子您好像是受了谁的气似的，”我笑着说。
他说刚在下院里辩论了出来，对讨论德国问题的情况很不满意。我以为这是一件稀松平常的事，但是他摇了摇头。“不，不，这问题非常严重，确实非常严重。”
在丘吉尔家里作客后不久，我见到了甘地。事先有人来问我是否愿意去会见甘地。我听了当然非常兴奋。对甘地我是一向尊敬的，我钦佩他那精明的政治眼光和钢铁般的坚强意志。但是我认为他去伦敦是一个错误。因为，到了伦敦这种环境里，他那传奇式的重要意义就会随之消失，而他那样举行宗教仪式也会贬低了自己的形象。在寒冷阴湿的英国，很不整齐地围着他那惯用的缠腰布，那样儿就显得与四周的一切很不调和。所以，他来到伦敦，给一些人提供了挖苦嘲笑的资料。一个人往往是在离得你更遥远的地方，会给你更崇高的印象。
我会见他的地方，是在离东印度码头路不远贫民区内一幢简陋的小房子里。街上站满了人，两层楼上都挤着新闻记者和摄影记者。接见是在楼上一间大约十二英尺见方的前房内。我去时圣雄还不曾到，我在那里等他的时候，就开始考虑应当对他谈些什么。以前我曾听到，他怎样入狱，怎样绝食抗议，怎样为印度的自由进行斗争，此外还约略知道一些他怎样反对使用机器。
最后他到了，当他拢着他的缠腰布走下汽车时，人们都向他高声欢呼。在贫民窟里那条拥挤不堪的小街上，看见许多人欢呼簇拥着这样一个外国人，走进一幢简陋的房子，那情景确是很奇特的。他上了楼，走到窗口，招手叫我过去，于是我们俩一起向下面人群挥手。
我们刚在沙发上坐下，照相机的闪光突然在屋子里四下照亮。我坐在圣雄右边。这时，想到了必须就一个自己一无所知的问题发表相当精辟的谈话，我就开始局促和害怕起来。坐在我右面的是一个脾气很执拗的少妇，她向我说了一大堆话，可我一句也没听进，我只表示赞许地点着头，同时心里却在盘算：应当向甘地谈一些什么。我知道，这一次必须由我来开场，不能等着圣雄来说给我听：他是多么爱着我最新的一部影片，等等——他是否看过影片都成问题。后来，一个印度女人突然用命令口气打断了那个少妇喋喋不休的谈话：“小姐，请你说到这儿为止，让卓别林先生和甘地谈话好吗？”
为《城市之光》作宣传(3)
挤满了人的屋子里突然静下来。圣雄那张仿佛戴着面具的脸上露出了期待的神情，这时我想到，现在整个印度都在等着我说话啦。于是我亮了亮嗓子。“我当然同情印度人奋发图强，同情他们为自由进行斗争，”我说，“然而，您对机器那样深恶痛绝，我有点儿想不通。”
圣雄点了点头，微笑了笑，这时我接下去说：“无论如何，机器如果被用来为人民造福
，就可以帮助打碎奴役他们的枷锁，让他们能用更少的时间去从事劳动，有更多的时间去增进知识和享受人生。”
“这我明白，”他冷静地说，“但是，印度人要实现这些目标，就必须首先摆脱英国的统治。过去机器使我们依赖英国，我们要不再依赖他们，惟一的办法就是抵制一切机制的货物。因此，我们每一个印度人都必须纺自己的纱，织自己的布，把这看作是一件爱国的任务。这是我们向英国这样一个强大敌人进攻时应当采取的方式——当然，这方面还有其他的原因。印度的气候和英国的不同；因此印度人的习惯和需要也两样。英国天气冷，这就需要努力发展一些工业，形成了复杂的经济。你们需要制造餐具的工业，可我们用手指夹东西吃。所以，生活中出现了许多不同的地方。”
印度如何使用策略争取自由：在这方面，我很清楚地听了一堂现身说法的课；说来也矛盾，使我受到鼓舞的这个人既讲求实际，又富于理想，同时具有实现这些理想的坚强意志。他还告诉我，要实现高度的独立，就必须抛弃一切不必要的东西，至于暴力，那它终必自趋灭亡的。
屋子里其他的人都散了，圣雄问我是否高兴留在那儿看他们做祷告。他自己盘腿坐在地板上，另五个人和他围坐在了一圈。那是一个奇怪的景象：在伦敦贫民区中心的一间小屋子里，六个人盘着腿坐在地板上，这时曛黄的夕阳很快地在屋檐后边降落，我坐在一张沙发上，看他们恭恭敬敬地做祷告。我心里想，这是多么矛盾啊，瞧这位非常讲求实际的人，具有那样精明的法律眼光，那样深奥的政治现实感，然而，这一切都仿佛消失在一片顶礼诵赞声中了。
《城市之光》初映的那一天，暴雨倾盆，但是热心的观众仍旧赶到了戏院里，影片映得很成功。我坐在楼厅上肖伯纳旁边，引起了场内一片笑声和掌声。我们俩只好一同站起来鞠躬。而这一来就更把观众们招乐了。
丘吉尔来看初映，还参加了初映后举行的晚宴。他发表了一篇讲话，说他要为一个人祝酒，这个人从前出生在河对面，后来赢得了全世界的喜爱，这个人就是查理·卓别林！我没想到他会说这一番话，当时听了感到有点儿惶窘，尤其听到他开头称呼“勋爵们，女士们，先生们”。由于受到席上那种繁文缛节的感染——此外，还由于其他的原因——我也用类似的口气说：“勋爵们，女士们，先生们，我的朋友故财政大臣——”说到这里，我说不下去了。我只听到好些人在窃窃私语。接着我又听到一个洪亮的声音重复说：“故财政大臣，故财政大臣！我喜欢这样说法，故财政大臣！”说这话的当然是丘吉尔。我一时醒悟过来，于是接下去说，“嗯，说‘前财政大臣’怪别扭的。”?
