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球的神
在追求幸福和不死的过程中，人类事实上是试着把自己提升到神的地位。这不仅仅是因为这些特质如神一般，也是因为为了战胜年老和痛苦，人类必须能够像神一样控制自己的生物根本。如果我们有能力将死亡和痛苦移出人体系统，或许也能够随心所欲地重新打造整个系统，以各种方式操纵人类的器官、情感及智力。这样一来，你就能为自己购买大力士赫拉克勒斯的力量、爱神阿弗洛狄忒的性感、智慧女神雅典娜的智慧，如果你想要的话，还可以购买酒神狄俄尼索斯的疯狂。到目前为止，要增加人的力量，主要还是依靠改进外部工具。但在未来，则可能会着重于改进人的身心，或直接将人与工具结合起来。
人要升级为神，有三条路径可走：生物工程、半机械人工程、非有机生物工程。
生物工程源起于我们认识到人类还远远没有发挥身体的全部潜力。40亿年来，自然选择不断调整和修补人类的身体，让我们从阿米巴变成爬行动物，再到哺乳动物，现在成了智人。但没有理由认为智人就是最后一站。只不过是基因、激素和神经元出现一些相对来说并不大的变化，就已经足以让直立人（最厉害的成就只是制作出石刀）变成了智人（制造出了宇宙飞船和计算机）。没有人知道如果人类的DNA（脱氧核糖核酸）、内分泌系统和大脑结构再多一些变化，结果会是如何。生物工程并不会耐心等待自然选择发挥魔力，而是要将智人身体刻意改写遗传密码、重接大脑回路、改变生化平衡，甚至要长出全新的肢体。这样一来，生物工程将会创造出一些小神（godling），这些小神与我们智人的差异，可能就如同我们和直立人的差异一样巨大。
半机械人工程则更进一步，是让人体结合各种非有机的机器设备，例如仿生手、义眼，又或是将数百万个纳米机器人注入我们的血管，让它们在血液中巡航、诊断病情并修补损伤。这种半机械人的某些能力将会远远超出任何有机的人体。例如，一个有机身体的所有部分都必须紧紧相连，才能发挥作用。如果有一头大象的大脑在印度，眼睛和耳朵在中国，脚在澳大利亚，那么这头大象根本就是死了，就算出于某种神秘的因素它还活着，也是眼不能视、耳不能听、足不能行。然而相对地，半机械人却能够同时出现在许多地方。比如半机械人医生根本不用离开位于斯德哥尔摩的诊室，就能在东京、芝加哥甚至火星上的太空站进行紧急手术。唯一需要的，就是够快的网络连接，以及一双仿生眼、一双仿生手罢了。但再想想，为什么只能是一双呢？为什么不能是四只眼睛？事实上，连这些想法都是多余的，如果能有仪器直接连接半机械人医生的大脑，又何必再用手去拿手术刀？
这听起来很像科幻小说，但其实已经成为现实。最近已有猴子学会如何通过植入猴脑的电极控制远程的仿生手脚，瘫痪的病人也能够仅依靠意念就移动仿生肢体或操作计算机。如果你想的话，也能够戴上电子“读心”头盔，在家里遥控电子设备。这种头盔并不需要把电极植入大脑，而是读取头皮所发出的电子信号。如果想开厨房的灯，只要戴上头盔，想象一些事先编程的心理符号（例如想象你的右手做某个动作），就能把开关打开。这种头盔现在在网络上就能买到，只要400美元。44
2015年年初，斯德哥尔摩一家高科技公司Epicenter有数百名员工在手中植入了芯片。这个芯片大约米粒大小，存有个人安全信息，只要他们挥挥手，就能打开门或操作复印机。他们希望很快也能用这种方式来付款。汉纳斯·肖布拉德（Hannes Sjoblad）是这一芯片的幕后技术人员之一，他解释道：“我们已经随时在与科技互动，但现在搞得手忙脚乱，得输入各种个人身份识别码和密码。如果能用手一摸就好，岂不是轻松自在？”
然而就算是半机械人工程，现在也相对保守，因为它假定由有机的人类大脑作为生命的指挥和控制中心。还有另一个更大胆的想法，就是彻底抛弃有机的部分，希望打造出完全无机的生命。神经网络将由智能软件取代，这样就能同时畅游虚拟与真实世界，不受有机化学的限制。经过40亿年徘徊在有机化合物的世界，生命将打破藩篱，进入一片无垠的无机领域，形成我们在最疯狂的梦中都未曾设想的形状。毕竟，不管我们的梦想多么疯狂，也还是逃不脱有机化学的限制。
