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我所以到港街山手那所为中国人子弟办的小学（校名早已忘了，且称为中国人小学吧。称呼有些奇怪，请原谅）。我去那里，那是因为我被派参加一个模拟考试，考 试的会场分为好几个地方，但我们学校只有我一个被指定派去中国人小学。理由不太清楚，大概是行政上的错误吧。因为班上的同学，都被派到附近的会场去。
中国人小学？
我每捉到一个人，不管是谁，就问他知不知道有关中国人小学的事。没有人知道任何事。如果说有，也只是知道那所中国人小学在离我们校区，坐电车要三十分钟的 地方。当时的我，并不属于那种一个人坐电车到那里去的孩子。因此对我来说，那简直就等于世界尽头一样的地方。
世界尽头的中国人小学。
两星期后的星期天早晨，我怀着可怕的黯淡心情，削了一打铅笔，按照指示把便当和拖鞋塞进塑胶书包里。虽然是一个天气晴朗、甚至有些太暖和的秋天里的星期 天，我母亲还是给我穿上一件很厚的毛衣。我一个人搭上电车，为了怕坐过站，一直站在车门前面，注意着外面的风景。
去中国人小学，不需要看准考证背后印的地图，只要跟着一群书包被拖鞋和便当涨满的小学生后面走，就行了。几十个、几百个小学生排着队，在很陡的斜坡道上， 朝着同一个方向走。说奇妙也真是奇妙，他们既不在地上拍球，也不会拉低年级的帽子，只是默默地走着。他们的姿势，使我想起不整齐的永久运动的东西。我一面 走上斜坡，一面在厚毛衣下流着汗。
跟我模糊的想像正相反，中国人小学的外观，和我念的小学几乎没什么不一样。甚至更整洁。阴暗的长廊、湿湿的霉臭空气……这两星期来不由自主地在我脑子中膨 胀着的那种印象一点也看不到。穿过漂亮的铁门，被植物包围着的石砌道路便缓缓伸出弧形，长长地延伸进去。玄关正面有一方清澈的水池，在上午九时的太阳下反 射着眩目的阳光。校舍旁种着成排的树木，一一挂着中文说明的牌子。有些我会读，有些我不会读。玄关对面有一个庭院似的、被校舍围起来的四方形运动场，在每 个角落里，有个不知名的铜像、气象观测用的白色小箱子和铁棒等。
我遵照指示，在玄关脱掉鞋子，遵照指示进入教室。明亮的教室里，整齐地排列着四十张雅致的上翻型书桌，在每张桌上都用胶带贴着写有准考证号码的纸片。我的 座位是在窗子边最前面一排，也就是这教室里最小的号码。黑板是崭新的深绿色，讲桌上摆着粉笔盒和花瓶，花瓶里插了一朵白菊花。一切都那么清洁，而且排列整 齐。墙上的软木板上既没有贴图画、也没贴作文。大概是妨碍考生，特地取下来的吧。我在椅子上坐下，把铅笔盒和垫板摆在桌上，手支着下巴，闭起眼睛。
监考官把考卷夹在腋下走进教室，是在大约十五分钟以后，他看来不会超过四十岁，左脚有点在地上拖着似的轻微跛足，左手拿着一只看来像登山口的土产店卖的粗 制滥迼的樱材手杖。他跛得太自然了，使得那手扙的粗糙特别醒目。四十个应考生一看见监考官，或者应该说是一看见考卷，就安静下来。监考官走上讲台，先把整 叠考卷放在桌上，其次发出小鸟般的声音，把手杖摆在旁边。然后他确认一下所有的座位都没缺席后，乾咳一声，轻瞄一下手表，他好像要支持身体似的，把两只手 支着讲桌的两端，脸朝正前方抬起，暂时望着天花板的角落。
沉默。