马尔科姆·麦克唐纳（工党首相拉姆齐·麦克唐纳的儿子），邀我和拉尔夫去会他父亲，然后在契克斯??过夜。我们去时，在路上遇见了首相，他正在作保养身体的散步，穿着灯笼裤，带着围巾，戴着便帽，还叼着烟斗，拄着手杖，那神气完全是一个乡绅，丝毫也不像一位工党领袖。我一见到他，就觉得他是一个地位显赫的要人：这人显然经常意识到首相的重大责任，同时从他那高贵的气派中透出点儿幽默的趣味。
那天晚上，大家起先感到有些拘束。但是吃完了晚饭，我们都到那历史上有名的长厅里去喝咖啡，在那里看到了克伦威尔???刚死后做的面型和其他历史文物，然后一起坐下来闲谈。我对首相说，自从我上次回来后，英国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善。一九二一年，我在伦敦还看到很多穷人，一些白发苍苍的老奶奶睡在泰晤士河堤岸上，但是我这次来，那些老奶奶都不见了，睡在那里的流浪汉也没有了。商店里货物充沛，孩子们鞋袜穿得整整齐齐，这一切当然应归功于工党政府。
首相的神情显得高深莫测，他不开口，尽让我说下去。我知道工党政府是社会党的政府，问他这样的政府是否有权力在基本上改变这个国家的组织。他眨了眨眼睛，用幽默的口气回答说：“它应当是能够的，然而，英国政治上有一个矛盾现象：你只要一朝大权在握，立刻就会变得束手无策。”他回忆了一下，然后说了一段他任首相后首次进白金汉宫觐见的故事。当时皇帝陛下很亲切地招呼他，说：“怎么，你们社会党人打算把我怎么办呢？”
首相笑了起来，说：“当然是向陛下效忠，为国民谋福利。”
在选举期间，阿斯托夫人邀我和拉尔夫去普利茅斯她的家里度周末，会见也要去那里度周末的Ｔ·Ｅ·劳伦斯?。但是劳伦斯因为临时有事不曾赴约。后来阿斯托夫人邀我们到她的选区里去，参加在码头上举行的一次集会，她将在会上向一些渔民演讲。她问我是否也可以说几句话。我说，我是支持工党的，实际上不能赞同她的政策。
“没关系嘛，”她说，“只不过是因为他们想要看看您。”
那一次露天集会，我们在一辆大卡车上讲话。她选区里的主教也来了，主教显得有点儿不高兴，我觉得他只是敷衍地招呼了我们一下。阿斯托夫人作了简短的介绍，然后我登上了卡车。“朋友们，你们好，”我说，“让我们这些百万富翁来指导你们选举，这敢情好，但是，我们的情况是跟你们很不同的。”
这时候我忽然听见主教发出感叹：“说得好！”
我接下去说：“阿斯托夫人和你们可能有一些共同点——至于共同点是什么，那我可不知道。我想，你们总要比我知道得更清楚一些。”
“好极了！非常好！”主教说。
“至于她的政纲，再有她的政历，代表这个，呃……呃……”“这个选区的，”主教说——我每次一结巴，他就提醒我——“阿斯托夫人的政历肯定是十分令人满意的。”我最后还说，我知道她为人是非常和蔼可亲的，心地是极其善良的。我走下了车，主教仍旧满面堆笑，他热情地和我握手。
英国的牧师具有强有力的诚恳感，这最好地反映了英国人的品质。正是由于休利特·约翰逊博士?和牧师会会员柯林斯??这些人物，以及其他许多高级教士，英国教会总是显得那么生气勃勃的。
为《城市之光》作宣传(4)
我的朋友拉尔夫·巴顿做出来的事情很古怪。我发现客厅里的钟停了，电线被人割断了。我告诉他这件事，他说：“是呀，是我给割断的。我嫌那钟滴答滴答吵得讨厌。”我听了很惊讶，感到不大痛快，但是，想到拉尔夫一向脾气古怪，也就把这件事丢开不提了。他离开纽约后，忧郁症看来已经痊愈。现在他决定要回美国了。
临动身之前，他问我是否高兴和他一起去看他的女儿。那是他的大女儿，是他第一个妻
子所生的，一年前做了修女，现在在哈克尼???一个天主教女修道院里。拉尔夫常常提起她，说她十四岁就受到神的感召，一心要做修女，无论父母怎样劝说也没用。他给我看她十六岁那年拍的一张照片，她的美貌立刻将我吸引住：一双乌黑的大眼睛，一个丰满而又细巧的嘴，从照片上向人亲切地微笑。
拉尔夫解释，说他夫妇曾经带她去巴黎，多次参加舞会，出入夜总会，希望她能打消进修道院的念头。他们给她介绍了好些男朋友，让她到最热闹的地方去玩，她好像也感兴趣，但结果仍旧不能改变初衷。拉尔夫已有十八个月没见到她。现在修女见习期满，她已正式担任圣职。
女修道院坐落在哈克尼贫民区中心，是一所阴暗的房子。我们到了那里，女修道院长接待我们，把我们让进了一间阴森森的小房间，我们在那里坐下，等候了不知多少时间。最后他的女儿进来了。我登时感到一阵悲哀，因为她长得和照片上一样美丽，只是笑时露出嘴里有一边缺了两颗牙齿的地方。
当时的情景显得很不调和：我们三个人坐在那间阴暗愁人的小屋子里；三十七岁的父亲是一个混混沌沌的俗人，他跷着腿，吸着香烟；十九岁的女儿是一个漂亮年轻的修女，她坐在我们对面。我想离开那儿，在外面汽车里去等着，但是他们父女俩怎么也不许我走。
她虽然外表上愉快活泼，但是我可以看出她另有那么一种冷淡的神气。她的动作很急促，仿佛是神经过敏的，一谈到自己做小学教师她就显得很紧张。“小孩儿真难教，”她说，“可是，我会习惯的。”
拉尔夫和她谈话时，一面吸着烟，眼光中流露出得意的神气。虽然他不是基督教徒，但是，我看得出，他挺喜欢女儿成为一个修女。
父女俩团聚时，有着那么一种忧郁冷落的气氛。肯定她已经在精神上经历了一次考验。尽管她是那样美丽年轻，但是自有一种忧郁和严肃的神气。她谈到我们在伦敦受到欢迎的热闹情形，还问到拉尔夫的第五位妻子杰曼·泰尔菲的近况。拉尔夫告诉她，说他们已经离婚。“这还用说吗，”她转过身来笑着对我说，“我就是不赞成爸爸娶那么多太太。”拉尔夫和我都不好意思地笑了。
拉尔夫问她是否要在哈克尼待很久。她心事重重地摇了摇头，说教会也许要派她去中美洲。“但是，去的时间和地点，他们是不会让我知道的。”
“那么，到了那儿，你总可以写封信给你父亲吧？”我插了一句。
她犹豫了一下。“照规矩我们是不可以和任何人通信的。”
“连你父母也不可以吗？”我问。
“不可以，”她装出毫不在意的神气，接着向她父亲笑了笑。大家沉默了一会儿。
临走的时候，她抓住了父亲的手，好半晌亲切地握着它，这仿佛是出于一种天性。我们驱车离开了那儿，拉尔夫虽然仍旧装得不大介意，但是可以看出他很抑郁。两星期后，他在纽约寓所里自杀：躺在床上，用被子蒙着头，向自己开了一枪。
此后我常常去看Ｈ·Ｇ·威尔斯。他在贝克尔街租了一所公寓房子。我去那里拜望他，总看见他的四个女秘书，四面堆满了参考书籍，一面从百科全书、技术书刊，以及文献和论文中作摘记，一面进行核对。“那是我最近写的一部书，《货币分析》，”他说，“工作量是够呛的。”
