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自我意识的黑猩猩
另一种认为人比其他动物优越的论点，虽然已经接受老鼠、狗或其他动物也有意识，但认为它们没有像人类一样的“自我意识”。这些动物可能会感到沮丧、快乐、饥饿或满足，但并没有自我的概念，并不知道自己所感受到的沮丧或饥饿属于这个称为“我”的实体。
这种想法非常普遍，但言不及义。显然，如果一条狗觉得饿了，它叼起的肉就是要给自己吃的，而不是要去喂另一条狗。让一条狗去闻闻附近其他狗尿过的树，它也会立刻知道这气味究竟是自己的、隔壁那条可爱的拉布拉多的，还是某条陌生的狗的。对于自己、交配对象或是敌人的气味，狗会有非常不同的反应。11这样一来，哪能说它们没有自我意识？
这种主张有个更复杂的版本，说的是自我意识可分成不同程度，只有人类知道自己是个有着过去和未来的长久延续的自我，或许是因为只有人类可以用语言来思考过去的经验以及未来的行动。其他动物则只能活在当下，就算它们似乎还记得过去或是在规划未来，也只是在对当下的刺激或瞬间的冲动做出反应。12举例来说，松鼠会贮藏坚果过冬，并不是因为它记得自己去年冬天饿了肚子，也不是为了未来着想，只不过就是一时冲动，它并不知道这种冲动来自何处、有何目的。正因为如此，就算那些从来没遇过冬天，当然也不可能记得冬天的年轻松鼠，也会在夏天贮藏坚果。
然而现在还不清楚，为什么讲到要对过去或未来有意识，会觉得语言是个必要条件。只是因为人类用语言这么做，其实算不上是什么证明。人类也会用语言来表达自己的爱和恐惧，但其他动物不靠语言就能感受甚至表达出爱和恐惧。事实上，人类自己也常常在不用言语表达的情况下，意识到过去和未来的事件。特别是在梦境里，我们可以不用语言就了解整个叙事情境，而醒过来之后要用语言重述却变得非常困难。
许多实验指出，至少某些动物（包括鹦鹉和灌丛鸦等鸟类）确实能够记得一些个别事件，并且也能有意识地未雨绸缪。13但这一点永远无法真正证明，因为不管动物表现出多么复杂的行为，怀疑论者永远可以说这只是出于动物脑中无意识的算法，而非出于心中有意义的想法。
要说明这个问题，让我们以瑞典富鲁维克动物园（Furuvik Zoo）的雄性黑猩猩桑蒂诺（Santino）为例。它为了在兽栏里不那么无聊，就想出一个刺激的新嗜好：向动物园的游客丢石头。这个行为本身并不特殊，黑猩猩生气的时候，投掷石头、木棒甚至排泄物都是常有的事。只不过，桑蒂诺还会事先准备。一大早，动物园还没开放，游客还没入场，桑蒂诺已经开始收集石头，堆成一堆，看起来淡定得很。导游和游客很快就知道要对桑蒂诺多加提防，特别是它站在那堆石头附近的时候，这样，它就比较难找到攻击目标了。
2010年5月，桑蒂诺又出了新招。一大早，它就从睡觉的地方把稻草捆搬出来，放在游客通常聚集观看黑猩猩的墙边。然后，它再把收集到的石头藏在稻草下。大概一个小时后，第一批游客走近，桑蒂诺仍然看似平静，没有任何被激怒或是侵略性的迹象。但等到游客一走进桑蒂诺有把握的范围，它就突然拿出藏好的石头攻击游客，把游客吓得四处逃窜。2012年夏，桑蒂诺更是加速提升军备，除了把石头藏在稻草下，还会藏在树上、建筑物里，以及其他一切方便好藏的地方。
但就连桑蒂诺的例子，也无法让怀疑论者信服。早上7点，桑蒂诺开始到处收集石头的时候，我们怎么能确定它在想象着中午拿来向人投掷很有趣？会不会桑蒂诺也是被某种不自觉的算法驱动，就像年轻的松鼠即便未曾经历冬天，也知道要贮藏坚果？14
同样，怀疑论者会说，就算雄性黑猩猩攻击某个几周前伤害它的对手，也并不是真的在报先前的仇，只是一时间觉得愤怒、无法克制。母象如果看到狮子威胁它的小象，会冒生命危险冲向前去，并不是因为它记得这是它深爱而且照顾了好几个月的孩子，只是天生对狮子有着深不可测的敌意。狗在主人回家时兴奋不已，并不是因为认出这就是从小养它、抱它的人，只是没有理由地很开心罢了。15
对这些说法，我们既无法证明为真，也无法证明为假，因为这其实就是他心问题的变化版本。由于我们并不知道有任何需要意识的算法，所以不管动物做了什么，都可以视为无意识的算法的结果，而不是出于有意识的记忆和计划。所以，其实桑蒂诺的例子和前面一样，真正的问题在于举证责任。对于桑蒂诺的行为，最可能的解释到底是什么？我们是不是该假设它就是有意识地对未来做规划，而想反对的人才该想办法提出反证？或者，我们应该假设黑猩猩是由一种无意识的算法驱动，它只是感受到一种神秘的冲动，要把石头藏在稻草下面？
而且，就算桑蒂诺不记得过去，也不会想象未来，难道这就代表它缺乏自我意识吗？毕竟，如果有个人既不忙着回忆过去，也不赶着梦想未来，我们还是会认定他有自我意识。举例来说，妈妈看到自己刚会走路的小宝贝要晃到大马路上了，她可不会先想想过去还是未来，而是会像那头母象一样冲过去救孩子。这种时候，为什么我们不会把对大象的那一套拿来用在她身上，说“妈妈赶去救孩子脱离危险时，其实没有任何自我意识，只是一时的冲动”？