离开有机领域后，生命或许终于能够离开地球。40亿年来，生命之所以还是局限在地球上的一小部分，是因为自然选择让所有生物都要完全依靠地球这个巨大星球的独特环境。就连现在最强大的细菌，也无法在火星上生存。相反，如果是非有机的人工智能，就比较容易入侵外行星。因此，用无机生命替代有机生命之后，可能就播下了未来银河帝国的种子，但其领导者不见得是《星际迷航》里的柯克船长，反而有可能是数据先生（Mr. 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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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并不知道这些眼前的道路会把我们引向何方，也不知道我们那些像神一般的后代会是什么样子。要预测未来从不容易，而各种革命性的生物科技又让这难上加难。原因就在于，预测新科技对交通、通信、能源等领域的影响已经十分困难，而要用科技将人类升级则可以说是一项完全不同寻常的挑战。因为这有可能改变人类的心灵和欲望，而我们还抱持着现今的心灵和欲望，当然无法理解其对未来的影响。
几千年来，科技、经济、社会和政治一直在发生着巨变，但有一件事始终未变：人类本身。现在人类拥有的工具和体制已经和《圣经》时代大有差异，但人类心灵的深层结构仍然相同。正因为如此，我们现在看《圣经》《论语》或是索福克勒斯（Sophocles）和欧里庇得斯（Euripides）的悲剧，仍能从字里行间找到自我。这些经典的创作者和我们都是一样的人类，于是我们觉得这说的就是我们。在现代剧场的作品里，俄狄浦斯、哈姆雷特和奥赛罗可能穿着牛仔裤和T恤，甚至还有脸谱网账号，但他们的情感冲突却和原剧并无不同。
然而，一旦科技让我们能够重新打造人类的心灵，智人就会消失，人类的历史就会告一段落，另一个全新的过程将要开始，而这将会是你我这种人无法理解的过程。许多学者试图预测世界到了2100年或2200年将会是什么样子，但这显然是浪费时间。任何预测要有价值，就必须考虑人类心灵被重新打造的影响，但这件事本身就无法考虑。有个问题是：“像我们这样的人，会用生物科技来做什么？”这个问题已经有了许多很好的答案。但还有一个问题：“对于心灵不像我们的人，又会用生物科技来做什么？”这个问题至今尚无好的回答。我们能说的只有：像我们这样的人，很有可能会用生物科技来重新打造人类的心灵，而以我们现在的心灵，并不能预测接下来将会发生什么。
虽然出于以上种种原因我们无法确切了解相关细节，但仍然能够肯定历史的大方向。在21世纪，人类的第三大议题就是为人类取得神一般的创造力及毁灭力，将“智人”进化为“神人”。这第三项议题显然会将前两项议题纳入其中，而且也正是由前两项议题推动形成的。我们希望拥有重新打造身体和心灵的能力，首要目的当然是逃避老死和痛苦，但等到真正拥有了这些能力，谁知道我们还会把它用在什么地方？因此，我们也可以说人类的新议题其实只有一个（但有许多分支）：取得神性。
如果你觉得这听起来实在太不科学，或者觉得根本就是胡言乱语，那是因为大众往往误解神性的意义。神性并不是某个模糊的形而上的特质，也不是所谓的全能。这里所说的让人类进化为神，指的是像希腊神话或印度教中的诸神那样的神，而不是《圣经》里那天上全能的父。就像宙斯和因陀罗并非完美一样，我们的后代也会各有弱点、怪癖和限制，只不过，他们的爱、恨、创造和毁灭，都可能在规模上远大于现今。
纵观历史，人们通常相信大多数的神并不是无所不能的，而只是拥有特定的超能力，比如能够设计和创造生命，能够改造自己的身体，能够控制环境和天气，能够读心及远距离沟通，能够高速移动，当然也包括能够长生不死。人类正努力取得以上所有能力，甚至更多。