“看样子，我还以为工作大部分是她们做的哩，”我开玩笑说。他图书室四周高架子上摆了一些样子像大型饼干听的箱子，上面分别标着：“传记材料”，“私人信件”，“哲学论文”，“科学资料”，等等。
饭后来了一些朋友，其中一位是看上去很年轻的拉斯基?教授。哈罗德是一位极有才华的演说家。有一次我听他在加州美国律师公会里演讲，也不用什么提纲摘记，就口若悬河地谈了一个小时。那天晚上，在Ｈ·Ｇ·的寓所里，哈罗德向我谈了有关社会主义哲学的一些惊人的新发明。他说，速度上的稍许加快，会形成巨大的社会差别。那次谈话非常有趣，后来Ｈ·Ｇ·就寝的时间到了，他毫不客气地望了望几位客人，再看了看自己的表，于是大家都散了。
一九三五年，威尔斯到加州来看我时，我怪他不应该那样批评苏联。我读了几篇他贬低苏联的报道，想要从他那里知道一些第一手资料，没想到他几乎是对苏联表示深恶痛绝。
“但是，您的结论是不是下得过早了呢？”我和他争辩。“他们的任务是艰巨的，国内外都出现了反对势力和阴谋活动。再过相当的时候，肯定会有好的成果吧？”
那时候，威尔斯对罗斯福的新政取得的成绩抱着很大希望，认为在美国垂死的资本主义中会出现一种半社会主义。他好像对他曾经会晤过的斯大林特别啧有烦言，说苏联在他的统治下变成了一个暴虐专制的国家。
“既然您这位社会主义者认为资本主义注定了要毁灭，”我说，“而苏联的社会主义又失败了，那么这个世界还有什么希望呢？”
“社会主义不会在苏联失败的，也不会在其他地方失败的，”他说，“然而，社会主义的这一特殊发展，变成独裁政体了。”
“苏联肯定是犯了错误，”我说，“并且，和其他国家一样，还会继续犯错误。我认为它最大的错误是，革命后拒绝偿付外国贷款和苏联公债，说什么那些都是沙皇欠下的债。可能它有理由拒付这些债款，但我仍认为它铸成了一个大错，因为这样就招致了其他各国的反对、抵制和军事入侵。结果是，它比偿付这些债款多花了一倍的钱。”
威尔斯部分同意我的看法，说我的见解理论上是对的，但事实上是办不到的；因为拒付沙皇的欠债已经明令公布，这一件事鼓舞了革命斗志。如果再去偿清旧政权的债务，那就会激起人民的愤慨。
“可是，”我争辩，“如果苏联肯遵循惯例，不那样单凭理想，它就可以从一些资本主义国家那里借到巨额贷款，把本国的经济更快地建设起来，而由于战后资本主义迭经变革，通货膨胀，这就可以很容易地偿清了它的债务，同时保持了国际信誉。”
为《城市之光》作宣传(5)
威尔斯笑起来。“可现在已经太晚啦。”
我会见威尔斯的次数很多，会见的地方也不同。他在法国南部为他的苏联太太盖了一幢房子，而那位太太的脾气是很容易激动的。壁炉架上边刻了几个哥特体的字：“两个爱人，筑室于此。”“是呀，”他听我谈到这题词时说。“我们好多次把这块牌子装上去又拆下来。每次我们拌了嘴，我就吩咐泥水匠拆下它；等到我们和好了，她又吩咐泥水匠把它装上去
。它被装上去又拆下来好多次，到后来，泥水匠不来理我们了，让它留在那上边了。”
一九三一年，威尔斯的《货币分析》完稿，写这部书一共花了两年时间，看来他很疲劳了。
“现在再打算做什么呢？”我问。
“写另一本书。”他懒懒地笑着说。
“我的天呀，”我说，“您就不准备休息一个时期，或者做一些别的事情吗？”
“有什么别的事情可做呢？”
威尔斯的寒微出身，给他留下了一些迹印，这不是从他的作品中或者外表上，而是像我一样，可以从他那过分敏感的反应上看出来。我记得，有一次他错发了一个“ｈ”音，直羞得头发根都红了。想不到这样一个大人物，竟然会为这样一件小事情脸红。我记得，还有一次他谈到一个在英国贵族家里当花匠的叔父。叔父最大的愿望就是让威尔斯进一个大宅门当听差。Ｈ·Ｇ·嘲笑说：“要不是老天爷保佑，我也许已经当上一位二管家了！”
威尔斯要知道，我是怎样对社会主义发生兴趣的。我告诉他，那是因为我到了美国，有一次遇见了厄普顿·辛克莱?。他驱车陪我去帕萨迪纳他家里午餐，途中轻轻地问我是否相信利润制度。我半开玩笑说，这问题只有会计师能够回答。这的确是一个难以解答的问题，但是我本能地感受到，他这一句话问到了点儿上，从那时候起，我就对社会主义发生了兴趣，并且不再把政治看作是历史问题，而把它看作是经济问题了。
记得威尔斯曾经问我是否具有超感觉力。于是我讲给他听一件可能并非出于巧合的事情。有一次，我和网球运动员亨利·科歇??，还有另一个朋友，一起到比亚里茨???的一家酒吧间里。酒吧间墙上是三个赌博的轮盘，每个轮盘上都标有“１”到“１０”的号码。我故弄玄虚，半开玩笑地说，我觉得自己受到了一种精神力量的支配，要去转动那三个轮盘，第一个轮盘将停在“９”上，第二个将停了“４”上，第三个将停在“７”上。接着，啊，瞧呀，第一个停在“９”上了，第二个停在“４”上了，第三个停在“７”上了——它的可能性是百万分之一。
威尔斯说这纯粹是出于巧合。“可是，”我说，“如果巧合的事情一再发生，那就是值得研究的，”于是又讲到一则我小时候亲身经历的故事。有一次，我走过坎伯韦尔路一家杂货铺，发现那店铺关上了百叶窗，这情形是罕见的。我由于一种什么冲动，就爬上窗台，向百叶窗的洞隙里望。屋子里阴暗无人，但是食品杂货都摆得好好的，地板当中是一口大货箱。我当时感到一阵恶心，就跳下窗台，继续朝前走去。过后不久，破获了一件谋财害命的案子。一个外表和蔼、年纪六十五岁、名叫埃德加·爱德华兹的老人，霸占了五家杂货铺，每次他都是用窗户的平衡棒（一种铁棒，用来平衡可以上下拉动的窗户）。打死了原来的店主，然后霸占了他的财产。在坎伯韦尔路那家杂货铺里，那口货箱中装的是最后三个被害者的尸体：达比先生、达比太太和他们的孩子。
但是威尔斯不相信这是由超感觉力起的作用，他说日常生活中有许多巧合的事情，这原是一些很普通的现象，它们并不能证明什么。我们当时谈到这里为止，其实我还可以告诉他一件亲身经历，那时候我年纪还小，有一次在伦敦桥路一家酒店门口停下来，去讨一杯水喝。一个态度和蔼、留着小黑胡子的男人，给了我一杯水。不知怎的，我一时不想去喝那水。我假装着要去喝，趁那人转身和另一个顾客谈话时，就放下那杯水走了。两个星期后，伦敦桥路王冠酒店老板乔治·查普曼被控用马钱子碱先后毒死了五个妻子。就在他给我水喝的那一天，最后一个被他害死的妻子正在酒店楼上一间屋子里咽气。查普曼和爱德华兹后来都被绞死了。
讲到鬼神的事，我在贝弗利山盖那幢住宅的大约前一年，收到了一封匿名信，写信的人说，他是一个千里眼，一次在梦中看到了一幢房子，房子造在一个小山顶上，前面是一片草坪，草坪的尽头有点儿像船头那样，是尖的。