同样，想想年轻情侣第一次约会热吻、士兵冲入猛烈炮火抢救受伤的战友、艺术家激情落笔绘出杰作，这些人都不可能忽然暂停，思考一下过去和未来，但难道这就意味着他们缺乏自我意识，而且比不上那些吹嘘着自己的过去成就和未来计划的政客选举演说？
聪明的马
2010年，科学家做了一项难得感人的大鼠实验。他们将一只大鼠关在一个很小的笼子，再把笼子放进一个大得多的实验箱，然后让另一只大鼠在实验箱里自由走动。被关在笼子里的大鼠发出痛苦的信号，结果自由的大鼠也表现出焦虑和压力。大多数情况下，自由的大鼠会试着拯救被关的同伴，并且试了几次之后，通常都能成功打开机关，把被关的大鼠放出来。研究人员接着把实验再做一次，但这次在大实验箱里放了巧克力。现在那只自由的大鼠有两种选择：放出被关的同伴，或是自己独享巧克力。许多大鼠都会选择先放出同伴，再共享巧克力（不过也有的会比较自私，或许证明某些大鼠就是比较坏）。
怀疑论者全盘否认这些结果，认为自由的大鼠放出同伴不是因为同情，只是希望阻止烦人的求救信号。大鼠的做法是因为感觉到不愉快、想解决这个问题，而不是因为什么高尚的理由。或许是这样吧，但同一套原理完全也可以套用到人类身上。如果我给乞丐钱，是不是因为我觉得看到乞丐令我不悦，于是做出这种反应？我到底是真正关心乞丐，还是只想让自己好过点？16
本质上，我们人类和大鼠、狗、海豚或黑猩猩并没有多大的差异。正如它们，我们也没有灵魂。正如我们，它们也有意识，有着充满感觉和情感的复杂世界。当然，每只动物都有自己独有的特质和能力，每个人类也有自己独特的天赋。然而，我们也没有必要为动物强加人性，觉得它们就像长了毛的人类。这种做法不仅在科学上说不过去，也让我们无法真正从动物的立场来给予它们理解和评价。
20世纪初，德国有匹名马叫“聪明的汉斯”（Clever Hans）。它在德国许多城镇村庄巡回表演，不仅德语水平非同凡响，数学能力更是惊人。如果有人问它：“汉斯，4乘3是多少？”汉斯就会用马蹄点地12下。有人用文字写给它看：“20减11是多少？”汉斯也会展现普鲁士人的一丝不苟，点地9下。
1904年，德国教育部门组成特别科学委员会，由一名心理学家牵头调查这件事。委员会的13名成员（其中包括一位马戏团经理和一名兽医）认为这一定是个骗局，但费尽九牛二虎之力，还是找不出任何不实之处。就算把汉斯与主人分开，由完全的陌生人问它问题，汉斯仍然多半都能答对。
直到1907年，心理学家奥斯卡·方斯特（Oskar Pfungst）进行了另一项调查，终于查出真相。原来，汉斯之所以能给出正确解答，靠的是观察提问者的身体语言和面部表情。如果有人问汉斯3乘4是多少，它从过去的经验知道，提问者心中会期待它点蹄点到一定次数。于是它开始点着，并且仔细观察提问人。随着汉斯慢慢接近答案，提问人会越来越紧张，并在它点到正确数字时达到顶峰。汉斯知道的是如何从人的肢体语言和面部表情看出这一点。于是它就停下来，看着原本的紧张变成难以置信或是哈哈大笑。于是汉斯知道，自己又答对了。
常有人用聪明的汉斯作为例子，告诫不该误以为动物有人性，或高估它们有什么惊人的能力。但事实上，这里教我们的一课却正好相反。从这个故事可以看出，我们为动物强加人性，反而低估了动物的认知能力，也忽略了其他生物独特的能力。确实，汉斯在数学方面绝对算不上有什么才能，任何8岁小孩的算术能力都比它强。但如果谈到从肢体语言来推断情感和意图，汉斯就是个真金实银的天才了。如果有个瑞典人用我不懂的瑞典话问我4乘3是多少，我绝不可能光看他的脸部表情和肢体语言，就用脚点出正确的12下。聪明的汉斯之所以拥有这个能力，是因为马匹通常就是用肢体语言相互沟通的。但汉斯了不起的地方在于，它不仅成功解读了同类的情感和意图，还看穿了原本不熟悉的人类。
如果动物真那么聪明，为什么现在不是马在驾人拉车、大鼠用人做实验、海豚赶人跳火圈？智人一定有什么独特的能力，才让自己主宰了其他所有动物。我们已经推翻了过去的自以为是，知道智人并非高高在上、与其他动物有根本上的不同，也没有灵魂或意识等与众不同的本质，我们终于可以回到现实，正视究竟是什么生理或心理能力让人类取得优势。
多数研究提到，智力和制作工具是人类兴起的关键。虽然其他动物也会制作工具，但人类在这一点上的能力无疑远远胜出。可是说到智力，就没有那么明确了。虽然有一整个相关产业致力于智力的定义和评估，但距离达成共识还有一段很远的距离。幸好，我们在这里并不需要踏入这个雷区，因为不管如何定义智力，显然仅靠工具和智力智人仍然不足以征服世界。根据智力的大多数定义，人类在大约1万年前就已经成为地球上最聪明的动物，也是工具制作的冠军，人类却仍然只是一种不重要的生物，对周围的生态系统也没有什么影响力。显然，除了智力和制作工具之外，他们还缺了某种关键因素。
