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鹿原》的思想意蕴要用最简括的话来说，就是正面观照中华文化精神和这种文化培养的声格，进而探究民族的文化命运和历史命运。倘与另一部政治文化色*彩浓厚的长篇《古船》相比可以说：《古船》写的是人道，《白鹿原》写的是人格。
《白鹿原》的作者对于浸透了文化精神的人格极为痴迷、极为关注，他虽也谊染社会的变动但真正的目的是穿越社会，深人腾理，紧紧抓住富于文化意蕴的人 格，洞观民族心理的秘密。在祀看来，一个富有文化价值的人格，犹如一把钥匙，可以打开民族文化的库藏。支配中国社会几千年的文化传统，它的人伦精神、思维 方式、生活观念以至伦理型文化的特征，均可通过人格的结构反映出来。《白鹿原》有多少充满魅力的人格啊，白嘉轩、朱先生、鹿子霖、黑娃、白孝文、田小娥、 鹿兆海、鹿三……哪一个不是陌生而复杂！其中白鹿村族长白嘉轩尤被作为中华文化的正统人格代表凸现于作品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面对白嘉轩，我们会感到这个人物来到世间，他本身就是一部浓缩了的民族精神进化史，他的身上凝聚着传统文化的负荷，他在村社的民间性*活动，相当完整 地保留了宗法农民文化的全部要义，他的顽健的存在本身，即无可置疑地证明封建社会得以维系两千多年的秘密就在于有他这样的栋梁和柱石们支撑着，不绝如缕。 作为活人，他有血有肉；作为文化精神的代表，他简直近乎人格神。
白嘉轩是作者的一个重大发现。现当代文学史上，虽不能说没有原型，但的确没有人用如此的完整形态，如此细密的笔触，如此的评价眼光描写过他。在经济 上，他当过地主，尽管因解放前三年鹿三已死他未再雇长工，恰好“漏了网”，但这并不能说明他不具备地主阶级的思想意识。作者写他，不是纠缠在常见的阶级斗 争眼光下的善善恶恶，也不是按着常见的反向形象的模式来处理，而是超越了简单化的批判层面，从文化的根因上来写。对于他的狡猫，迷信风水，视土地如命，作 者倒也没有放过。小说开始不久，他就精心策划了一场买地戏，内心欲火中烧，外表上显出可怜和无奈，可谓深谙人心之道，目的则在把鹿家的风水宝地弄到手，保 佑白家福运绵长。这不是典型的地主阶级的思维吗？但这些不是白嘉轩的重心所在，由于他终生不脱离劳动，生活方式与自耕农并无不同，他表达的实际是农民的思 想情绪，这个深沉的精灵似的人物远不是一般的地主可以望其项背。其实在静歌的、较为封闭的农村，至今我们仍能嗅到白嘉轩的灵魂的残余气息，这种封建精英人 物长久地活在我们民族的精神生活中，陈忠实终于捕捉到了他。
白嘉轩一出场，就以他的“六娶六亡”以致不得不娶第七房女人的传奇经历先声夺人。小说劈头第一句话便是：“白嘉轩后来引以为豪壮的是一生里娶过七房女 人。”有人发现这一段有声有色*的描写与后面的情节关系不大，就认为不过是有趣的楔子或哗众的手段罢了，或认为无非是写其传宗接代的生活目标而已，其实不 然。这里既有生殖崇拜的影子，又在谊染这位人格神强大的雄性*的能t，暗喻他的出现如何不同凡响。作者写这位白鹿原的族长，有意疏离其社会性*，强化其文 化性*。白嘉轩对政治有种天然的疏远，他的全部注意力集中到内省、自励、慎独、仁爱上去，监视着每一个可能破坏道德秩序和礼俗规范的行为，自觉地捍卫着宗 法文化的神圣。控制他的人格核心的东西，是“仁义”二字。“做人”，是他的毕生追求。“麦草事件”中，于情急中长工鹿三代他出头，他大为感动，那评价是这 样一句话：“三哥，你是人！”这个评价也是他自己的心迹表露。人者，仁也，包含着讲仁义，重人伦，遵礼法，行天命的复杂内涵。他未必受过系统的儒家教育， 但他对儒家文化精义的领悟和身体力行，真是活学活用，无与伦比。他淡泊自守，“愿自耕自种自食，不愿也不去做官”，一生从不放弃劳动。他的慎独精神仿佛是 天生的，说“人行事不在旁人知道不知道，而在自家知道不知道”。他的心理素质的强韧，精神纪律的一丝不苟，确实让人惊叹。