某些数千年前认为如同神迹般的能力，今天已经司空见惯，我们都很少去考虑它们。现代的普通人要移动或是远距离通信，可能要比希腊、印度或非洲的某些昔日诸神容易许多。比如尼日利亚的伊博人（Igbo）相信，造物主丘格乌（Chukwu）原本是打算让人永远不死的。他派了一条狗来告诉人类，如果有人死了，只要在尸体旁边洒上一些灰，就能起死回生。不幸的是这条狗觉得很累，一路上拖拖拉拉。心急的丘格乌于是又派了一头羊，叫它赶快把这个重要消息传过去。很遗憾，羊气喘吁吁地赶到，却把指示讲错了，要人把死者埋葬，于是死亡成为定案。这正是为何我们至今还难免一死的原因。如果丘格乌能有个推特账号，而不是靠懒狗或笨羊来传递消息，不就太好了！
在古代农业社会，许多宗教对于形而上或来世的问题缺乏兴趣，只着重于一项非常世俗的议题：如何增加农业的产量。因此，《旧约》里的上帝从未承诺死后会有任何奖励或惩罚，反而对以色列人说：“你们若留意听从我今日所吩咐的诫命……我必按时降秋雨春雨在你们的地上，使你们可以收藏五谷、新酒和油，也必使你吃得饱足，并使田野为你的牲畜长草。你们要谨慎，免得心中受迷惑，就偏离正路，去侍奉敬拜别神。耶和华的怒气向你们发作，就使天闭塞不下雨，地也不出产，使你们在耶和华所赐给你们的美地上速速灭亡。”（《申命记》，11：13——17）现在科学家能做的，会比《旧约》中的上帝好得多。依靠人工肥料、工业用杀虫剂和转基因技术，现在的农业产量已经超越了古代农民对神的最高期望。而且，气候炎热的以色列也无须再担心哪位愤怒的神会使天不下雨，因为最近以色列已经在地中海沿岸建好一座巨大的海水淡化厂，现在他们的所有饮用水都来自海水。
到目前为止，我们是靠创造越来越好的工具来与各类昔日诸神竞争。而在不太遥远的将来，我们就有可能创造出超人类（superhuman），不只在工具上胜过远古诸神，就连身体和智力也不落神后。然而，如果真有那么一天，神性也将变得像现在的网络世界一样平凡无奇——我们早已习惯网络世界，但其实它正是奇迹中的奇迹。
我们可以相当确定人类会向神性迈进，因为人类有太多理由渴望这样的进化，而且也有太多方式能够达到这样的目标。就算某条原本看来很有希望的路其实是条死胡同，仍然能有其他替代路线。举例来说，我们可能发现人类基因组实在太复杂，无法进行更进一步的操作，但这并不影响我们继续开发脑机接口（brain-computer interface）、纳米机器人或人工智能。
然而，没有必要惊慌，至少不是现在。智人进化是一个渐进的历史过程，而不是好莱坞式的天启。并不会忽然出现一群反抗的机器人，使智人遭到灭绝。反而可能是智人将自己一步一步升级进化，在这个过程中持续与机器人和计算机融合，直到某天我们的后代回顾这段历史，才赫然发现自己已经不再是那个曾经写下《圣经》、建起长城或会因为卓别林的滑稽动作而发笑的动物了。这一切并不是在一天或一年后发生的，而是通过无数看似平凡的行为，现在正在进行当中。每天都有数百万人决定把更多的生活控制权交给智能手机，或者尝试某种更有效的新型抗抑郁药物。在追求健康、快乐和力量的过程中，人类慢慢地改变了自己的特质，于是特质一个又一个地改变，直到人类不再是人类。
可以请哪位踩个刹车吗？
我们说得平静，但很多人听到这些可能性却会十分恐慌。他们甘心听从智能手机让他们做的事，也很愿意吃医生开处方的任何药物，但只要一听到升级进化成超人类，就会说：“我希望到时候我已经死了。”有个朋友就曾告诉我，她对于变老最担心的一点，是怕自己与时代脱节，变成一个总在怀旧的老女人，再也看不懂身边的世界，也做不出什么贡献。而这正是我们作为一个物种，听到“超人类”这种事所担心的。我们觉得，到了那样的世界，我们的身份、梦想甚至恐惧都会与时代脱节，而且再也没有什么可贡献的。今天不管你是什么身份，可能是虔诚的印度教板球运动员，也可能是努力向上的女同性恋记者，一旦到了升级进化后的世界，你就会觉得自己像是一个身处华尔街的尼安德特猎人，你完全不能融入那个世界。