或许，人类之所以最后能主宰这个星球，并不是因为有什么第三个因素，而是因为智力和制作工具的能力都提升了？看来不然，因为翻阅历史，个人的智力和制作工具的能力与人类物种的能力提升并没有直接关系。两万年前的一般智人，智力和制作工具的能力可能都要超过一般现代人的水平。现代学校和雇主虽然经常会测试我们的能力倾向，但不管测出来结果多差，福利国家仍然会保障个人的基本需求。而在石器时代，自然选择会每天24小时测试你，而且在数不尽的测试中，只要有一项不过关，你就可能立刻毙命。然而，虽然我们石器时代祖先制作工具的能力更优秀、头脑更清晰、感觉更敏锐，但两万年前的人类仍然比今天弱小得多。
在这两万年间，人类从原本用石矛头的长矛来猎杀猛犸象，进化到能制造宇宙飞船探索太阳系，并不是因为人的双手变得更灵巧了，也不是因为大脑进化得更大了（事实上，现代人的大脑似乎还小了一些）；18我们征服世界的关键因素，其实在于让许多人类团结起来的能力。19如今人类完全主宰地球，并不是因为单个人比单个黑猩猩或狼更聪明，或是手指更灵巧，而是地球上只有智人这个物种能够大规模而灵活地合作。智力和制造工具当然非常重要，但如果人类还没学会如何大规模灵活合作，大脑再聪明、手脚再灵活，到现在也仍然是在敲燧石，而不是撞击铀原子。
如果说合作是关键，那么蚂蚁和蜜蜂早于人类几百万年就已经学会了集体合作，为什么没能早早统治人类？原因在于它们的合作缺乏灵活性。蜜蜂的合作虽然非常复杂，但它们无法在一夜之间彻底改造其社会制度。举例来说，如果蜂巢面临突如其来的威胁或机会，蜜蜂并没有办法把蜂后送上断头台，改制为蜜蜂共和国。
大象、黑猩猩等有社交能力的哺乳动物，虽然合作起来比蜜蜂更灵活，但它们的朋友与家人数量都太少。它们的合作以彼此认识为基础；如果你我都是黑猩猩，而我想跟你合作，就必须真的认识你、知道你是只怎样的黑猩猩：你究竟是猩格高尚，还是猩品低下？如果我不认识你，怎么可能跟你合作？据我们所知，只有智人能够与无数陌生个体进行非常灵活的合作。正是这种实际具体的能力，决定了为何目前主宰地球的是人类，而不是什么永恒的灵魂或是独有的意识。
革命万岁！
历史已经提供充分证据，点出大规模合作的极端重要性。胜利几乎永远属于合作更顺畅的一方；这不只适用于人与动物的争斗，也适用于人与人之间的冲突。因此，罗马之所以征服希腊，不是因为罗马人的脑子更大或制造工具的技术更先进，而是因为他们的合作更有效。纵观历史，纪律严明的军队就是能击败散兵游勇，志同道合的精英就是能主导无序大众。例如在1914年，为数仅300万的俄国贵族、官员和商人就能作威作福，控制超过1.8亿农民和工人。俄国精英熟知如何合作守卫其共同利益，但那1.8亿平民却无法有效动员。事实上，那些精英有一大部分的努力重点，正是要确保这1.8亿底层民众无法学会合作。
想掀起一场革命，只靠人数绝对远远不够。革命靠的通常是一小群人结成的网络，而不是一大群人的动作。如果你想发动一场革命，不要问：“有多少人会支持我的想法？”而是要问：“我有多少支持者能够有效合作？”俄国1917年爆发十月革命，引爆点并不是1.8亿农民起身反抗沙皇，而是一小群共产主义者在对的时间站到了对的位置上。当时俄国中上阶层人数至少有300万人，但共产主义者仅有23000名。20然而，共产主义者组织精良，当俄国的权力从沙皇老朽的掌握与克伦斯基（Kerensky）临时政府同样颤抖的指间滑落时，他们一把接起，紧紧握住。
20世纪80年代末期，苏联撤回了保护伞，东欧社会主义政权像骨牌一样一一倒下。到了1989年12月，罗马尼亚领导人齐奥塞斯库已经再也无望取得外援，邻近国家掀起的革命更像是给反对阵营一剂强心针。而且，罗马尼亚共产党本身也开始分裂，不同的阵营互相攻击。温和派希望拉下齐奥塞斯库，然后开始改革，以免无法挽回。最后，齐奥塞斯库自己安排了在布加勒斯特的集会，还安排了电视直播，让反对派把握住了绝佳机会集结力量，反抗齐奥塞斯库。想让革命星火燎原，哪有比电视直播更快的办法？
然而，虽然权力已经从掌权者手中滑落，却不是由广场上的群众来承接。虽然他们人数众多、群情激昂，却不知道该怎样组织起来。因此，权力又来到了一小群政治玩家的手中，他们唯一有的就是良好的组织能力。于是，罗马尼亚革命就这样被自称“救国阵线”的组织所窃据，而这实际上就是温和派的烟幕弹。救国阵线与当时的集会群众并没有真正的关系，而是一群中层党政官员，由罗马尼亚共产党的前中央委员会委员及宣传部长扬·伊利埃斯库（Ion Iliescu）领导。伊利埃斯库和救国阵线的同志摇身一变成了民主政治家，抓紧每只可用的麦克风，宣称自己是改革的领导者，再通过他们长久以来的经验和亲信网络，控制国家、侵占资源。