那幢房子一共有四十扇窗，还有一间天花板很高的大音乐室。他说那是一个神圣的地方，因为两千年前印第安人曾在那块土地上杀活人祭神。你永远不能让那幢房子里黑暗，否则那儿就要闹鬼。信里还说，如果要避免遭到凶祸，那除非是我不单独待在那幢房子里，同时还要使房子永远保持光亮。
当时我并没注意这封信，以为那是什么骗子写来的，就把它当作一件奇怪好笑的事搁在一边了。但是，过了两年，我有一次清理书桌抽屉，发现了那封信，又把它读了一遍。真奇怪，信里有关房子和草坪的描写完全是对的。以前我不知道有多少窗，这时想到了去数一数，使我十分惊愕的是，我发现那些窗子恰巧是四十扇。
我虽然不相信幽灵，但是有一回决定要做一次试验。星期三晚上用人都休假，房子里空寂无人，所以我到外面去晚餐。一吃完饭，我就回到家里，走进琴房，那是一间像教堂中部那样狭长的屋子，天花板是哥特式的。我放下窗帘，扭熄了所有的灯。然后，我一路摸索到一张扶手椅跟前，在椅子里静悄悄地坐了至少十分钟。浓密的黑暗刺激了我的感官，我恍惚觉察到一些模糊的影子在我眼前飘荡；但是，后来我明白了，那是月光照进窗帘的隙缝，在一只水晶酒瓶上折射的光影。
我把窗帘拉紧了，那些浮动的影子也消失了。我又在黑暗中等着——这一次足足等了五分钟，没有任何动静，我就小声儿说：“如果这儿有鬼，就请向我显灵吧。”我又等了一会儿，但是仍旧毫无动静。于是我又说：“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让我交通神明？是否可以给我一个信号，比如，轻轻地拍一声，或者，不用这个方式，而是通过我的心灵，促使我写出一句什么话来；要不，就吹来一阵冷风，表示幽灵出现了。”
我又坐了五分钟，但是，既没有吹过来一阵风，也没有出现任何迹像。四周一片死寂，我心里空洞洞的。我认为试验终于失败，于是开亮了灯。后来我走进了起居室。窗帘不曾拉拢，月光下清楚地看出了那架钢琴。我坐下来，开始抚那些琴键。无意中我弹出了一个和弦，觉得那声音很美，于是又重复弹了几次，最后乐声在整个屋子里回荡。我为什么要这样弹琴呢？也许，这就是一种神灵的显示吧！我继续弹那个和弦。突然一道白光围在我的腰里，我蓦地从钢琴前面跳起来，站在那里，一颗心扑通扑通跳得像是在擂鼓一样。
为《城市之光》作宣传(6)
我镇定下来以后，开始推究原因。钢琴是摆在窗边角落里的。这时我恍然大悟，原来那是一辆从山路上驶近的汽车射出来的灯光，我把它当作心灵体的流露了。为了彻底弄清楚这件事情，我又在钢琴前面坐下，又把那和弦反复弹了几次。起居室那面尽头是一条黑暗的过道，过道那边是餐厅的门。我从眼角里看见那扇门开了，一个什么东西从餐厅里出来了，沿着黑暗的过道走过去了，那是一个矮小难看的妖怪，眼睛周围有着像小丑脸上画的那种白圈儿，一一地向琴房走了过去。我还没来得及扭转头，它已经不见了。我毛骨悚然，站起了身
，要去追它，但是它已经走得没有踪影了。我以为那是由于自己神经太紧张的缘故，可能是一根闪动的睫毛构成了幻景，于是我又去弹琴。此后再不曾出现什么迹象，我决定睡觉去了。
我换了睡衣，走进浴室。刚开亮灯，我就看见了那个妖怪，它正在浴缸里瞪着我！我一下子跳出浴室，差点儿摔倒。原来那是一只臭鼬呀！我从眼角里看见的就是那个小东西，只是它在楼下显得更大了一些。
第二天早晨，男仆把这个惊惶失措的小畜生关在笼子里，后来我们都很钟爱它。但是有一天它逃走了，此后我们再不曾看到它。
我离开伦敦之前，有一天约克公爵?和公爵夫人邀我去午餐。那是一次便宴，席上只有公爵、公爵夫人、夫人的双亲，此外再有她的兄弟——一个大约十三岁的小家伙。稍停，菲利普·沙逊爵士也来了，餐后公爵夫人托我们俩送她兄弟回伊登中学。这个小家伙挺安静，他紧跟着菲利普爵士和我；我们由两位班长陪同着在学校附近走了一圈，后来班长和其他几个学生请我们去喝茶。
我们走进了那个卖糖果和便宜茶的普通的小卖部，公爵夫人的兄弟和其他百来个伊登中学学生留在外边。我们四个人走进楼上一间很挤的小屋子，围着一张小桌子坐下。他们招待得很周到，可是后来问我要不要再来一杯茶时，我随便答应了一句，而这就害得他们发生了经济恐慌，因为我们的主人钱不够了，不得不和其他几个学生商量办法去了。
菲利普悄声说：“恐怕是，他们为了请咱们客，缺了两便士，这可怎么办呢。”
但是他们终于凑齐了钱，又叫了一壶茶，我们不得不赶快给喝了，因为上课铃已经响了，他们只有一分钟时间，就要赶进校门，所以当时那一阵是够乱的。我们进了校舍，由校长出来接待，他领着我们去参观了雪莱?和其他许多名人在里面刻了姓名的那间大厅。最后校长仍将我们交给了那两位班长，由他们领着进入全校中最神圣的地方，也就是雪莱住过的那间屋子。但是我们的朋友小鲍斯－莱昂??仍留在外边。
只听见我们年轻的东道主口气十分专横地对他说：“你来干什么？”
“哦，他是和我们一起的，”菲利普出去打圆场，说明他是我们从伦敦带来的。
“好吧，”我们的年轻东道主不耐烦地说，“进来吧。”
菲利普爵士悄声说：“他们这样准许他进来，已经是作了很大的让步；如果是另一个孩子撞进了这个圣地，那是会影响他的前途的。”
直到后来有一次陪阿斯托夫人去伊登中学，我才注意到该校的斯巴达式纪律???。那是一个严寒的日子，天色已经十分黑暗，我们沿着灯光朦胧的棕色过道摸索着前进，看见每个房门口旁边墙上都挂着洗脚盆。最后我们找到了那间屋子，敲了敲门。
阿斯托夫人说：“我想要知道，这个周末是不是可以让你回家去。”
我们谈了一会儿，忽然听见叩门的声音，我们还没来得及说“请进”，只见门把手已经转动，舍监走进来了，那是个四十岁左右的人，身材魁梧，仪容漂亮，留着金色头发。他简单地向阿斯托夫人说了一句“晚上好”，向我点了点头。接着他就把臂肘撑在小壁炉架上，开始吸他的烟斗。显然阿斯托夫人来得不是时候，所以她解释道：“我这次来，是想要知道，可不可以领这孩子回去度周末。”
“很抱歉，不可以，”他很不客气地回答。
“哦，就照顾一下吧，”阿斯托夫人仍旧和颜悦色地说，“别这么固执啦。”
“我不是固执，我只是说明事实。”
“可是，瞧他的脸色这么苍白。”
“哪里的话，他人很好嘛。”
我们原来坐在孩子的床上，这时她站了起来，走到舍监跟前。“哦，就照顾一下吧！”她连哄带骗地说，一面轻轻地推了推他，我常常看到，每逢要说服劳合·乔治或其他人时，她总是喜欢这样推推他们。
“阿斯托夫人，”舍监说，“你这种习惯很不好，你会把人推倒的。我请你别这样。”