尼安德特人不用懂纳斯达克指数，毕竟这两者之间相隔几万年之久。但由我们现在的意义所建构的世界，却可能会在几十年内崩溃。仅仅希望自己到时候已经死了，免得与时代脱节，可能还不够可靠，就算到了2100年还不会有“神人”走在路上，各种让智人升级进化的尝试也很有可能在21世纪内就让世界大为改观。科学研究和科技发展的速度，将远远超过我们大多数人的预期。
很多专家说我们还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孕育出基因改良婴儿，或制造出能与人比拟的人工智能。然而，大多数专家所谓的很长时间，用的是学术经费和大学职位的时间标准。所以，所谓“很久”可能只是20年，而“绝不”可能是超过50年。
我还记得自己第一次用到互联网的那一天。那是在1993年，当时我读中学，和几个哥们儿去找朋友伊多（他现在是个计算机科学家）打乒乓球。伊多当时已经很痴迷计算机，在打开乒乓球台之前，他坚持让我们看一项最新的奇迹。他把电话线接到计算机上，按下几个键。大约一分钟，我们只听到一连串吱吱声、尖叫声、嗡嗡声，然后就是一片沉默。失败。我们不停地咕哝着发着牢骚，伊多又试了一次。再一次。再一次。最后他终于发出欢呼，宣布自己已经把计算机链接到附近一所大学的中央计算机中心了。我们问：“哦，那中央计算机里有什么啊？”他承认：“这个……现在还什么都没有。但什么都可以放进去。”我们问：“放什么？”他说：“我也不知道，但就是什么都可以放啊。”当时听起来这实在没什么意思。于是我们打了乒乓球，而且接下来几周有了新的乐子，就是嘲笑伊多，笑他的想法有多荒谬。在我提笔写下这段故事的时候，它不过是不到25年前的事。再过25年，谁知道会发生什么事呢？
正因为如此，有越来越多的个人、团体、企业和政府都非常认真地追求着长生不死、幸福快乐以及如神一般的能力。预期寿命大幅提升，已经让保险公司、退休基金、卫生系统和财政部门心惊胆战。现代人活得要比预期更久，而我们并没有足够资金应付他们的退休金和医疗开支。由于未来的70岁有可能就像现在的40岁，已有专家呼吁提高退休年龄，并重新调整就业市场的结构。
一旦人们意识到我们正以如此高速冲向未知，而且还没法指望自己死得够早，常有的反应就是希望有人来踩刹车，减缓我们的速度。但我们不能踩刹车，而且理由很充分。
首先，没有人知道刹车在哪儿。专家各有所长，各自精通人工智能、纳米技术、大数据或基因遗传学，但没有人能成为一切的专家。因此，没有人能真正把所有点都串联起来，看到完整的全貌。不同领域彼此的影响错综复杂，就算最聪明的头脑也无法预测人工智能的突破会对纳米技术有何影响；反之亦然。没有人能掌握所有最新科学发现，没有人能预测全球经济在10年后将会如何，也没有人知道我们在这一片匆忙之中将走向何方。既然再也没有人了解整个系统，当然也就没有人能够阻止。
其次，如果我们不知怎么成功踩了刹车，就会让经济崩溃并拖着社会一起下水。后面章节将会解释，若要维持现代经济，就需要不断且无止境的增长。如果增长停止，经济并不会温和地平静下来，而是会轰然崩塌。正因为如此，资本主义才会鼓励我们追寻不死、快乐和神性。毕竟，我们能穿几双鞋、能开几辆车、能度几个滑雪假期，这些数字都是有限的。经济需要永远持续的增长，也就需要能永远持续的议题——追寻不死、快乐和神性。
可是，如果我们需要无止境的议题，难道快乐和不死还不够，一定得去追寻叫人害怕的超能力吗？原因就在于，这件事无法与另外两项分割开。当研发出假肢，让截肢的患者能够重新走路的时候，同样的科技就能用来为健康的人进化升级。如果能够发现防止老年人记忆力衰退的方法，同样的方法也能用来为年轻人增强记忆力。
治愈与进化并没有明确的界限，医学一开始几乎总是要拯救那些落在常态下限以下的人，但同样的工具和知识也能用来超越常态的上限。伟哥一开始用于治疗血压问题，但辉瑞公司惊喜地发现，它竟然也能医治阳痿。于是，伟哥让数百万人重新获得正常的性功能；但很快，就连没有阳痿问题的男人也开始服用伟哥，好让自己超越常态、得到过去未曾拥有的性能力。46