在社会主义罗马尼亚，几乎一切都归于国有。但到了民主的罗马尼亚，却迅速将一切资产私有化，再以低廉的价格售予前政府高官；只有这些人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并且合作互谋其利。控制着国家基础设施和天然资源的国营公司，被以特价出售给前政府高官，同时基层官员也能用极低的价格买到房屋和公寓。
伊利埃斯库自己当了罗马尼亚总统，他的同事们则成了部长、国会议员、银行董事、亿万富翁。直到如今，控制着这个国家的新罗马尼亚精英分子，仍然大多是前政府高官及其家属。别人吃肉，那些冒着生命危险、在广场抗议的群众却只能喝汤，就是因为他们不知道如何合作建立一个高效的组织来维护自己的利益。21
2011年的埃及革命也是同样的命运。1989年电视所扮演的角色，到了2011年由脸谱网和推特接手。在新媒体协助下，群众得以协调整合，让成千上万的人潮在对的时间淹没街道和广场，推翻穆巴拉克政权。然而，要把10万人带到解放广场是一回事，要真正抓紧政治机器的操纵杆，在正确的房间握到正确的手，让国家有效运作，又是另一回事。因此，穆巴拉克下台的时候，示威者无力填上那个空缺。埃及只有两个组织拥有足以治国的组织能力：军队和穆斯林兄弟会。因此，这场革命先被穆斯林兄弟会窃据，最后被军队劫持。
比起过去的独裁者，或是开罗和布加勒斯特的示威者，不管是罗马尼亚前共产党还是埃及的军事将领，都算不上真的比较聪明或手指更为灵巧。他们的优势只在于合作灵活。一方面，他们的合作效率高于群众；另一方面，比起顽固的齐奥塞斯库和穆巴拉克，他们也展现了更大的灵活性。
在色情与暴力之外
如果智人之所以统治世界，是因为只有我们能够大规模灵活合作，这又破坏了我们认为人类比较神圣的信念。我们希望人类真的是特殊的，值得拥有各种特权。为了证明这一点，我们会指出人类的各种惊人成就：我们修建了金字塔和长城，我们解开了原子和DNA的结构，我们还抵达了南极，登上了月球。如果说这些成就源于每个人类都有的某种独特本质（例如不朽的灵魂），那要说人类生命有神圣之处，或许还说得过去。但因为这些成就其实都是大规模合作的结果，就很难再说为什么每个人都值得我们如此敬重。
整个蜂巢的能力会远大于单只蝴蝶的能力，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单只蜜蜂比单只蝴蝶更神圣。人类远比黑猩猩懂得如何更有效率地合作，因此人类将宇宙飞船送上月球，而黑猩猩只能在动物园向游客扔石头。但难道这就让人类变得更高级？
也许吧，但要看到底为什么人类之间可以配合得这么好。为什么只有人类能够打造出这么庞大而复杂的社会系统？对于黑猩猩、狼和海豚等有社会关系的哺乳动物，社交合作大多以彼此认识为基础。以黑猩猩为例，它们一定要等到互相熟识、建立起社会阶级之后，才有可能一起去猎食。因此，黑猩猩要花很多时间进行社会互动、权力斗争。如果两只不认识的黑猩猩碰到一起，通常不但不能合作，反而会互相咆哮、扭打或是尽快逃离。
但倭黑猩猩则有些不同。倭黑猩猩常常用性行为来舒解压力，建立社会联结。所以并不意外，它们之间同性性行为也是稀松平常。如果两群互不相识的倭黑猩猩碰到一起，一开始会先表现出恐惧和敌意，丛林里吼叫和尖叫声不绝于耳。但很快，其中一群的雌性倭黑猩猩会走出来，邀请陌生的倭黑猩猩别打了，来做爱吧。通常另一方都会接受这项邀请，于是不到几分钟，原本可能的战场就成了欢场，倭黑猩猩用各种姿势性交，甚至还会倒吊在树上。
智人同样很了解这些合作技巧，有时候会组成黑猩猩那种权力阶级，也有时候像倭黑猩猩一样用性爱巩固社会联结。但不管是打斗还是交配，只靠个人认识仍无法构成大规模合作的基础。想解决希腊债务危机，办法绝不可能是邀请希腊政治家和德国银行家来大打一架或是云雨一番。研究指出，不论是朋友还是敌人，智人能够真正熟识的对象不超过150人。22不管人类靠什么打造出了大规模合作网络，总之绝不是仅靠个人熟识而已。
对于想靠实验来破解人类社会秘密的心理学家、社会学家、经济学家来说，这实在是个坏消息。由于组织和经费因素，绝大多数实验对象都只是个人或小型群体。然而，想用小群体的行为来推断大众社会的动态，风险实在很高。拥有1亿人口的国家，运作方式从根本上就和100人的小部落大不相同。
让我们用行为经济学最著名的“最后通牒博弈”实验为例。这项实验通常有两名参与者，其中一人会得到100美元，可以自由分配给自己和另一位参与者。他可能会全留、分成两半，或是把大多数给对方。而另一位参与者只有两个选项：接受或拒绝。如果他拒绝对方的分法，两人都得两手空空地回家。
古典经济学理论认为，人类是理性的计算器。他们认为大多数人会自己留99美元，只给对方1美元，而且他们也认为对方会接受这样的分法。毕竟如果有人问你要不要1美元，理性的回答自然就是接受。另一位参与者拿到99美元，又有什么关系呢？