这一来阿斯托夫人技穷了。
后来不知怎的，我们把话题扯到了政治问题上，可是舍监立刻用一句简短的批评打断了我们的话：“英国的政治之所以搞不好，就是因为女人太爱多管事，话说到这儿为止，晚安，阿斯托夫人。”接着他很随便地向我们两人点了点头，就走开了。
“瞧这个人脾气多么坏，”阿斯托夫人说。
可是她的儿子却为舍监辩护。“哦，他不坏，妈妈，实际上他人非常好。”
尽管舍监那样反对妇女，但是我仍十分喜欢他的为人，因为他具有那么一种诚实和坦率的性格，他毫无幽默感，但是很诚挚。
我已多年不曾见到我哥哥雪尼，所以从英国到尼斯，去他那儿盘桓几天。雪尼以前老是说，等到有一天攒满了二十五万美元，他就要退休。这里我可以补充一句，他攒的钱已经大大超过了这个数目。他不但是一个精明的商人，而且是一个杰出的喜剧演员，他拍了许多很能卖座的影片，其中包括《潜艇领航》、《鸿运高照》、《箱中人》、《查理的姑母》，等等，他从这些影片中赚了不少钱。现在，像他所说的那样，他已退休，和他妻子在尼斯安了家。
当时弗兰克·Ｊ·古尔德也住在尼斯，他听说我要去那儿看我哥哥，就邀我去朱安莱潘他家里作客，我当即答应了。
我到尼斯之前，在巴黎停留了两天，到女神剧场去了一趟，因为兰开夏八童伶班的艾尔弗雷德·杰克逊正在那里领班，他是从前剧团中的童伶之一。我见到了艾尔弗雷德，他告诉我，杰克逊家已经相当富裕，现在拥有八个舞蹈班，他父亲仍旧健在。我如果去女神剧场，就可以看到他，因为几个戏班都在那儿排练。老人虽然已经八旬开外，但仍然精神矍铄。我们谈到往事，都感慨地说：“真没想到啊！”
为《城市之光》作宣传(7)
“你瞧，查理，”他说，“你小时候给我的印象最深：你的性情是那么柔顺啊。”
社会的赞扬，不能使你长期地陶醉，就像蛋白牛奶酥一样，时间一久，它就会塌了下去。这一次我受欢迎，那情形也是如此：往后气氛突然冷下来了。第一阵风是从报刊上吹来的。经过一番天花乱坠的吹捧，报刊改变了它们的调门。我想，那是为了读起来可以更有趣一些吧。
伦敦和巴黎的激情已经消逝。我感到倦怠了，需要休息了。我在朱安莱潘休息时，接到通知，要我到伦敦守护神戏院作一次钦命演出。但是我不曾去，只汇去了二百英镑。这一来我就触怒了当局。他们说我冒犯皇上，藐视圣旨。我没想到，守护神戏院经理的一纸通知竟有如皇上的诏书一样。再说，我是临时接到通知，也来不及为此作好准备。
几个星期以后，又受到了第二次抨击。一天，我正在网球场上等候我的搭档，来了一个年轻人向我介绍他自己，说他是我的一个朋友的朋友。我们彼此寒暄了几句，就谈到了自己的一些看法。这个年轻人挺讨人欢喜，会对人表示同情。我这人有一个弱点，就是会对新认识的人突然发生爱好，尤其是遇到那位新交善于聆听别人的话，于是，我就在许多问题上发表了意见。谈到世界大事时，我表示悲观，说欧洲局势将导致另一场战争。
“哼，下一次再打仗，可别指望我参加，”我的朋友说。
“我认为你这样并没错，”我回答，“我就是瞧不起那些专给我们带来苦难的人；我就是不爱听人家吩咐，要我们去把什么人杀死，去为什么事情送命——还要说这一切都是为了爱国。”
我们很亲切地道了别。记得我还约他第二天吃晚饭，但是后来他没来。真没料到呀！和我谈话的这个人并不是什么朋友，原来他是一位新闻记者。第二天报纸就在显著地位刊出：“查理·卓别林不是爱国主义者！”
报道的是实话，但当时我并没要把私人的看法公诸报端。事实是：我之所以不是爱国主义者，那不但是由于道德或理智上的原因，而且由于我缺乏这种爱国主义者的感情。有人在爱国主义的幌子下杀害了六百万犹太人，这时候你怎么能容忍爱国主义？也许有人说，那是在德国发生的事情；可是，每一个国家里都潜伏有那种杀人的组织啊。
我是不能大力鼓吹国家自豪感的。如果你是深受了这些影响，如家庭的传统，住宅和庭园，快乐的童年，家人和朋友，等等，那我是能够理解你这种感情的，然而，我却是缺乏这一切背景的。对我来说，爱国主义充其量也不过是一些地方习惯所形成的思想感情罢了；如赛马，打猎，吃约克郡布丁、美国牛肉饼和可口可乐，然而，如今这些土产都已成为全世界普及的东西了。当然，如果我所在的国家遭到侵略，我想，和大多数人一样，我也会作出最大的牺牲。但是我不能对祖国抱那样狂热的爱，因为那样只会使一个人成为纳粹，所以，我尽可以毫不在乎地放弃了它——根据我的观察，纳粹组织虽然暂时是潜伏着的，但是它们可以很快地在每一个国家里活跃起来。因此，除非是我本人相信某一政治目标，否则我就不愿意为它作出任何牺牲。我不能为国家主义牺牲——我更不愿为一位总统、首相或独裁者去送死。
过了一两天，菲利普·沙逊爵士陪我去孔苏埃洛·范德比尔特·鲍尔桑家午餐。他家住在法国南部一个很美丽的地方。座上有一位客人显得很特殊，他身体瘦长，头发乌黑，留着小短胡子，样子和蔼可亲，午饭时我和他攀谈起来。当时我谈到梅杰·道格拉斯写的《经济民主》一书，说他的信贷理论可以解决目前各国的经济危机——这时我不妨援引孔苏埃洛·鲍尔桑那天午后所说的话：“我发现和卓别林谈话挺有趣，我注意到他那强烈的社会主义倾向。”
首先我肯定说了一些话，特别使那位身体瘦长的绅士感兴趣，因为他脸上闪出了光，眼睛张得很大，我可以看出了他的眼白。他好像赞同我说的每一句话，可是后来我谈到了我的主题，而那些话肯定又是和他的意思相左的，因为他露出了失望的神气。原来那天我是在和奥斯瓦德·莫斯利爵士?谈话，我根本没想到这个人后来会当上了英国黑衫党头子——但是，我至今还清楚地记得，他的瞳仁上边露出眼白，咧开着的大嘴里露出牙齿，给人的印象即使不是有点儿可怕，至少是十分异样的。
在法国南部，我还会见了埃米尔·路德维希??这位曾经为拿破仑、俾斯麦、巴尔扎克等人写了巨帙传记的作家。他把拿破仑描写得很有趣，但是，由于过分注意心理分析，反而使一些叙述为之减色。
他拍给我一份电报，说他十分欣赏我的《城市之光》，很想要见我一面。他那副样子和我所想像的完全不同。他像是一个温文尔雅的奥斯卡·王尔德，头发留得很长，丰满的嘴唇旁边有着女性的曲线美。我们两人在我的旅馆里会见，初见时他显得相当客套，有些做作，他递给我一片月桂树叶，说：“从前罗马人成了名，人家就赠给他一顶月桂树叶编的王冠。所以，我送您一片月桂树叶。”
过了一会儿，我对这种热情的赞扬逐渐适应，这才开始觉察到，路德维希是在掩盖他的羞涩情绪。等到他恢复正常后，我发现他是一个非常聪明有趣的人。我问他写传记时什么是最基本的条件。他说最基本的是态度。“这样说来，传记是具有偏见和经过删节的记录了，”我说。
