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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世纪五十年代，全国各地的公安机关（以派出所居多）、看守所、劳改农场、劳教单位关押对象脱逃现象比较多，押解途中甚至刑场上脱逃的也有，作为基层派出所的民警对此已经见怪不怪了。此刻在他们看来，殷源浈是因轧姘头被群众扭送进来的，算不上什么了不得的事儿，逃了就逃了，回头还怕不回家？一回家还不是再次被群众扭送？因此，派出所那几位，包括所长、副所长在内，甚至都懒得出门去看一看，问问路人殷源浈往哪个方向逃了。石索根、周铁盾却是有查案的责任，见人家不动弹，只好自己起身出去，指望能追上。出了派出所大门，自然是踪迹皆无。随即去殷源浈住处所在的裕德里，在居委会遇见了正在了解情况的户籍警老金。老金告诉刑警： “殷源浈的情况很严重，他有杀人嫌疑啊！”
　　刑警一听顿时一个激灵！杀人？难道这小子正是“9´ 30”二命疑案的凶手？想想也对，他是能工巧匠，跟韦焕第的关系密切，是能够把韦焕第忽悠到“逍遥池”去的，他也去过公平路韦家……正朝疑点上想的时候，老金说了自己的判断。听下来，这小子杀的不是韦焕第、韩少珍夫妇，而是他的姘头花巧芳。殷源浈与花巧芳通奸，曾被人抓住过三次，这次花已失踪四天，四天前曾有人看见花与殷源浈在西郊公园（即上海动物园）出现过。刑警听着，寻思失踪四天，那就是9月30日离家的，就问殷源浈是9月30日上午还是下午去的西郊公园。老金说他已给两位目击者的单位打了电话，让他们提早下班回家，现在正等着他们呢。
　　说话间，那二位回来了。这是一对正在谈恋爱的邻居小李和小程，同在医疗器械厂上班。9月30日上午，两人相约去西郊公园游玩，玩到下午一点多想回来时却下雨了，下得还不小。那时候的西郊公园没有商店，即便有商店而且出售雨伞，他们也舍不得买，只好找地方躲雨。就在躲雨的那段时间里，他们看见殷源浈和花巧芳肩并肩走过，这对野鸳鸯倒是打着一把油纸伞——由此判断，两人应该是午后出门的。
　　可以想象，石索根、周铁盾听着小李、小程的这番证词，自是暗叹“没戏了”；而老金呢，则是眉飞色舞，笔走龙蛇地记录着。石索根、周铁盾交换了一个眼色——殷源浈有不在现场的证明人，这家伙跟“9·30”二命疑案无涉。不过，小李和小程的证言他们也需要一份，所以等老金完成笔录后，刑警也抄了一份，让小李和小程签了名，拿回分局交差。
　　当晚，两路刑警汇总了各自调查所获，另一路去公平路向韦家邻居和路人查摸情况的刑警只了解到一个信息：昨天（10月3日），曾有一个自称姓郑、操一口苏北话的男子来访。韦家男女主人双双遇害后，由于上海没有亲戚，已由区民政局发函韦焕第、韩少珍原籍地东台县民政局，要求证询韦、韩两人老家的直系亲戚，是否有愿意领养那对双胞胎的，如果没有，将把双胞胎送往福利院由国家抚养。在等待苏北的消息期间，双胞胎暂由就读小学和居委会共同照顾，生活费用由民政局补助。学校和居委会协商后，决定让双胞胎寄住于从小就一直很关心他们的邻居黄婶家，韦家的住房钥匙则由居委会掌管，如需进屋取双胞胎的生活用品，就由居委会干部陪同黄婶入内。
　　昨天中午郑某来时，居委会治保委员和黄婶正好在韦家翻箱倒柜寻找双胞胎的换季衣服。来人听说韦焕第，韩少珍夫妇双双遇害的消息大吃一’晾，嘴里一迭声说“这怎么可能”。治保委员问对方跟韦焕第或者韩少珍是什么关系，他说是苏北老乡，不过他并非从苏北来，而是早在上海解放前就已经在沪工作了，现在就职于静安区粮食局下面的粮管所，还掏出工作证让对方过目。
　　专案组民警对这条信息产生了兴趣，议论说这个郑某不知是否知道一些韦焕第夫妇的情况，看来有必要去走访一趟。
