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主之道，立民所欲而求其功，故为爵禄以劝之；立民所恶以禁其邪，故为刑罚以畏之。故案其功而行赏，案其罪而行罚，如此则群臣之举无功者，不敢进也；毁无罪者，不能退也。故《明法》曰：“誉者不能进而诽者不能退也。”
制群臣，擅生杀，主之分也；县令仰制，臣之分也。威势尊显，主之分也；卑贱畏敬，臣之分也。令行禁止，主之分也；奉法听从，臣之分也。故君臣相与， 高下之处也，如天之与地也；其分画之不同也，如白之与黑也。故君臣之间明别，则主尊臣卑。如此，则下之从上也，如响之应声；臣之法主也，如景之随形。故上 令而下应，主行而臣从，以令则行，以禁则止，以求则得。此之谓易治。故《明法》曰：“君臣之间明别，则易治。”
明主操术任臣下，使群臣效其智能，进其长技。故智者效其计，能者进其功。以前言督后事，所效当则赏之，不当则诛之，张官任吏治民，案法试课成功。守法而法之，身无烦劳而分职。故《明法》曰：“主虽不身下为而守法为之可也。”
【译文】
英明的君主，掌握权谋策略而不可欺瞒，明确法度禁令而不能侵犯，分清上下职事而不容颠倒混乱。所以，群臣不敢行私舞弊，贵臣不能压制贱者，近臣不能 阻碍远者，孤寡老弱不会丧失经常供养，国内尊卑分明而没有互相僭越的情况。这个就叫作治理得好的国家。所以，《明法》篇说：“所谓治国者，主道明也。”
明法，是君主用来统一人民役使臣下的；私术，是臣下用来侵犯朝廷扰乱君主的。所以，法度废而私术行，人君就没有依靠而陷于孤立，臣下就拉帮结派而形成朋党。这样就形成主弱臣强的局面，这个就叫作混乱的国家。所以，《明法》篇说：“所谓乱国者，臣术胜也。”
明君在上位，有必治的权势，群臣便不敢为非作歹。所以，群臣之所以不敢欺君，并不是喜爱君主，而是因为害怕君主的权势；百姓之所以争为君用，也不是 喜爱君主，而是因为害怕君主法令。因此，明主掌握着必胜的策略，来统治不得不被使用的人民；控制着“必尊”的势力，来制服不得不服从的臣子，这样就令行禁 止，形成君尊臣卑的局面。所以，《明法》篇说：“尊君卑臣，非亲也，以势胜也。”
明君治国，立爵禄来鼓励人民，人民可以得利于君主，故君主能使役他们；立刑罚来镇慑人民，人民就将畏惧于君主，故君主能统治他们。所以，没有爵禄， 君主就没有办法鼓励人民；没有刑罚，君主就没有办法镇慑人民。故人臣遵守规范执行君命，并非出于爱君，不过是出于趋利而避害；百官执行法度不行恶事，也不 是出于爱君，不过是出于接受爵禄而躲避刑罚。所以，《明法》篇说：“百官论职，非惠也，刑罚必也。”
君主，专擅生杀，据有威势，掌握令行禁止的大权来驾御他的群臣，这就是为君之道。人臣，处在下位，奉行君令，严守本身职责，做好分内工作，这就是为 臣之道。君行臣道则陷于混乱，臣行君道则陷于危亡。所以，上下没有分别，君道与臣道混同，是乱国的根本。所以，《明法》篇说：“君臣共道则乱。”
人臣之所以惶恐而谨慎地事奉君主，是因为要求生存怕死。假使人们都不要求生存，都不怕死，那就无法控制了。生杀之权专在大臣之手，而君主不危亡的 事，是没有的。所以，国家治乱如不决定在法度，而是由重臣决定；生杀权柄如不掌握在君主自身，而是旁落在下面，这就是寄生的君主。所以，为人君主专愿把权 势送给别人，就一定有被劫杀的忧患；专愿把法度送给别人，就一定有乱亡的祸事。这些都是亡国之君所走的道路。所以，《明法》篇说：“专授则失。”
凡是身为君主而不得行其政令，法度废驰而对群臣放任，威严已经丧尽，权势已被剥夺，政令发不出去，群臣不为所用，百姓不为所使，国内的民众不能为所 控制，那么，国就不是属于他的国，民也不是属于他的民。这种情况，乃是被欺灭君主的世道。所以；《明法》篇说：“令本不出谓之灭。”