“有百分之六十五的事情是不会被提到的，”他回答，“因为那些事情牵涉到了其他的人。”
晚餐席上，他问：在所看到过的东西当中，我认为什么是最美的。我不假思索地回答说，海伦·威尔斯???打网球的动作最美：不是姿势优美，动作简练，而且对于男性有一种健康的吸引力。再有，就是停战后不久我看到的一个新闻片镜头，拍的是一个农民在佛兰德犁一片上面曾经死了成千上万人的土地。路德维希描绘了一幅佛罗里达海滩日落的景色，那时，一辆敞篷汽车懒洋洋地驶过，车上挤满了穿游泳衣的漂亮姑娘，其中有一个坐在后挡泥板上，一条腿荡在空中，汽车在前进，她的脚趾触到了沙土，划出了一条连绵不断的迹印。
此后，我又想起其他美丽的景色：那是佛罗伦萨贵族广场上本文努托·切尔利尼的“珀修斯”?。那时是夜晚，广场上已经点上了灯，我原来是打算去看米开朗琪罗的“大卫”??，但是一看到“珀修斯”，我觉得其他一切艺术品都黯然失色。我被它那风格与形式的无法形容的美所陶醉。珀修斯手里高举着墨杜萨的头，那女怪在他脚底下惨痛地蜷曲着身体，珀修斯成为一切悲哀的像征，他使我想起了奥斯卡·王尔德神秘的句子：“因为，每个人都会杀死他心爱的东西。”在善与恶永恒的神秘的斗争中，他完成了自己应做的事情。
为《城市之光》作宣传(8)
我接到阿尔巴公爵???的电报，邀我去西班牙。但是第二天报纸上都以大字标题刊出：“西班牙爆发革命”。于是我终止去西班牙，改赴维也纳——忧郁的，美丽的维也纳。那个地方给我留下的最清晰的记忆是：我和一个美丽的姑娘有过一段罗曼史。那件事的经过，有点儿像维多利亚时代小说的最后一章：两人海誓山盟，最后吻别，知道以后再不会有相逢的日子了。
离开维也纳，我到了威尼斯。那是秋天，当地已经没有游客。但是我却更喜欢那里有一些游客，因为有些地方需要游客点缀，才会显得温暖有生气，否则就很容易变得像一片墓地一样。实际上我是喜欢那些游山玩水的人，因为，去度假日的人，看来总要比匆匆忙忙挤进旋转门上写字间的人更可爱一些。
威尼斯虽然景色秀丽，但使人感到忧郁，所以我只在那里待了两夜，每天没什么可以消遣的，只有听听留声机唱片——连唱片也只能偷着听，因为星期日跳舞和听唱片都是墨索里尼所禁止的。
我原来想要回到维也纳，去那儿重寻旧欢。但是因为已约好了去巴黎，赴创议欧洲合众国的阿里斯蒂德·白里安?的午宴，我不愿错过这一机会。那次我会见白里安先生时，他好像身体欠佳，带有一副失望和愤懑的神气。午宴是在巴黎《不妥协者》报发行人巴尔比先生的寓所里举行的，虽然我不懂法语，但是觉得那次宴会十分有趣。诺阿耶女伯爵??是一个活泼得像只鸟儿似的娇小的女人，她说得一口英语，非常机敏可爱。白里安先生一看见她就说：“近来我极少见到你；你这样难得来，就好像是一个被人遗弃了的情妇啊。”
餐后，他们陪我去爱丽舍宫，我在那里受了荣誉军团勋位。
我不打算描绘我第二次访问柏林时受到热烈的、盛大的欢迎——虽然，有时候我几乎又是心痒痒地想要去提到那件事。
讲到这里我想起了，有一次玛丽和道格拉斯把他们出国时拍的旅行记录片放映给我看。我总以为，他们会给我看一些有趣的旅行记录片的。那影片一开始，映的是玛丽和道格拉斯抵达伦敦的情景，火车站上欢迎的群众人山人海，旅馆外边欢迎的群众也是人山人海，然后是他们抵达巴黎的情景，那儿欢迎的人更多了。我看完了伦敦、巴黎、莫斯科、维也纳和布达佩斯各地火车站上和旅馆外面的盛况，就天真地问：“咱们什么时候可以看一点儿镇市上和乡村里的风光呀？”他们都笑了。应当承认，我描绘那些欢迎我的群众时，也是不够谦虚的。
再说，到了柏林，民主政府招待我，并派约克女伯爵——一位非常漂亮的德国姑娘——陪着我，可以说是由她充当了我的随员。那是一九三一年，是纳粹党人刚在德国国会中得势的时候，我竟然不曾觉察到有半数的报刊都在攻击我，说我是一个外国人，说德国人这样狂热地欢迎我实在可笑。当然，这些都是纳粹报纸。当时我很天真，玩得很高兴，对这一切都毫不注意。
德皇?的一位堂弟，很热情地陪我去参观波茨坦的无愁宫??。在我看来，所有的宫殿都是一些荒谬的建筑，是一些无谓的炫耀。想到凡尔赛宫、克里姆林宫、波茨坦宫和白金汉宫时，我一般并不重视它们的历史意义，而只是意识到它们是由夸大自负的心理构成的。德皇的堂弟告诉我，无愁宫具有更美的建筑风格，它虽然小巧，却更富有人情味。但是我看了它，就想起了妇女的梳妆盒，感到很扫兴。
我参观了柏林罪犯作案展览馆，只感觉到恐怖和烦闷——看到那些照片上拍的尽是被害的、自杀的以及形形色色腐化堕落和人类的变态行为。最后我总算离开了那幢大厦，又呼吸到新鲜空气。
《奇迹》的作者冯·富尔默博士请我去他家吃饭，我在那里会见了德国的一些艺术和戏剧代表人物。我还和爱因斯坦夫妇在他们那套小小的公寓房间里消磨了一个晚上。当时曾经作好安排，让我和冯·兴登堡将军?一起吃晚饭，但由于将军临时生病而作罢，后来我又去法国南部。
前面已经说过，我在这本书里将谈到性的问题，但不拟加以渲染，因为我在这方面并没有什么新颖的东西可以谈的，然而，人类的繁殖原属自然界的重要活动，因此每一个男人，不论年轻或者年老，每遇见一个女人，总会估量一下他与对方之间的性的可能。而我也是一向如此的。
从事工作的时候，我是从来不去想到女人的；只是在拍完了电影，无事可做的时候，我才会在这方面把持不住。正如Ｈ·Ｇ·威尔斯所说：“一天当中有那么一个时刻：你已经写完了早晨应写的稿子，复完了下午应复的信件，再没有其他的事情可做了。这时候你就会感到沉闷，也就会涉及到性的问题了。”
因此，在天蓝海岸??无事可做的时候，我认识了一个极其美丽的姑娘，很运道，这姑娘能够消除我的寂寞。她和我同样是散漫不羁的，于是我们一见之下，互认知己。她毫不隐讳地告诉我，说她新近刚忘情于一个曾经与之恋爱，但后来彼此不欢而散的埃及青年。我们之间的关系虽然未经谈明，但双方都心照不宣；她也知道我最后是要回美国去的。我每星期补贴她一笔费用，于是两人一同去俱乐部、酒馆和其他娱乐场所。我们吃饭，跳舞，从事一般游乐。但是，由于经常接近，我终于对她有了感情，于是，想到要回美国时，就不大舍得抛下了她。一念及要和她分手，我就觉得她可怜；她是那么愉快、美丽、知情识趣。但是，有时候她也会引起我的猜疑。
一天下午，我们在一个俱乐部里参加茶舞，她突然紧拉住了我的手，原来她多次对我提到的那个埃及情人“Ｓ—”来了。我很不高兴；后来，过了一会儿，我们就离开了那里。快要走到旅馆时，她忽然发现手套留在俱乐部了，要回去取，叫我先去旅馆。她的托辞分明是假的。但是我既不加以阻拦，也不多说什么，就一径回旅馆去了。两小时后，她仍没来，我肯定她这次去不仅仅是为了一副手套。我已约了几个朋友那天晚上出去吃饭，时间快到了，仍旧不见她来。我刚要独个儿去，她回来了，面色苍白，头发蓬乱着。