发生在特定药物上的事，也有可能发生在整个医药领域。现代整形外科诞生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当时哈罗德·吉利斯（Harold Gillies）在奥尔德肖特（Aldershot）陆军医院医治脸部创伤。47但他在战后发现，同样的技术也能用来让无病无痛但很丑陋的鼻子变得更为美观。整形手术一方面继续帮助伤病患者，另一方面也越来越多地用来为健康人士加分。如今，整形外科医生在私人诊所里赚得盆满钵满，其明确而且唯一的目标就是要让健康的人进一步提升、让富有的人更漂亮。48
同样的情况也可能发生在基因工程上。如果有位亿万富翁公开宣布，他希望能为自己打造一个超级聪明的后代，可以想象舆论必定一片哗然。但实际情况不会是这样，而可能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一开始，可能是某些父母的遗传特征（genetic profile）让孩子有极高风险染上致命的遗传性疾病，于是决定采用体外受精，并对受精卵的DNA进行检测。如果检测结果一切正常，皆大欢喜；但如果发现大家所担心的突变，就得销毁这枚胚胎。
那么，为什么一次只让一枚卵子受精呢？何不一次让多枚卵子受精，这样就算三四个都有缺陷，只要有一枚良好的胚胎就行。当这种体外选择变得可接受，费用也合理时，其使用就会更为普及。毕竟基因突变的风险无处不在，所有人的DNA里都带有某些有害的突变、不理想的等位基因（allele）。有性生殖就像买彩票，只能靠运气。（有一个著名但可能是杜撰的故事，说的是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阿纳托尔·法朗士和美丽而有天分的舞者伊莎多拉·邓肯1923年碰面时的情景。两人讨论着当时流行的优生运动，邓肯说：“想象一下，孩子有我的美丽、你的智力，该有多好！”而法朗士则回答：“你说得没错，但如果孩子有的是我的美丽、你的智力，又该怎么办？”）所以，何不取巧一下？同时让几个卵子受精，再挑出最好的组合。只要等到干细胞研究能让我们廉价取得无限量的人类胚胎，你就能从几百个选项中选出你最理想的宝宝，这些宝宝都带着你的DNA，保证没有遗传疾病，而且也不需要未来再做基因工程。将这个过程重复几代，最后很容易就会制造出超人类（或是令人毛骨悚然的反乌托邦）。
但是，如果就算让几百甚至无数个卵子受精，仍有致命的突变怎么办？难道要摧毁所有的胚胎？为什么不能把那些有问题的基因换掉呢？有一项突破性案例，与线粒体DNA（mitochondrial DNA）有关。线粒体是人类细胞内微小的细胞器，产生细胞使用的能量。线粒体有自己的一套基因，与细胞核中的DNA无关。如果线粒体DNA有缺陷，就会导致各种造成人体衰弱甚至致命的疾病。使用体外受精技术，目前在技术上已经可以制造“三亲宝宝”，以避免线粒体遗传疾病。这种婴儿的细胞核DNA来自父母，而线粒体DNA则来自第三人。2000年，密歇根州西布鲁姆菲尔德（West Bloomfield）的莎伦·萨里嫩（Sharon Saarinen）生下了一个健康的女婴阿兰娜（Alana）。阿兰娜的细胞核DNA来自母亲莎伦和父亲保罗，但她的线粒体DNA来自另一位女性。从纯技术的角度来看，阿兰娜有三位亲生父母。一年后，2001年，美国政府因为安全和伦理问题而禁止了这项技术。
但在2015年2月3日，英国议会投票通过了所谓的“三亲胚胎”法，允许使用此项技术和进行相关研究。50截至目前，要替换细胞核DNA在技术上及法律上都还不可行，但等到解决技术困难，过去允许更换缺陷线粒体DNA的相同逻辑，似乎也能套用在细胞核DNA上。