古典经济学家可能一辈子都待在实验室和课堂上，从未冒险进入真实的世界。大多数参与最后通牒博弈的人，只要拿的钱太少就会拒绝，理由就是“不公平”。他们宁愿不拿这1美元，也不想看起来像个傻瓜。因为这就是现实世界的运作方式，很少有人会给对方太少。大多数人就是直接平分，或是让自己得点小好处，比如给对方30美元或40美元。
最后通牒博弈影响深远，不仅动摇了古典经济学理论，也建立起近几十年最重要的一项经济学发现：智人的行事并不是依照冷冰冰的数学逻辑，而是根据有温度的社交逻辑。我们受情感控制。如前文所说，这些情感实际上都是非常复杂的算法，反映出远古狩猎采集部落的社会机制。如果在3万年前我帮你抓了一只野鸡，你却只分给我一只鸡翅，我可不会对自己说：“还有一只鸡翅，总比什么都没有好。”我的进化算法就会快速运转，让肾上腺素和睪酮流向全身、血液沸腾，然后在地上重重一跺脚，发出怒吼。短期来说，我可能得饿肚子回来，甚至还会挨上一两拳。但长期来说这是有好处的，因为你以后别想再坑我。我们会拒绝不公平的方案，因为如果在石器时代，温和接受一切要求就只能等死。
观察现存的狩猎采集部落，结果同样支持这种观点。大多数部落都很重视公平，如果猎人猎到一头肥鹿回来，每个人都会得到一份。黑猩猩也是如此。如果有一只黑猩猩杀了一头小猪，同一群的其他黑猩猩会聚在一旁伸出手来，而且通常都会拿到一份。
在最近的另一项实验中，灵长类动物学家弗兰斯·德瓦尔（Frans de Waal）将两只卷尾猴关在相邻的笼子里，两只都能看到对方的一切活动。德瓦尔和同事在每个笼子里都放了一些小石头，训练这些猴子把石头交给研究人员。每次猴子拿一块石头给他们，就会得到食物。一开始的奖励是一片黄瓜。两只猴子都高高兴兴地把黄瓜吃了。几轮之后，德瓦尔进到实验的下一个阶段。这一次，第一只猴子交出石头，得到的是一颗葡萄。葡萄可比黄瓜美味多了。但第二只猴子交出石头的时候，拿到的却仍然是一片黄瓜。这只猴子之前拿到黄瓜还很高兴，但现在却火冒三丈。它拿到黄瓜之后，先是难以置信地看了一会儿，接着就怒气冲冲地把黄瓜丢向科学家，开始跳来跳去、大声尖叫。它可不是什么好惹的角色！23
这个滑稽的实验（可以上YouTube观看）和最后通牒博弈，让很多人以为灵长类动物就是天生有道德观，而平等是种普遍、永恒的价值取向。人类天生就是平等主义者，而不平等的社会必会招致怨恨和不满，绝不可能运作顺畅。
真是这样吗？这些理论应用在黑猩猩、卷尾猴和小型狩猎采集部落或许很合适。在实验室里对一小群人做测试，也不会有什么问题。然而，一旦观察芸芸众生的行为，就会看到一个全然不同的现实。大多数的人类王国和帝国都极度不平等，但其中许多国家的稳定和效率却好得出奇。在古埃及，法老王可以躺在舒适的垫子上，住的是凉爽而豪华的宫殿，穿的是金凉鞋和镶满宝石的外衣，由美丽的女仆剥好甜甜的葡萄放进他嘴里。通过敞开的窗户，他可以看到农民在田里工作，穿的是肮脏的破衣服，头上顶着无情的太阳，回家能有一根黄瓜吃就已经是天大的幸福。然而，农民很少起身反抗。
1740年，普鲁士国王腓特烈二世入侵西里西亚（Silesia），发动一系列让他赢得“腓特烈大帝”称号的血腥战争，让普鲁士成为一大强权，而数百万人因战争而死亡、残疾，或者变得一无所有。他麾下的兵士多半是倒霉的新兵，必须承受铁的纪律和严苛的训练。可以想见，这些士兵对他们的最高指挥官并没有多大的好感。腓特烈有一次看着部队集合、准备出征，就对一位将军说，他最惊讶的是“我们安全无虑地站在这里，看着这6万大军；他们都是我们的敌人，每个人都比我们武装完备、身强体壮，但他们一见我们就发抖，我们却对他们毫无畏惧”。24腓特烈确实可以安全无虑地看着这群人。在接下来几年，虽然战事辛劳，但这6万武装大军从未反叛，很多人还为他拿出非凡的勇气，甚至献上宝贵的生命。
这些埃及农民和普鲁士士兵的反应，为什么和最后通牒博弈或卷尾猴实验的情况如此不同？原因就在于，大批民众的行为就是和小型团体的情况有所不同。如果今天的最后通牒博弈实验中有甲乙两方各100万人，要分1000亿美元，科学家究竟会观察到怎样的情况？
其中的动态很有可能十分奇特而引人关注。举例来说，因为100万人不可能直接做出共同的决定，因此两方可能各出现一位统治精英。这时，如果甲方领导人说要给乙方领导人100亿美元，自己留下900亿美元，情况会如何？乙方领导人有可能会接受这种不公平的报价，接着把这100亿美元大部分直接转到自己的瑞士银行账户，同时用各种赏罚手段避免底下的人叛乱。领导人可能威胁严惩异议分子，并且告诉那些温和有耐心的人，他们死后可以在来世得到永恒的奖励。这正是古埃及和18世纪普鲁士的情况，而且至今在全球许多国家依旧如此。