十五秒左右，那每一秒继续沉默着。紧张的小学生们屏息凝视着桌上的考卷。脚不好的监考官则一直盯着天花板的角落。他穿着浅灰色西装白衬衫，系着那种令人看 过之后就会立刻忘记颜色和花样的领带。他把眼镜摘下来用手帕慢慢擦着两边的镜片，然后又戴上。
“本人负责监考这场。”他说本人。“考卷发下去以后，请先盖在桌子上。绝对不可以朝上。两只手请好好放在膝盖上。等我说：‘好——’才可以把考卷翻过来。 时间到的十分钟前，我会说‘十分钟前’。请再检查一遍，有没有不该有的错误。其次我说‘好——’就停止。再把考卷盖起来，两手放在膝盖上。知道了吗？”
沉默。
“姓名和准考证要最先写好，请各位不要忘记。”
沉默。
他再看了一次手表。
“现在，还有十分钟时间，在这时间里有一些话想跟各位讲一下。请大家放轻松。”
呼——，有几起透气声。
“本人是这所小学的中国老师。”
对了，我就是这样认识第一位中国人的。
他看起来一点也不像中国人。不过，这也是理所当然的。因为我以前从来也没有遇见过中国人。
“在这间教室，”他继续说：“平常都是和各位同样年龄的中国学生，跟各位一样拼命地努力用功。……正如各位所知道的，中国和日本说起来是两个相邻的国家。 为了大家都能愉快地生活下去，相邻的国家不得不互相友好，对吗？”
沉默。
3
“当然我们两个国家之间，有些地方很像，也有些地方不像。有些方面互相了解，有些方面却互相不了解。这点只要各位想一想，你们的朋友不也是一样吗？不管多 么要好的朋友，还是会有些不了解的地方。对吗？我们两国之间也一样。不过只要努力，我们一定能变成好朋友，我这样相信。因此，我们要先互相尊敬对方。这 是……第一步。”
沈默。
“例如，请各位想一想。如果各位的学校，有很多中国人的孩子来考试。就像各位现在来这里一样，现在各位的桌椅上，正好有中国小孩坐着。请这样想一想。”
假定。
“星期一早晨，各位到学校去，走到自己的座位，结果怎么样呢？桌上到处刻着字、椅子上粘着口香糖、书桌里的拖鞋不见了一只。那么，你会觉得怎么样？”
沈默。
“例如你！”他真的就指着我。因为我的准考证号码最小。
“你会很高兴吗？”
大家都看着我。
我脸涨得通红，一面慌忙摇摇头。
“你会尊敬中国人吗？”
我又摇了一次头。
“所以，”他重新面向正面。大家的眼睛，也总算又转回书桌的方向。“各位也不能在书桌上刻字，或把口香糖粘在椅子上，或乱翻书桌里面的东西。知道了吗？”
沈默。
“中国学生都会更清楚地回答噢。”
“知道了。”四十个小学生一起回答。不，三十九个。我已经连嘴都张不开了。
“好！请各位抬头挺胸。”
我们抬起头挺起胸。
“然后拿出信心来。”
二十年前的考试，结果如何现在已经完全忘记了。我所能想得出起来的，只有走在斜坡路上小学生的姿态，和那位中国老师的事。
然后过了六年或七年，高中三年级时的秋天，正好同样舒服的星期天下午，我和一个同班女生走在同一条斜坡路上。我正暗恋着她，她对我怎么想我可不知道。总之 那是我们第一次约会，两个人从图书馆回来的路上。我们先走进斜坡路正中间一带路旁的吃茶店，喝咖啡。然后我跟她提到那所中国人小学的事。我说完她吃吃地笑 起来。
“好奇怪哟。”她说。“我也在同一天，在同一个考场考试。”
“真的？”
“真的啊。”她一面把奶精注入薄薄的咖啡杯边缘一面说。“不过好像是不同一间教室。我没听到那样的演讲。”
她拿起汤匙，搅拌了几次。
“监考的老师是中国人吗？”
她摇摇头。“我不记得了。因为没想到这种事啊。”