　　10月5日，刑警前往静安区粮食局打听郑某其人。据粮食局人事干部介绍，此人名叫郑莫庸，江苏省东台县人，雇农出身，上海解放前夕来沪，经人介绍在粮食仓库谋得一份打杂的工作。上海解放后，粮食仓库收归国有，他就成了粮管所职工。此人历史清白，表现一般，至于郑莫庸跟韦焕第、韩少珍夫妇的关系和交往，那就不清楚了。
　　于是，刑警直接去找郑莫庸了解，得知他跟韦焕第是同乡同村人，小时候一起玩耍的哥们儿。他来上海打工就是韦焕第介绍的，当时韦焕第刚被“宝隆厂”的钱老板召回上海。临走时，两人在村口相遇，郑莫庸知道韦在上海人头熟，就托其帮着留意一下有什么工作，不管干什么，总比窝在乡下强。韦焕第漫不经心地答应了，郑当时也没抱多大希望。哪知，两个月后，韦焕第来信说已经替他找到了一份粮库打杂的工作，随信还寄来了赴沪路费。从此，郑莫庸就跟韦焕第夫妇有了经常性的来往。韦焕第判刑入狱后，郑莫庸念着那份情谊，每年春节总会携一份礼物看望韩少珍和孩子。
　　刑警问对方10月3日那天为什么要去韦家。郑莫庸说： “我特地来看韦焕第的，他不是刚从劳改农场放出来吗？”
　　“你是从哪里得来的消息？”
　　“韩少珍跟我说过韦焕第的刑期是六年，今年春节我去看她时她念叨过，说老韦10月份可以回家了，我就记着了。不过，我当时并没有问老韦释放的确切日期，要不是9月30日我正好在北站看见他，10月3日我是不会去公平路的。”
　　郑莫庸所在粮管所的副所长老朱是一位山东籍的转业军人，他在解放上海时负了伤，一条腿留下残疾，走路有些不便；胳膊的骨头里嵌有弹片，不能用劲。老朱参军前已经在山东老家结婚，根据规定，每年享受一次探亲假。今年他选定9月30日离沪返乡，自然要带一些礼物，单位一天前就安排郑莫庸送老朱去北站上车。那天，郑莫庸用单位的 “黄鱼车” （沪上对脚踏三轮车的称谓）载了老朱和行李前往北站。赶到站前广场，由于人多，只好下车推着走。由于有荣誉军人证，火车站破例允许他们走边门直接去站台。
　　就在这个过程中，郑莫庸无意间看见韦焕第、韩少珍夫妻俩在对面站台上跟一个中年男子说话。那男子套一件咖啡色夹克衫，没系扣，露出里面的白色衬衫，腋下夹着一个黑色公文包，脚边放着一个旅行包、一个藤条箱。三人有说有笑，看样子很亲热。郑莫庸顿时想起春节前韩少珍说起过10月份韦焕第就可以回家了。由于中间隔着两条铁轨，再说他必须赶紧把老朱送上火车，否则检票口一旦打开，旅客们蜂拥而入，就抢不到行李架了，所以没来得及打招呼。待他把“黄鱼车”推到车厢门口，取下行李，无意间回头看了看对面站台，韦焕第、韩少珍夫妇和行李已经不见了，只有那个男子还站在那里。
　　专案组正面临着查摸不到线索的窘境，刑警自然对那个“夹克男”产生了兴趣，问了身高、体形，认为那人的鞋码应该跟韦焕第差不多，符合凶手在“逍遥池”杀害韦焕第后穿上韦的跑鞋前往公平路杀害韩少珍的条件。再分析“夹克男”在站台上的状况，认为他应该不是专门为接刑满释放的韦焕第而去北站的，而是去站台送客或者候车，正好遇到韦焕第下车；从他们说说笑笑的情况判断，这人跟韦焕第可能并非泛泛之交。
　　不过，调查这个“夹克男”的难度比较大。当时火车票实名制的说法尚未问世，也别考虑什么监控录像之类。那么，刑警们应该怎样查摸呢？专案组认为，结合之前所掌握的相关情况来看，如果 “夹克男”跟凶手有关或者就是凶手，那么他必须具备一个条件——对“逍遥池”相当熟悉。结合凶手的电路知识，众刑警认为这人可能参与过“逍遥池”电气设施的安装或者维修。如此，专案组终于找到了追查的切入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