明君的做法，接触下层人士不等待贵臣介绍，进用国家大臣不依靠左右进言，对百官的联系是顺畅的，对群臣的了解是明白的。对受罚的，君主明见他的罪； 对受赏的，君主知道他的功。所见与所知没有谬误，所赏与所罚没有差错。因为他有不受蒙蔽的办法，所以没有被“堕遏”的忧患。昏君就不是如此，他的法令通不 到人民群众，被疏远隔绝而不得了解情况。这种状况，乃是被壅遏的君主的世道。所以，《明法》篇说：“令出而留谓之壅。”
人臣之所以能弄权行恶，是因为揽夺君权。人臣中一有揽夺君权的，君令就不能贯彻，下情就不能上通。以人臣的力量，就能隔离在君臣之间，使好坏的情况 不得发表，祸福的事例不得通报，人君迷惑而无从觉悟，这种情况，便是被闭塞的君主的世道。所以，《明法》篇说：“下情不上通谓之塞。”
明君，多听独断，听取意见的门户是很多的。对群臣的政策，也要求下级可以提醒上级，贱者可以评说贵者。所以奸臣不敢对他欺骗。昏君则不然，了解情况 没有办法，裁决事情又不用参考验证。所以，无能的人上来，邪曲之臣专政，君主的视听被蒙蔽阻塞，忠臣想要设谋进谏的，又不得进用。这种情况，乃是被侵夺的 君主的世道。所以，《明法》篇说：“下情上而道止谓之侵。”
人君治国，没有不具备法令和赏罚的。所以，法令明确而赏罚规定得当，君主就尊显而不出奸臣；法令错误而赏罚规定不当，群臣就一方面行私而蔽塞君主，另一方面结党而劫杀君主。所以，《明法》篇说：“灭、塞、侵、壅之所生，从法之不立也。”
法度，是君主用来控制天下而禁止奸邪的，是用来统治海内而事奉宗庙的。私意，是可以产生祸乱、滋长奸邪而危害公正原则的，是可以蒙蔽君主、丧失正道 而导致危亡的。法度得行则国治，私意得行则国乱。英明君主，虽对自己心爱的人，无功也不赏；虽对自己憎恶的人，无罪也不罚。按照法度规程来检验得失，与法 度无关的事是不留意的。所以，《明法》篇说：“先王之治国也，不婬意于法之外。”
明君治国，总是根据恰当合适的原则，执行正确道理。所以，对于当赏的，群臣不得推辞；对于当罚的，群臣不敢逃避。赏功罚罪，本来是为天下兴利除害 的。杂草不铲除，就危害庄稼；盗贼不惩治，就伤害良民。如果弃公法而行私惠，那就等于便利奸邪而助长暴乱了。因为行私惠而赏了无功的人，就等于让人民贪图 侥幸而谋求向上讨好；行私惠而赦了有罪的人，就等于让人民轻慢君主而轻易为非作歹。弃公法而行私意，明君是不肯干的。所以，《明法》篇说：“不为惠于法之 内。”
大凡君主没有不要求人民效力的。使人民效力，就必须建立法度而推行政令。所以治理国家使役人民莫如有法，禁止婬乱抑制暴行莫有刑。贫者并非不愿意夺 取富者的财物，然而他不敢，是法度不让他夺；强者并非不能施加暴行于弱者，然而他不敢，是畏惧法度的惩治。所以，百官的工作，都按法度检查，奸邪就不会产 生；暴慢之人，都用刑律惩治，祸乱就起不来；群臣并进，都用政策来驾御，私术就无法建立。所以，《明法》篇说：“动无非法者，所以禁过而外私也。”
君主之所以能控制臣下，靠的是权势。所以，权势旁落在下，君就被臣控制；权势掌握在上，臣就被君控制。一个被蒙蔽的君主，并不是谁堵塞和封守着他的 门户，然而他令不能行、禁不能止、所要求的什么也得不到，就是因为丧失了权势的缘故。所以，权势独揽在君主手里，群臣就畏惧恭敬；法度政令由君主独自决 定，天下就服从听命。如果权势分散于臣下，命令就无法推行；法度政令产生于臣下，百姓就不会听命。所以，明君治理天下，坚持独揽权势，而不与臣下共分；坚 持独定法度政令，而不许出自臣下。所以，《明法》篇说：“威不两错，政不二门。”
明君，统一法规，建立准则，而且坚决地维护它们。所以，命令一下人民就服从。法，是天下的规程，万事的准则。执法官吏，是牵制着人民生命的。所以明 君治国，对于阻碍法令的就罚。这样，依法治罪，人民受死也无所抱怨；依法量功，人民受赏也不必感恩。这些都是按照法度处理事情的功效。所以，《明法》篇 说：“以法治国，则举错而已。”