这样的威胁和承诺通常都能成功创造稳定的阶级制度和民众合作网络，但前提是民众相信自己是在顺应不可避免的自然法则，或是神的旨意，而不只是听命于另一个人。所有的大规模人类合作，到头来都是基于我们想象的秩序。这一套又一套的规矩，虽然只存在于我们的想象之中，我们却会认为这就像重力一样真实而不可侵犯。“向天神献上十头牛，就会下雨；孝顺父母，就会上天堂；如果不相信我说的话，你就会下地狱。”只要智人住在相信同样一套故事的地方，就会遵守一样的规矩，于是不仅很容易预测陌生人会有什么行为，也很方便组织大规模合作的网络。智人也常常用可见的标记（例如头巾、胡子或西装）来代表“你可以信任我，因为我跟你信的故事是一样的”。但我们那些黑猩猩堂兄弟无法创造并传播这样的故事，因此无法大规模合作。
意义的网
人之所以很难理解“想象的秩序”这种概念，是因为人觉得现实只有两类：客观现实和主观现实。所谓“客观现实”，就是事物的存在与我们的信念和感受无关。例如重力就是一个客观现实，早在牛顿之前便已存在，而且不论我们信与不信，都会受到重力影响。
相反，主观现实取决于个人的信念和感受。例如，假设我觉得头一阵剧痛，于是去看医生。医生对我的头部做了彻底检查，却没查出什么问题。于是她又要我去做血液检查、尿液检查、DNA检测、拍X光片、做心电图、做功能性磁共振成像等等。等到结果一出，她说我完全健康，可以回家了。可是我仍然觉得头痛得不得了。所有客观测试都找不出我有什么问题，除了我以外没人感觉痛苦，但对我来说，这种痛苦百分之百真实。
多数人以为，现实只有客观或主观两种，没有第三种可能。于是，只要他们说服自己某件事并非出于自己的主观感受，就贸然认为这件事必然属于客观。如果有那么多人相信上帝，如果钱确实能让世界运转，如果民族主义会发动战争，也会建立帝国，那么这一切一定不只是我个人的主观信念。也就是说，上帝、金钱和国家一定是客观的现实啰？
然而，现实还有第三个层次：互为主体（intersubjective）。这种互为主体的现实，并不是因为个人的信念或感受而存在，而是依靠许多人类的沟通互动而存在。历史上有许多最重要的驱动因素，都具有互为主体的概念。比如金钱并没有客观价值，1美元不能吃、不能喝，也不能拿来穿。但只要有几十亿人都相信它的价值，你就可以拿它来买吃的、买喝的、买穿的。如果有位面包师忽然不再相信美元了，不愿意让我用这张绿色的纸换他的面包，也没什么关系，只要再走几条街，就有另一家超市可买。然而，如果超市的收银员、市场的小贩、购物商场的销售员一律拒绝接受这张纸，美元就会失去价值。当然，这些绿色的纸张还是存在，但它们已经再无用处。
这种事情其实时不时就会发生。1985年11月3日，缅甸政府毫无预警地宣布25缅元、50缅元和100缅元的纸钞不再是法定货币。民众根本没有兑换纸钞的机会，一辈子的积蓄瞬间成了几堆毫无价值的废纸。为了取代失效的货币，政府发行了新的75缅元纸钞，声称要纪念缅甸奈温将军（General Ne Win）的75岁生日。1986年8月，政府又发行了15缅元和35缅元的纸钞。据传，奈温迷信数字，相信15和35是幸运数字。但对国民来说，可就一点也不幸运了。到了1987年9月5日，政府又突然下令，所有35缅元和75缅元的纸钞同样不再是法定货币。
像这样因为人类不再相信而一夕蒸发的，不是只有金钱的价值。同样的事情也可能发生在法律、神，甚至整个帝国上。这一秒它们还在忙着塑造世界，下一秒却已不复存在。天神宙斯和天后赫拉曾经是地中海一带的重要力量，但现在不再有人相信，也就令它们失去了力量。苏联曾经一度能够毁灭全人类，但也是在一支笔的力量下便烟消云散。1991年12月8日，在维斯库里（Viskuli）附近的一幢乡间大宅，俄罗斯、乌克兰和白俄罗斯的领导人签署了《别洛韦日协定》其中声明：“吾等白俄罗斯共和国、俄罗斯联邦暨乌克兰，作为1922年苏联成立条约之签署创始国，兹声明终止苏联作为国际法主体及地缘政治现实。”25就这样，苏联从此解体。
要说金钱是个互为主体的现实，相对还比较容易接受。大多数人也愿意承认，那些古希腊神明、邪恶的帝国和异国文化价值观都只是一种想象。但如果说的是自己的神、自己的国家、自己的价值观，因为正是这些给了我们生命的意义，要再说这些都是虚构的，就没那么容易接受了。我们希望相信自己的生命有客观意义，希望自己的种种牺牲不只是为了脑子里的各种空想。但事实上，大多数人生活的意义，都只存在于彼此讲述的故事之中。
在大家一起编织出共同故事网的那一刻，意义就产生了。对我来说，在教堂结婚、在斋戒月禁食或在选举日投票这些行为为什么有意义？原因就在于我的父母也认为这有意义，还有我的兄弟姐妹、邻居朋友、附近城市的居民，甚至是遥远异国的民众，都认为这有意义。为什么这些人都认为这有意义？因为他们的朋友邻居也有同样的看法。人类会以一种不断自我循环的方式，持续增强彼此的信念。每一次互相确认，都会让这张意义的网收得更紧，直到你别无选择，只能相信大家都相信的事。