而在选择及更换之后，可能的下一步就是改写。如果能够改写致命基因，又何必多此一举插入外来DNA？何不直接重写基因代码，把某个危险的突变基因改成良性的？这样，同样的机制修改的可能就不只是致命的基因，还包括不那么致命的疾病，比如自闭症、智力缺陷或肥胖。毕竟，谁愿意自己的孩子有这些问题呢？假设基因测试指出，你的女儿很有可能聪明、美丽又善良，但有轻度抑郁症。难道你不想在试管里做些快速又无痛的处理，好让她不要多年受苦吗？
而且，既然都做了，为什么不顺便帮孩子再加点儿分？就算对完全健康的人来说，生活都够辛苦的了，所以如果能让这个小女孩的免疫系统比一般人更强、记忆力比平均水平更高、性格特别开朗，一定会对她有帮助吧？而且，就算你不想对自己的孩子这么做，如果邻居都这么做了怎么办？难道要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吗？又如果本国政府禁止对婴儿做基因工程，但某个国家对此毫无限制，于是制造出许多了不起的天才、艺术家和运动员，遥遥领先于全世界，又该怎么办？于是，我们就像这样一小步一小步走着，等到哪天，就会有孩子基因类型目录任君选择。
每次的进化升级，最初的理由都是为了治疗。你可以去问问那些正在做基因工程或脑机接口实验的教授为什么他们要从事此类研究，他们的答案很有可能是要治愈疾病。他们可能会说：“有了基因工程协助，我们就能战胜癌症。而如果能直接连接大脑和计算机，就能治愈精神分裂。”或许确实如此，但这绝不会是终点。等到我们成功地将大脑和计算机连接，难道只会把这种科技用来治疗精神分裂？真的相信这一点的人，可能很懂大脑和计算机，但对人类心理和社会可就没那么了解了。人类只要一有重大突破，就不可能只用于治疗而不用于进化升级。
当然，人类对于新科技的使用也有所限制。比如优生运动便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失宠，虽然有人交易人体器官，也可能相当有利可图，但至今仍然是非常边缘的活动。就如同谋杀他人而取得器官，可能哪天设计婴儿（designer baby）也会在技术上变得可行，但仍旧是一种边缘活动。
正如我们已经在战争领域逃出了“契诃夫法则”的魔掌，其他领域也能够如法炮制。可以有些枪出现在舞台上，但永远不要开火。因此，我们必须在现今思考人类未来的议题。正因为我们已经面临着如何使用新科技的不同选项，也就更应该清楚掌握现在的状况，主动决定，而不要等着被动地被决定。
知识的矛盾
预测人类在21世纪的目标很有可能是长生不死、快乐和神性，可能会让某些人深感愤怒或惊恐，因此必须再次加以澄清。
第一，并不是说21世纪的大多数人都会做这些事。这指的是“人类整体”将会做的事，大多数人根本不会直接参与，就算参与也很可能只是次要角色。虽然饥荒、瘟疫和战争已经不那么盛行，在发展中国家及落后的街区里，仍有几十亿人必须继续面对贫穷、疾病和暴力；然而同时，精英分子可能正要获得永恒的青春、如神一般的能力。这显然并不公平。有人可能会说，只要还有一个孩子死于营养不良，还有一个人死于毒枭的战争，人类就应该把所有心力投入解决这些问题。必须等到这些问题真正彻底解决，我们才能把目光转向下一件大事。但历史不是这样发展的。住在宫殿里的人，心中的重要议题永远与住在陋室里的人不同，而就算在21世纪，这件事也不太可能改变。
第二，这是一项历史预测，而不是政治目标。就算能够不管贫民窟居民的命运，仍然很难判断追求不死、快乐和神性究竟是对还是错。决定追寻这些议题，可能会是很大的错误。然而历史就是充满了重大错误。有鉴于我们过去的记录和现在的价值观，我们很有可能就是会追寻快乐、神性和不死——即使可能因此身亡。
第三，追寻并不代表就能够得到。历史常常是由过度放大的期望所塑造的。塑造20世纪俄罗斯历史的因素，很大程度上在于共产主义试图战胜人类社会的不平等现象，但此举并未成功。我的预测重点是人类将会尝试在21世纪完成这些议题，而不是能够成功。未来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将会由“试图战胜死亡”所塑造，但并不代表人类必然能在2100年做到不死。
