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其昌是明朝著名的书画家，他的书画在明朝被奉若珍宝，尊崇为“本朝第一”，《明史》甚至称誉他的画作“非人力所及也”。董其昌还当过皇太子的老师，在士大夫之间颇有名望。可是，就是这样一个有功名且在书画艺术和文物鉴赏方面有相当造诣的文人，同时却又是一个为非作歹于乡里的恶霸，民间流传的“民抄董宦”的事件就证明了这一点。
董其昌，字元宰，华亭(今上海松江)人，明朝万历年间，他既是著名的书画大师，又是当世名士。他做过太子讲官，在士大夫当中享有很高的声誉。早年时，“礼部侍郎田一俊以教习卒官，其昌请假，走数千里，护其丧归葬”，赢得了士林的一片赞誉。但是在民间，董其昌的口碑却极差，在他们的眼中，董其昌是一个十足的势利小人。万历三十四年，董其昌督学湖广，为“势家所怨……毁其公署”，他不得已请辞归家。在松江府家居，他称霸乡里，时常与儿子、悍仆恃势虐民。他家有大片良田，却纳税很少，还以押债盘折田地，纠赌劫夺钱财，封钉民房，逮押乡民，甚至逼死人命。董家的所作所为引起很大民愤，最终发生了“民抄董宦”事件，成为万历年间震惊朝野的一件大事。
所谓“民抄董宦”事件，起因于万历四十三年时，董其昌看中了诸生陆绍芳佃户的女儿、年轻美貌的绿英，而当时他已经实足六十高龄。为了得到绿英，他指示儿子及手下爪牙强抢绿英到董府，给他做小妾。对此，陆绍芳非常愤慨，在四乡八舍逢人便讲，进行公开批评。由于松江民众早已对董家的恶行有意见，此事一出，当即有人编出故事来表达愤怒之情，题目叫《黑白传》，因为董其昌号思白，另一个主角人物是陆绍芳，缘于陆本人面黑身长。故事第一回的标题是：“白公子夜打陆家庄，黑秀才大闹龙门里。”
不久，说书艺人钱二到处说唱这个故事。董其昌知道后大为恼怒，以为这是一位叫范昶的人捣的鬼，便派人每天对范昶凌辱逼问。范昶不承认，，还到城隍庙里向神灵起誓，为自己辩白，董家依然不放过他，最后竟逼得他暴病而死。范母认为这是董家逼辱所致，于是带着儿媳龚氏、孙媳董氏等到董家门上哭闹，董其昌父子指使家丁对她们大打出手，又将她们拖到隔壁坐化庵中，关起门将几个妇女摁倒，剥掉裤子，用棍子捣戳一陰一户。范家儿子用一纸“剥裈捣一陰一”的讼状将董家告到官府。但是，官府受理了诉状，又碍于董其昌之名难于处理，一时拖延不决。
董其昌及其家人“封钉民房，捉锁男妇，无日无之”的令人发指的罪行，早已激起了民众特别是士林的愤怒。万历四十四年(公元1616年)的春天，从初十、初十一到十二日，飞章投揭布满街衢，人们声称他是“兽宦”、“枭孽”，儿童妇女竟传：“若要柴米强，先杀董其昌。”徽州、湖广、川陕、山西等处客商，凡受过他家欺凌的人都参加到揭发批判的行列中来，甚至连娼妓嫖客的游船上也辗转相传。 到了十五日庙会期间，老百姓拥挤在街道两旁，不下百万，把董其昌爪牙陈明的数十间厅堂尽行拆毁。第二天，从上海青浦、金山等处闻讯赶来的人上房揭瓦，用两卷油芦席点火，将董家数百间画栋雕梁、朱栏曲槛的园亭台榭和密室幽房，尽付之一炬，把董其昌儿子强拆民房后盖了未及半年的美轮美奂的新居也一同烧了个干净。十九日，仍不罢休的民众将董其昌建在白龙潭的书园楼居焚毁，还把有董其昌手书“抱珠阁”三字的匾额沉到河里，名曰：“董其昌直沉水底矣。”这时董其昌只能在苏州、镇江、丹一陽一、吴兴等地躲避，一时如丧家之犬，直到半年后事件完全平息才敢回家。当时有人把这一场群众自发的抄家运动完全记录了下来，是为《民抄董宦事实》。
事后，官府捉拿了若干参与此案的地痞流氓定罪，草草结案。但董其昌认定在百姓背后肯定还有士子的支持。因此围绕着到底是“民抄”还是“士抄”，又争论了半年多，最后经过苏州、常州、镇江三府会审，终于有了一个说法：当时直接参加烧抢董宅的人被处以死罪，松江府华亭县的儒生们也或者被革去功名，或者被处杖刑，而对董其昌本人，则认为是“奴辈不法，董宦未知也”。可以说，由于董其昌的活动，在官府层面上看，董其昌是赢得了胜利。但是正所谓公道自在人心，事件发生后，就有人直接对董其昌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不意优游林下以书画鉴赏负盛名之董文敏家教如此，声名如此”，“思白书画，可行双绝，而作恶如此，异特有玷风雅？”当然也有人为之遮掩的，说他是为名所累。但毛祥麟在《墨余录》中特别指出：“文敏居乡，既乖洽比之常，复鲜义方之训，且以莫须有事，种生衅端，人以是为名德累，我直谓其不德矣。”
《明史》对董其昌曾经有过一个评价，说他“性和易，通禅理，萧闲吐纳，终日无俗语”。或许这样的评价是对的，因为在士大夫、文人圈里，可能董其昌就是以这样的形象出现的。但在道貌岸然的背后，他同时却又有着卑鄙龌龊的一面。这两面同样是真实的，只是如果没有“民抄董宦”这样的事件，后人恐怕至今也不会了解到他的另一面，历史人物往往就是这么复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