不过，经过几十年、几世纪，意义的网也可能忽然解体，而由一张新的网取而代之。读历史就是在看这些网的编织和解体，并让人意识到，对这个世代的人来说最重要的事情，很有可能对他们的后代就变得毫无意义。
1187年，萨拉丁（Saladin）在哈丁战役（Battle of Hattin）中击败十字军，占领了耶路撒冷。教皇因此发起了第三次十字军东征，希望夺回圣城。让我们假设有位名叫约翰的年轻英国贵族，远离家乡征讨萨拉丁。约翰相信，自己这么做是有客观意义的，如果自己在东征过程中牺牲，灵魂就能升上天堂，享受永恒的无上喜悦。如果这时候跟他说，灵魂和天堂都是人类编出来的故事，肯定会把他吓坏。约翰一心相信，如果他抵达圣地，却被一个长着大胡子的穆斯林战士一斧头劈在头上，他当然会痛苦万分、两耳嗡嗡、两腿一软、眼前一黑——然后就会突然发现自己被一片明亮的光芒笼罩，听到天使的歌声、悠扬的竖琴，看到发着光、有着翅膀的天使召唤他通过一道雄伟的金色大门。
约翰对这一切的信念之所以这么强烈，是因为有一张细细密密而且极其强大的意义之网包覆着他。他最早的记忆，就是亨利爷爷有一把生锈的剑，挂在古堡的主厅。当他还在蹒跚学步时，就听过亨利爷爷在第二次十字军东征中战死的故事，说爷爷现在已经在天堂安息，有天使做伴，一直护佑着约翰和他的家人。吟游诗人来访城堡时，常常吟唱着十字军在圣地英勇作战的歌谣。约翰上教堂的时候，喜欢看彩绘玻璃窗，其中一扇正是布永的戈弗雷（Godfrey of Bouillon，第一次十字军东征的领导者）拿长枪刺穿一个面容邪恶的敌人，另一扇则是罪人的灵魂在地狱里燃烧。约翰也会认真听当地神父的讲道，那是他认识的最有学问的人。几乎每个礼拜天，神父都会搭配各种精心设计的比喻和令人莞尔的笑话，讲述着世上只有天主教是唯一的救赎，罗马教皇是我们神圣的父，我们必须听从他的指示。如果我们杀人或偷窃，上帝会让我们下地狱；但如果我们杀的是异教徒，上帝会欢迎我们上天堂。
在约翰刚满18岁的一天，一位骑士骑马狼狈地来到城堡大门，语带哽咽地宣布：十字军在哈丁被萨拉丁击败了！耶路撒冷沦陷！教皇宣布将发动新一波十字军东征，并承诺不幸丧生者将得到永恒的救赎！身边所有人看来既震惊又忧虑，但约翰脸上发出超脱俗世的光亮，宣告：“我将对战异教徒，收复圣地！”众人静了一下，接着脸上露出笑容，流下感动的泪水。母亲擦擦眼泪，紧紧抱着约翰，说她有多么引以为荣。他的父亲则在他背上大力拍了一掌，说道：“儿子，如果我还是你这年纪，必会和你同行。事关我们家族的荣誉，相信你一定不会让我们失望！”他有两个朋友也宣布要一同从军。而且，就连约翰的死对头、那个住在河对岸的男爵，也特地来家里拜访，祝他一路顺利。
当他离开城堡时，村民纷纷从小屋里出来，向他挥手致意，而对于这个即将前去对抗异教徒的十字军勇士，所有的美丽姑娘都露出崇拜的眼神。他从英国出航，驶过各个陌生而遥远的地方，例如诺曼底、普罗旺斯、西西里岛，许多异国的骑士纷纷加入，大家都有着共同的目标、共同的信念。但等到军队终于在圣地上岸，开始与萨拉丁的部下战斗，约翰才惊讶地发现，这些邪恶的撒拉逊人怎么和自己有同样的信念。当然，想必撒拉逊人也没搞清楚，竟然以为基督徒才是异教徒，而穆斯林则是服从神的旨意。但撒拉逊人也接受同样的基本原则，也就是为神和耶路撒冷而战的战士如果战死，将会直接上天堂。
就这样，中世纪文化一丝一缕地编织着意义的网，把约翰和同时代的人都像苍蝇一样捕进网中。约翰绝不可能想象得到，这一切故事都只是出于想象虚构。说他的父母和叔伯都错了还有可能，但还有吟游诗人、他所有的朋友、村里的姑娘、知识渊博的神父、住在河对岸的男爵、在罗马的教皇、普罗旺斯和西西里岛的骑士，甚至还包括那些穆斯林，难道真有可能这些人都在胡思乱想？
时间就这么过了好多年。在历史学家的注视下，意义的网被拆散，又张起了一张新的网。约翰的父母已经故去，他的兄弟姐妹也不在人世。这时已经不再有吟游诗人唱着十字军东征的故事，新流行的是剧院上演的爱情悲剧。家族的城堡被烧成一片平地，重建之后，亨利爷爷的剑已经难觅影踪。教堂的彩绘玻璃在一次冬季的狂风中破碎，换上的玻璃不再描绘布永的戈弗雷和地狱里的罪人，而是英国国王打败法国国王的伟大胜利。当地的牧师已经不再称呼教皇为“我们神圣的父”，而是“罗马的那个魔鬼”。在附近的大学里，学者钻研着古希腊手稿、解剖尸体，并在紧闭的门后窃窃私语，说着或许根本没有灵魂这种东西。