“你有没有刻字？”
“刻字？”
“在桌上啊。”
她嘴唇还一直碰着杯子边缘，想了一下说。
“嗯，到底有没有？记不得了。”她说着微微一笑。“那是好久以前的事了。”
“可是，桌子亮亮的好乾净啊。不记得了吗？”我问。
“嗯，对，好像是噢。”她似乎不太有兴趣地说。
“怎么说呢？整个教室有一种感觉非常光滑的味道。我没办法形容得恰当，不过真的好像有一层薄纱笼罩着似的。而且……”说着，我右手拿着咖啡匙的把柄，想了 一想。“还有，四十张书桌，全部都闪闪发光。黑板也是非常乾净漂亮的绿色噢。”
我们沈默了一会儿。
“你觉得没刻字吗？想不起来？”我又问了一次。
“嗯，真的想不起来了。”她一面笑一面说。“被你这样一说，好像也不见得没有，不过因为那么久了……”
也许她的说法比较正常。那么多年前，在什么地方的桌上有没有刻字，谁还会记得。一方面是太久了，何况，也是可有可无的事。
送她到家以后，我在巴士上闭起眼睛，试着想像一个中国少年的姿态，一个发现自己桌上有人刻了字的中国少年的姿态。
沈默。
4
高中因为是在一个港都念的，因此我周围有相当多的中国人。说是中国人，其实跟我们并没有什么特别不同。而且他们也没有什么共同的明显特徵。他们每一个人之 间可以说千差万别，关于这一点，我们和他们都完全一样。我常常想，每个人的个体性真奇妙，是超越一切类别和一般理论的。
我们班上也有几个中国人。有成绩好的，也有成绩差的；有活泼外向的，也有沈默内向的。有住豪华住宅的，也有住采光不良、六叠榻榻米、一房一厨的公寓的。什 么样的都有。可是我并没有和他们之中的谁特别亲近。大体说来，我的个性并不属于碰到谁就跟谁亲近的那一型。不管对方是日本人、中国人、或什么人，都一样。
我跟他们之中的一个，大约在十年后偶然遇见了，不过这件事我稍后再提比较好。
舞台移到东京。
从顺序上来说——也就是除了不太亲近，没谈过多少话的中国同班同学之外——对我来说，第二个遇到的中国人，应该是大学二年级春天，在打工的地方认识的一个 不太说话的大学女生。她跟我一样十九岁，个子小小的，仔细想来也不能说是不漂亮。我跟她在一起工作了三星期。
她工作得非常热心。我也跟她感染而热心地工作，不过我从旁边看着她工作的样子，觉得我的热心和她的热心，本质上好像完全不同。也就是说，我的热心是“如果 一定要做点什么的话，热心本身就是价值。”这种意思的热心。而相对的，她的热心是比较接近人性存在根本的那种东西。虽然我无法恰当地说明，不过她的热心 里，似乎有一种她周围的一切日常性、全都靠那热心勉强支持着似的奇妙迫切感。因此大部份人都跟她的工作步调无法配合，中途都会生气起来，到最后能够不吵架 而一直跟她一起作业的，只有我一个。
虽然这么说，我并没有特别跟她亲近。我跟她第一次像样地交谈，是在开始一起工作后一星期左右。她那天下午，大概有三十分钟，陷入一种恐慌状态。这是她第一 次这样。一开始只是一点点错误，这在她脑子里渐渐扩大，终于变成无法挽回的巨大混乱。在那之间她一句话也没说，只是呆呆地站在那里。她那样子，使我想起夜 晚的海上慢慢下沈的船。
我把一切作业停止，扶她坐在椅子上，把她握得紧紧的手指一根一根扳开，拿热咖啡给她喝。然后跟她说明没什么不得了的。不是根本上的错，就算错的地方重头再 来一遍，也不会让工作延迟多少。喝了咖啡之后，她好像稍微镇定下来了。