“你现在去吃晚饭，已经太迟了，”我说，“被窝里舒服暖和，你还是回到那儿去吧。”
她不承认有这种事，又是辩解又是央求，但是怎么也没法为耽搁了这么多时间自圆其说。我肯定她是和她那个埃及情人在一起的，经过一阵吵骂，我没带她去，就独个儿走了。
一个人突然感到孤寂无聊，谈话时竭力要使声音高过那如泣如诉的萨克斯管，高过那夜总会里的一片喧哗吵闹：我们这些人当中，谁不曾有过这样的经验啊？你和另几个人坐在一起，自己在做主人，但内心却是那么痛苦。我回到旅馆，发现她不在那儿。我慌了。难道她已经走了不成？她竟然走得这么快啊！我走进她的卧室，心上一块石头才落了地，因为她的衣服和其他东西仍旧在那里。十分钟后，她兴冲冲地回来了，说是去看电影的。我冷冷地对她说，我第二天就要去巴黎，现在准备和她把账结清，从此一刀两断。她对这一切都表示同意，但仍旧不肯承认她和那埃及情人有过沾惹。
为《城市之光》作宣传(9)
“即使我们之间还存有一些情分，”我说，“但是，因为你这样欺骗我，那点儿情分也被一起打消。”接着我就编了一个谎，说我曾跟踪她，看见她从俱乐部里出来，和她的埃及朋友到他旅馆里。可真没想到，她痛哭流涕，承认有这么一回事，接着就赌咒发誓，保证以后不再和他见面。
第二天早晨，我收拾东西，准备动身时，她抽抽搭搭地哭起来了。我的朋友上来说，东
西都已准备停当，他在楼下等着我，我准备搭他的车走了。她咬着她的食指，伤心地哭起来。“千万不要丢下了我，千万不要……不要丢下我呀。”
“你要我怎样呢？”我冷冷地问。
“只要你陪我去巴黎；到了那儿，我保证再也不麻烦你了。”她说。
看她那么一副可怜相，我心软下来了。我告诉她，说这样一路上是不会愉快的，也是毫无意义的，因为一到了巴黎我们就要分手了。她对这一切都同意了。于是，那天早晨，我们三个人乘了我朋友的车一起去巴黎。
车刚开时，气氛很严肃，她黯然无语，我客气而冷淡。然而这种态度是很难持久的，因为，车一路行进时，我们看到了一些共同感兴趣的东西，其中有一个人就会说出一些自己的看法。但是，我们不会像以前那样亲热了。
我们直接将她送进旅馆，然后和她道别。她说和我永别了，但这明明是一句假话。她感谢我为她费了许多事，和我握了手，装腔作势地说了一声“再见”，就消失在旅馆里了。
第二天她打电话来，问我可以陪她去吃午饭吗？我拒绝了。但是，当我和朋友一起走出旅馆时，看见她穿着皮大衣，打扮得整整齐齐，已经等候在外面了。于是我们三个人一同吃了午饭，后来又去参观约瑟芬被拿破仑离弃后在那里度过晚年的马尔美松?。那是一所美丽的宅邸，约瑟芬曾经在那里洒了不少眼泪；在那个萧瑟的秋天，我们当时的心情更是忧郁。我的女友忽然不见了；后来我发现她坐在花园里一个石凳上，哭得泪人儿一般——看来，她是受到了整个气氛的感染。我的心几乎软下来了，但是，我怎么也不能淡忘了她那个埃及情人的事。于是我们在巴黎分了手，我启程去伦敦。
回到伦敦，我又几次会见威尔士亲王。记得第一次会见他是在比亚里茨，那是由我朋友弗内斯夫人?介绍的。我和网球运动员科歇，再有其他两个朋友，在一家热闹酒馆里吃饭，亲王和弗内斯夫人走进来了。茜尔玛递了一张条子到我桌上来，问是否高兴饭后和他们一起去俄罗斯俱乐部。
我觉得那次会见是客套的应酬。我们彼此经过了介绍，亲王殿下就叫了酒，然后起来和弗内斯夫人跳舞。亲王跳完了舞，在我身边坐下，和我谈话。“您当然是美国人啰？”
“不，我是英国人。”
他露出惊讶的神气，“您在美国待了多久？”
“一九一○年就去了。”
“哦，”他点了点头，好像在思索什么，“是战前去的吗？”
“是的。”
他笑了。
在那天晚上的谈话中，我提到了夏里亚平??，说他将设宴招待我。亲王显得很孩子气，说他也想去。“殿下，”我说，“夏里亚平对您的光临肯定会感到荣幸和快乐。”于是我请亲王允许我去安排这一件事。
宴会的那天晚上，亲王的风度赢得了我的崇敬，他先陪着夏里亚平八十多岁的老母，一直到她离席去休息了，这才过来和我们大家一起谈笑。
再说，此时威尔士亲王在伦敦，他邀我去贝尔维迪尔堡他的乡间别墅。那是一座古堡，经过了重新修建，但布置得很是一般，只是邸内的菜肴烹调得十分精美，而亲王又非常会招待客人。他领着我去参观了他的邸宅；他的卧室里陈设得很简单朴素，只床头挂了一张上面绣了王旗的新式大红花毯。另一间卧室里的陈设使我吃了一惊，那是一个红白两色的房间，房里摆了一张四根柱子的床，每根柱顶上插了三根粉红色的羽毛。这时我才想起，原来羽毛是亲王皇室纹章上的标志。
那天晚上，有人介绍我们玩当时美国风行的一种叫作“公评”的游戏。玩时发给每个客人一张卡片，上面列有十个项目，包括：魅力，智力，品格，性吸引力，仪容，诚恳，幽默感，适应能力，等等。先由一个客人走出去，切实地考虑了卡片上自己所有应予评定的项目，给它们分别打上分数，从一分起到最多的十分——比如，我给自己批的分数是：幽默感七分，性吸引力六分，仪容六分，适应能力八分，诚恳四分。同时，其他的人都悄悄地给离开了屋子的那个人评分数。后来，被评分的人进来，读出他自己打的分数，再由一位代言人读其他客人所评的分数，看两种分数是否符合。
轮到亲王时，他说他的性吸引力是三分，但是客人们平均评了他四分，我评了他五分，也有人只评了他两分。在仪容项下，亲王给自己评了六分，客人们平均给了他八分，我给了他七分。在魅力项下，他自己说应得五分，客人们的平均评分数是八分，我评的分数也是八分。至于诚恳，亲王给自己打了最高的十分，客人们的平均分数是三分半，我批的是四分。亲王很恼火。他说：“我认为，我所有的特点中最重要的就是诚恳。”
我小时候曾经去曼彻斯特，在那里待过几个月。现在既然闲着没事，我就想到要到那里去看看。虽然曼彻斯特是那样凄凉冷落，但它对我具有一种浪漫色彩的吸引力，仿佛，透过了雾和雨，从那里闪出了一种令人难以捉摸的光辉；也许，那是因为我想起了兰开夏郡人家灶下的炉火了吧——也许，那是因为受到当地人的精神的感召了吧。于是，我雇了一辆轿车，向北出发。
在去曼彻斯特的途中，我在艾冯河畔斯特拉特福（市名，在英国沃里克郡，莎士比亚故居所在）停下来，因为以前从来不曾去过那里。我到达那儿是星期六晚上，时间已经很迟，晚饭后我出去散步，希望能够找到莎士比亚的故居。四下一片漆黑，但是我本能地拐了一个弯，沿着一条街走了下去，在一所房子外边停下，擦亮了一根火柴，看出了一个牌子：“莎士比亚故居”。我肯定是被一种相互冥合的灵感引导着——可能是诗人的灵感吧！