时间转眼又过了好多年。原本是城堡的地方，现在成了购物商场。在当地的电影院里，《巨蟒与圣杯》（Monty Python and the Holy Grail）已经放映了无数次。而在一座空教堂里，无聊的牧师看到两名日本游客简直喜出望外，开始滔滔不绝地解说教堂里的彩绘玻璃，游客礼貌地频频点头微笑，但完全没听懂。在外面的阶梯上，一群青少年正用iPhone手机在YouTube上看约翰·列侬那首《想象》（Imagine）的混录版。约翰·列侬唱着：“想象这个世界没有天堂，只要你想象，这事很轻松。”一名巴基斯坦清洁工正在打扫人行道，旁边有台收音机播报着新闻：叙利亚屠杀仍在继续，安理会会议落幕但未能达成任何协议。突然之间一条时光隧道打开，一道神秘的光照在其中一位青少年的脸上，他宣告：“我将对战异教徒，收复圣地！”
异教徒？圣地？对于现在绝大多数英格兰人来说，这些词语已经不再有任何意义。就连那位牧师，也可能觉得这个年轻人是精神病发作。相反，如果一位英国青年决定加入国际特赦组织，前往叙利亚保护难民人权，现在大家会觉得他是个英雄，但在中世纪，大家会觉得这人疯了。在12世纪的英格兰，没有人知道什么叫人权。你要大老远跑到中东，冒着生命危险，而且居然不是去杀穆斯林，而是保护一群穆斯林别被另一群穆斯林杀了？你的脑子绝对出了很大的问题。
这正是历史展开的方式。人类编织出一张意义的网，并全然相信它，但这张网迟早都会拆散，直到我们回头一看，实在无法想象当时怎么可能有人真心相信这样的事。事后看来，为了进入天堂而参加十字军，听起来就像彻底疯了。事后看来，冷战似乎是件更疯狂的事。不过才短短30年前，怎么可能有人因为相信能打造出人间天堂，就不惜为此冒着核弹浩劫的危险？而在现在的100年后，我们现在对民主和人权的信念，也有可能会让我们的后代感到同样难以理解。
大同世界
智人统治世界，是因为只有智人能编织出互为主体的意义之网：其中的法律、约束力、实体和地点都只存在于他们共同的想象之中。这张网，让所有动物中只有人类能组织十字军、革命和人权运动。
其他动物也有可能想象各种事情。猫埋伏着要抓老鼠时，虽然可能没看到老鼠，但很可能想象老鼠的形状甚至味道。不过就我们目前所知，猫只能想象这个世上实际存在的东西，例如老鼠。它们无法想象自己看不见、闻不着、尝不到的东西，例如美元、谷歌或欧盟。只有智人能够想象出这种虚幻的事物。
因此，猫和其他动物至今仍然只能处于客观的世界，沟通系统也只用来描述现实，但智人能用语言创造出前所未有的现实。在过去7万年间，智人发明出的具备互为主体性的现实越发强大，让智人在今天称霸世界。黑猩猩、大象、亚马孙雨林和北极冰川究竟能否挺过21世纪？这一切的结果，将要视欧盟和世界银行等组织的意愿和决定而定。这几个实体其实都属于互为主体，只存在于我们共同的想象之中。
没有任何其他动物能对抗我们，并不是因为它们没有灵魂或没有心灵，而是因为它们没有必要的想象力。狮子能跑、能跳、能抓、能咬，却不会开银行账户或提起诉讼。而在21世纪，一个知道如何提起诉讼的银行家，拥有的权力绝对远远高于大草原上最凶猛的狮子。
能够创造出互为主体的实体，这种能力不仅让人与其他动物有所不同，也让人文科学与生命科学出现分歧。历史学家希望了解神、国家这种互为主体的实体如何发展，但生物学家很难认同这类事物的存在。有些人认为，如果我们能解开遗传密码、弄明白大脑里的每个神经元，就能知道人类所有的秘密。毕竟，如果人类没有灵魂，如果所有思想、情感和感觉都只是生化算法，那么为什么生物学无法解释人类社会的变幻莫测？从这个角度来看，十字军东征就是由进化压力导致的领土争端，而英格兰骑士前往圣地征伐萨拉丁，其实就像一个狼群想抢下隔壁狼群的势力范围。
相反，人文科学强调互为主体的实体，认为其重要性不亚于激素和神经元。要用历史的方式思考，也就意味着要给想象中的故事赋予实际的力量。当然，历史学家不会忽视气候变化和基因突变等客观因素，但他们更重视那些人们发明并信以为真的故事。朝鲜与韩国之所以如此不同，并不是因为平壤居民和首尔居民基因不同，也不是因为北边气候较冷，山较多，而是因为南北双方相信的是截然不同的两套故事。
或许某一天，神经生物学能有重大突破，让我们用纯粹生化的词汇来解释十字军东征。但我们现在离那一天还非常遥远。在21世纪，历史和生物学的界线可能会变得模糊，但并非因为我们将发现如何用生物学来诠释历史事件，而是因为我们会因为意识形态的虚构故事而改写DNA链，为了政治和经济利益而改变气候，用网络空间来取代山川的地理环境。随着人类的种种虚构想象转译成基因和电子代码，互为主体的现实将会吞没客观现实，而使生物学与历史融合在一起。到了21世纪，虚构想象有可能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力量，甚至超越自然选择。因此，如果我们想了解人类的未来，只是破译基因组、处理各种数据数字还远远不够，我们还必须破解种种赋予世界意义的虚构想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