“对不起。”她说。
“没关系。”我说。
然后我们闲聊了一下。她说她是中国人。
我们的工作场所，是一家小出版社阴暗而狭窄的仓库。工作简单而无聊。我接到传票，按照指示抱着几本书送到仓库入口。她把书用绳子绑起来，查对一下底帐。其 实只不过如此而已。再加上仓库里没有任何暖气设备，为了不被冻死，我们虽不愿意也不得不拼命忙着工作。
中午休息时间一到，我就到外面吃一顿温暖的午餐，在休息结束前的一小时里，一面让身体暖和暖和，两个人一面呆呆地看报纸、杂志。偶而高兴时也聊聊。她父亲 在横滨经营一点进口生意，大部份的货，是从香港来的拍卖用便宜布料。虽然说是中国人，但她却生在日本，没去过大陆、香港或台湾。她念的小学，是日本小学， 不是中国人的小学。她在一家女子大学念书，将来想当翻译。现在和哥哥一起住在驹馰仆公寓。或者借她的表现方式，是滚进她哥哥家。因为她跟她父亲脾气不合。 我对她知道的，大概就是这些。
那年三月的两个星期，随着偶而夹带着雪花的冷雨而过去了。打工最后一天的傍晚，在管理课领到薪水以后，我邀她去新宿一家以前我去过几次的狄斯可舞厅。
她歪着头想了五秒钟，然后说她很高兴去。“不过我没跳过舞噢。”
“那简单。”我说。
我们先到餐厅喝啤酒、吃脆饼，慢慢用过餐，才去跳了两个钟头的舞。舞厅里充满了舒服的温暖气氛，空气中飘着汗的味道，和有人烧香的气味。流汗了就坐下来喝 啤酒，汗不流了就再跳。偶而有闪光灯闪亮，在闪光灯中的她，就像旧照片簿里的相片一样漂亮。
跳了几曲以后，我们走出舞厅。三月夜晚的风虽然还冷冷的，可是仍然能感觉得出春天的预感。因为身体还热热的，所以我们把大衣抱在手上，漫无目标地在街上 走。到游乐中心看看、去喝喝咖啡，然后又走着。春假还剩一半，而且最主要的是我们十九岁。如果兴致一来，我们甚至可能走到多摩川边。时钟指着十点二十分 时，她说差不多该回去了。“我十一点前必须回去。”
“好严格噢。”
“对，我哥哥满噜嗦的。”
“别忘了鞋子噢。”
“鞋子？”她走了五、六步以后，才不好意思地笑一笑。
“啊，你说灰姑娘啊，没问题，不会忘记。”
我们走上新宿车站的楼梯。并排在长椅上坐下。
“再邀你可以吗？”
“嗯。”她咬着嘴唇点了几下头。
“一点都没关系。”
我问了她的电话号码，用原子笔记在狄斯可舞厅的纸火柴背面。电车来了我送她上车，说一声再见。今天很高兴，谢谢！再见。门关上了，电车发动以后我点起一根 烟，目送着绿色的电车消失在月台尽头。
我靠着柱子，就那样把烟抽到最后。而再一面抽着烟，不知道为什么，发现心情奇妙地浮动。我用鞋跟把烟踩熄。然后又点起一根新的烟。各种街上的声音，在昏暗 中渗透着。我闭上眼睛，深深吸入一口气，慢慢摇摇头。这样还是无法让心情平静。
应该没有什么不妥的事，就算不是做得很漂亮，不过以第一次的约会来说，我自认为做得相当好，至少程序上是规规矩矩的。
可是我脑子里，还是有什么东西卡住。有什么非常小的东西，就是确实有某个地方不对劲。我知道有什么不对劲。
那不知道是什么，等我想到时已经花了十五分钟。我花了十五分钟，才好不容易发现自己做了一件大错特错的事。傻瓜！毫无意义的错误。可是正因为没有意义，才 使那错误更可笑。也就是说我送她坐上反方向的山手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