明君，握有一种法度的控制力量，所以群臣都出于正确的治理而不敢行恶。百姓也理解君主是依法办事的，所以官吏对他们的派使，合法则服从，不合法则抵 制不动。人民用法度和官吏互相牵制，下面凭法度与上面办理事务。所以奸诈的人不能欺骗君主，嫉妒的人无法行害人之心，进谗面谀之人不能用其机巧。千里之 外，人们都不敢为非作歹。所以，《明法》篇说：“有法度之制者，。不可巧以诈伪。”
权衡，是用来计算轻重数字的，然而人们不去事奉它，并非心里不爱财，而是因为“权”不能替他创造数量的多少，“衡”不能替他创造重量的轻重。人们看 到事奉权衡本身没有益处，所以不去事奉它。所以，有明君处在上位，官不能枉法，吏不能行私，人们看到事奉官吏也没有什么益处，所以就不用财货行贿于官吏 了。能做到权衡公正来处理一切事情，奸诈的人就不能行私。所以，《明法》篇说：“有权衡之称者，不可以欺以轻重。”
尺、寸、寻、丈这些单位，都是用来取得长短实数的。所以用尺寸计量短长，就万元一失。尺寸的计量，虽对于富贵众强的人们，不替他增长；虽对于贫贱卑 辱的人们，也不替他减短。它是公平而没有偏私的，所以奸诈的人不能制造错误。所以，《明法》篇说：“有寻丈之数者，不可差以长短。”
国家之所以乱，是因为办事不根据事实而根据诽谤夸誉的议论。所以英明君主在听取意见的时候，对于提建议的，要责成他拿出真实证据；对于夸誉人的，要 用试官的办法考验。言而不实的，给予惩罚；试官而败坏官职的，也给予惩罚。所以，假话无人敢说，不肖之徒不敢接受官职。昏君则不是如此，听取意见不考核其 真实性，因而群臣就利用虚名来推荐私党；任用官吏不考查其成绩，因而愚污的官吏就进入朝廷。这样，群臣就互相吹捧他们的美名，互相借助他们的功劳，力求扩 大交结而不为君主效力了。所以，《明法》篇说：“主释法以誉进能，则臣离上而下比周矣；以党举官，则民务佼而不求用矣。”
昏君不肯明察臣下的实际功劳，只看夸誉的人多，就行赏；也不肯详察臣下的实际罪过，只看诽谤的人多，就处罚。这样一来，就形成邪臣无功而得赏，忠臣 无罪而受罚。功多而无赏，臣下就不肯尽力；行为忠正而受罚，圣贤就无法竭能报国；行贿赂而得爵禄，恶浊的人就混进宫府；委托重任的人不贤而官位很高，人民 就背离公法而趋炎附势了。因此，忠诚之士反而失其职守，廉洁之官反而治理不好。所以，K明法》篇说：“官之失其治也，是主以誉为赏，而以毁为罚也。”
一般官吏为官，如行法而不掏私，奸臣便得不到什么好处。这样，奸臣就力求对他诬陷中伤。人君若不对他的“罪过”调查核实，根据不实之词惩罚他，作人臣的就不得不事奉权贵来求得他们的夸誉，以便躲避刑罚而谋求禄赏。所以，《明法》篇说：“喜赏恶罚之人，离公道而行私术矣。”
奸臣的败坏君主，总是采取渐渐败坏的方法，使君主迷惑而不自觉察。他们在上面对君主进行侦查，在下面向人民收买名誉。他们夸誉同党让君主重视，诽谤 非同党的人让君主废黜。对他们所要利之、害之的，如君主听而行之，这样，群臣就全都忘掉君主而发展私交了。所以，《明法》篇说：“比周以相为匿，是故忘主 死伎，以进其誉。”
君主没有权谋策略，群臣就容易对他欺骗；国家没有修明的法度，百姓就容易为非作歹。因此，奸邪之人若是执掌国政，群臣的切身利害仰望于他，这样，替 奸臣作耳目的人就多了，虽有不义之人，君主也是无从知道的。所以，《明法》篇说：“佼众誉多，外内朋党，虽有大奸，其蔽主多矣。”
凡是所谓忠臣，都是力求修明法度政策，日夜帮助君主掌握法度政策的道理，来治理天下的。奸臣知道法度政策修明国家必治，国治则奸臣困难，而坚持法度 政策者尊显。所以，奸臣所努力争取的，就是法度不要修明，。君主不要觉悟，而自己可以为所欲为。所以，正直之臣得用则奸臣因伤，这乃是正直与奸邪不能并用 的必然趋势。奸臣在君主左右，不能不憎恶忠臣。唯其憎恶，就必然窥伺君主的时机而日夜进言危害。君主若不明察而错用其言，忠臣就会无罪而困死，奸臣就会无 功而富贵。所以，《明法》篇说：“忠臣死于非罪。而邪臣起于非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