第二天早晨，斯特拉特福市长阿奇博尔德·弗劳尔爵士到旅馆里来看我，领我去参观了莎士比亚的故居。我怎么也没法把诗人和这样一个地方联系在一起；我几乎无法相信，像这样一位伟大人物，竟然会住在这样一个地方，或者是出生于这样一个地方。一个农民的孩子到了伦敦，后来成为红演员，当了戏院老板，这种事是容易想像的；但是，这样一个人竟然会成为伟大的诗人和剧作家，会掌握那么许多有关外国宫廷、红衣主教和帝王的知识，这可是令人无法理解的。讲到莎士比亚的作品究竟是谁写的这一个问题，管他是培根写的也好，是南安普顿或者里奇蒙写的也好?，我都不去介意，但是我根本没法相信那是一个斯特拉特福的孩子写的。必须是一位具有贵族风度的人，才写得出那样的作品。也只有一位出身高贵和富有才华的人，说话时才会那样完全不去注意文法。我看了那一所农舍，听了一些当地的传说，讲到他小时候怎样喜欢游荡，怎样不用功读书，怎样偷捕鱼鸟，对某些事物又是怎样抱有那种乡愚的看法，我就不相信他在思想上会发生这样大的转变，成为最伟大的诗人。在伟大天才的作品中，你可以从某些地方看出他们是出身寒微的，然而，在莎士比亚的作品中，你却一点儿也找不到这一类的迹像。
为《城市之光》作宣传(10)
我从斯特拉特福乘汽车去曼彻斯特，下午三点左右到了那里。那天是星期日，曼彻斯特市内一片沉寂，街上几乎连一个人影也没有。所以我只得回到车上，取道布莱克本。
我小时候随剧团巡回演出《福尔摩斯》时，布莱克本是我爱去的一个城镇。那时候我往往住在一家小客栈里，包括膳宿，每星期付十四先令，不演出时就在客栈里的小弹子台上打弹子。英国刽子手比林顿常常去那儿，我和他打过弹子。
我们到达布莱克本时刚五点钟，虽然天色已经昏暗，可是我仍旧找到了从前住的那家客栈，在那儿喝了一杯酒，但并没有被人认出来。客栈老板已经换了人，可是我那个老伙伴弹子台仍旧摆在那里。
后来，一路摸黑，我到了市场上；占地大约三英亩的广场上黑漆漆的，最多只点了三四盏路灯。一些人都聚在那儿听政治演说。当时英国正处于严重的经济萧条中。我从这一群人里走到那一群人里，听他们发表不同的意见：有的人措辞尖锐激烈；一个人谈社会主义，另一个人谈共产主义，还有一个人谈道格拉斯计划?，但可惜这问题太复杂了，一般工人都听不懂。我听那些会后三三五五聚在一起的人谈话，没想到会发现了一个思想仍和维多利亚女王时代那样保守的老人。他说：“英国人多年来坐吃山空，毛病就出在这里；发救济金会毁灭了英国！”于是我在黑暗中发表我的意见，尖着嗓子插嘴说：“要是没救济金，那就不成为英国啦，”这时有一些人支持我：“说得对，说得对！”
当时政治局势未可乐观。英国的失业人数几乎已达到四百万——这数目还在不断地增加——但是工党也提不出什么与保守党不同的办法来。
我去伍尔威奇，听坎宁安·里德先生发表为自由党竞选的演说。他虽然谈了许多政治上冠冕堂皇的话，但是并不曾作出任何承诺，因此不能对选民产生什么影响。坐在我身边的一个年轻伦敦姑娘大喊道：“你们不要听这套上等人无聊的废话，只要告诉我们，你打算把四百万失业工人怎么办，我们就知道该不该选你的政党。”
我想，如果这个姑娘在政治上是代表下层社会的，那么工党就有希望获胜，然而，我估计错了。斯诺登?发表广播讲话后，保守党大获全胜，贵族竞选斯诺登。所以，我离开英国时，保守党的政府正处于优势，但等到我抵达美国时，保守党政府又在走下坡路了。
假日中从事消遣，你最多也不过是在追逐一些空虚的理想而已。我在欧洲遍访名胜，玩得时间太久了，而之所以会如此，原因也很明显。当时我觉得自己受到了挫折，失去了目标。自从有声电影发明以来，我就不能决定何去何从。虽然《城市之光》对我是一次巨大的胜利，它赚的钱比当时任何有声影片所赚的都多，但是我觉得，如果再要拍一部无声电影，那对我将是不利的，再说，我担心自己已经落伍，因此被一种沮丧情绪所困扰。虽然一部好的无声电影更富有艺术价值，但是我必须承认，有声电影能使人物更具有形象。
有时候我也考虑到是否可以拍一部有声电影，但是一想到这件事我就难受，因为我知道它永远不能达到我无声电影的标准。如果拍有声电影，我就必须完全抛弃我流浪汉的角色。也有人提议，不妨让流浪汉说话。但这是一件无法想像的事，因为只要流浪汉一开口，他就会变成另一个人物。再说，他脱胎的那个模型和他穿着的那套破烂衣服，都是和他的不说话分不开的。
正是由于想到了这些令人烦恼的问题，我才把我的假期延长了下去，然而，我的内心却在不断地催促我，“回好莱坞吧，去开始工作吧！”
结束了英国北部的旅行，我回到了伦敦卡尔登旅馆，正准备订船票取道纽约返回加州，忽然收到了道格拉斯·范朋克从圣莫里茨（圣莫里茨：村名，在瑞士东部阿尔卑斯山上，海拔六千英尺，以风景优美著称）拍来的电报，于是我的计划又改变了。电报上说：“请来圣莫里茨。将特为你的光临降一场雪。谨此恭候。道格拉斯问好。”
我刚读完电报，就听见有人胆怯怯地叩门。“进来！”我以为来的是侍者。可是没想到，那是我天蓝海岸的女友在向屋子里张望。我吃了一惊，有些恼火，但最后还是忍耐下了。“进来吧，”我冷冷地说。
我们去哈罗德商店添购什物，买了滑雪装备，然后我在邦德街一家首饰铺里给她买了一只镯子，她十分高兴。又过了一两天，我们到了圣莫里茨；我见了道格拉斯，不觉精神为之一振。虽然道格拉斯和我一样，也在为决定自己的前途感到为难，但是我们谁都不去提这些事情。我看见他独个儿在那里，相信玛丽已经和他分手。然而，一经在瑞士群山中会晤，我们的忧郁都随之消失。我们一起滑雪——至少是一起学着滑雪。
前德国王储，也就是德皇的儿子，当时也住在那家旅馆里，但是我不曾去会他，只是有一次在电梯里和他遇见了，我不好意思地笑了，因为想起了我的喜剧片《从军梦》，德国王储在那里面被扮成了一个丑角。
到了圣莫里茨，我把我哥哥雪尼也邀去了。既然不必急于回贝弗利山，我就决定取道远东返回加州，雪尼也答应陪我，要把我一直送到日本。
我们首先启程去那不勒斯，我在那里和女友互相道别。但是这一次她情绪很好。她没有哭。我想，她已经把这些事情看穿了，觉得无所谓了，因为，在瑞士待了几天以后，我们之间的神秘吸引力已经淡薄下来，对此我们都心中有数了。所以，我们很友好地分了手。船驶离岸边时，她在码头上学我流浪汉走路。那是我最后一次看见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