第四，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在于这项预测的重点并不是要提出预言，而是为了让我们讨论现有的选择。如果经过讨论，能让我们选择其他道路，而让预测不能成真，那反而更好。如果做了预测，但什么都不能改变，那又有什么意义呢？
有些复杂系统（例如天气）完全无视我们的预测，但人类发展的过程则会对预测产生反应。事实上，预测越准确，引起的反应就越多。因此很矛盾的是，随着我们收集更多资料、提升运算能力，事情反而会变得更出乎意料且难以预测。知道得越多，能预测的反而越少。举例来说，假设某天专家解开了经济运行的基本法则，这时银行、政府、投资人和客户会立刻应用这项新知、展现新的行为，希望能够战胜竞争对手。毕竟如果新知识无法带来新的行为，岂不是说明它毫无用处？但令人遗憾的是，只要人们一改变行为模式，新形成的经济理论就立刻过时了。我们或许能够知道经济在过去是如何运行的，但已经无法再确知经济在目前如何运行，未来就更不用说了。
以上并不是某个假设的案例。在19世纪中叶，卡尔·马克思提出了卓越的经济见解，并据以预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冲突将日益激烈，无产阶级必定会取得最后的胜利。马克思当时十分肯定，革命将率先发端于工业革命的领头国，例如英、法、美，接着蔓延到世界其他地区。
但马克思忘了资本家也会读书。一开始只有少数几位弟子认真看待他的理论、仔细阅读。随着社会主义的火炬逐渐得到追随者而壮大，资本家开始有所警觉，也跟着细读了《资本论》，并采用了许多马克思分析时的工具和见解。在20世纪，从街头的年轻人到各国总统都接受了马克思对经济和历史的思考方式。即使是极为抗拒马克思主义预测的资本家，也在利用马克思主义的预测。比如美国中央情报局分析20世纪60年代越南和智利的情况时，就将社会分为不同阶级。在尼克松或撒切尔夫人考虑全球局势时，也会自问是谁控制了生产的重要工具。从1989年到1991年，老布什眼看着苏联帝国走向败亡，但在1992年总统大选时被比尔·克林顿击败。克林顿的胜选策略可以浓缩成他的竞选口号：“笨蛋，问题在于经济！”就算是马克思本人，也没法说得更好了。
当人们采用了马克思主义的判断时，也就随之改变了自己的行为。位于英法等国的资本家开始改善工人待遇，增强他们的民族意识，并让工人参与政治。因此，当工人开始能在选举中投票、工党在一国又一国陆续取得权力时，资本家也就能够继续高枕无忧。于是，马克思的预言未能实现。英美法等工业强国并未发生大规模共产主义革命，无产阶级专政也未在这些国家登上历史舞台。
这正是历史知识的矛盾。知识如果不能改变行为，就没有用处。但知识一旦改变了行为，本身就立刻失去意义。我们拥有越多数据，对历史了解越深入，历史的轨迹就改变得越快，我们的知识也过时得越快。
几个世纪以前，人类知识增长缓慢，政治和经济的改变仿佛也迈着一种悠闲的脚步。如今，知识增加的速度飞快，理论上我们应该越来越了解这个世界，但情况恰恰相反。各种新知识让经济、社会和政治的变化加速；为了了解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我们加速积累知识，却导致动荡更为加速、加剧。于是，我们越来越无法真正理解现在或预测未来。在1016年，想预测欧洲在1050年的样子可以说相对容易。当然，王朝可能倾覆、不明的外族可能入侵、自然灾害可能袭来；但很明显，欧洲就算到了1050年，还是会由国王和教士统治，仍然会是一个农业社会，大部分居民仍是农民，而且会继续深受饥荒、瘟疫和战争之苦。相较之下，在今天，我们却全然不知欧洲在2050年会是什么样子。我们不敢说那时会有怎样的政治制度、怎样的就业市场结构，甚至连那时候人民的身体状况如何都难以预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