他有如一只逆历史潮流而行的舟子，一个悲剧英雄要凭着自身的最后活力坚持到最后一息。正是这种精神力量，使他享有桃李无言的威望。
按说白嘉轩所信奉的文化，所洛守的戒律是最压抑人性*的，他却表现出非常独立的人格，不能不说是个奇迹。这大约也是需要我们重新审视传统文化的一个方 面吧。如果权且抛开阶级属性*和文化属性*仅仅作为一个人来欣赏，白嘉轩沉着、内敛、坚强，不失为大丈夫、男子汉，具有强大的魅力。他的身形特点是“腰板 挺得太直太硬”，后来被土匪打断了腰，自然“挺”不下去了，拘楼着腰仰面看人，如狗的形状，但在精神上，他依然“挺得太直太硬”。这个人，真有“三军可夺 帅，匹夫不可夺志”的勇毅，“尚志”精神贯彻始终。当然，这里的独立人格与近代民主思潮所谓个性*解放、人格独立不可同日而语。
为了维护他的人格尊严和他所忠诚的纲常名教，白嘉轩遭受的精神打击异常残酷。在家族内部，他把教育视为头等大事，言传身教，用心良苦。他深夜秉烛给儿 子讲解“耕读传家”的匾额，唯恐失传，强令儿子进山背粮食，为的是让他们懂得“啥叫粮食”。长子白孝文新婚后有“贪色*”
倾向，被他警觉，及时遏制；小女儿白灵是他掌上明珠，任其娇纵，可是一发现白灵有离经叛道的苗头，他即不惜囚禁，囚禁失效，他居然忍痛割断父女关系， “只当她死了”。凡是事关礼教大义，他就露出了很少表露的残忍性*。对于白孝文的堕落，他痛心疾首地说：“忘了立身立家的纲维，毁了的不止是一个孝文，白 家要毁了。”孝文倒向荡妇田小娥的怀抱一节，是深刻揭示白嘉轩的灵魂最有力量的情节。起初这只是“杀人的闲话”，等到眼看就要证实的瞬间，作品写来真有惊 天动地、万箭穿心之力：
“白嘉轩在那一瞬间走到了生命的末日，走到了终点，猛然狗似的朝前一纵，一脚踏到窑洞的门板上，吮当一声，自己同时也栽倒了。”这真是灵魂的电闪雷 鸣！能够承受一切的白嘉轩，在这个静静的雪夜体验了真正意义上的精神死亡和彻底绝鱼，他被真正击中了要害。我们不能不赞赏作者的诛心之笔。然而，即使面对 如此摧毁性*的打击，白嘉轩也还没有倒下，可见他的精神之可俱，生命力之泼旺。他说：“要想在咱庄上活人，心上就得插得住刀！鹿三的一句“嘉轩，你好苦 啊”，道尽了他为维持礼教和风化所忍受的非凡痛苦。
白嘉轩的人格中包含着多重矛盾，由这矛盾的展示便也揭示着宗法文化的两面性*：它不是一味地吃人，也不是一味地温情，而是永远贯穿着不可解的人情与人 性*的矛盾—注重人情与抹煞人性*的尖锐矛盾。这也可说是《白鹿原》的又一深刻之处。白嘉轩人情味甚浓，且毫无造作矫饰，完全发乎真情，与长工鹿三的“义 交”，充分体现着“亲情、仁民、爱物”的风范；对黑娃、兆鹅、兆海等国共两党人士或一时落草为匪者，他也无党派的珍域，表现了一个仁者的胸襟。可是一旦有 谁的言行违反了礼义，人欲冒犯了天理，他又刻薄寡恩，毫不手软。他在威严的宗祠里，对赌棍烟鬼施行的酷刑，对田小娥和亲生儿子孝文使用的“刺刷”，令人毛 骨谏然。他的一身，仁义文化与吃人文化并举。田小娥死后，尸体腐烂发奥，后来蔓延的一场大瘟疫据说就是由她引起的，村人们无不栗栗自危，对这昔日的“婬* 妇”、 “姨子”烧香破头，还许愿要“抬灵修庙”。白嘉轩却不顾众怨，沉静如铁，说：“我不光不给她修庙还要给她造塔，把她烧成灰压到塔下，叫她永世不得见天 日。”他果然在田小娥的旧居上造了塔，连同荒草中飞起的小飞蛾一并烧毁。这个最敦厚的长者同时是最冷血的食人者。
的确，白嘉轩把“仁义”发挥到了淋滴尽致的程度，他的私德也几乎无可指摘，这容易使人产生作者是否无条件地肯定传统文化的疑问。只有把与白嘉轩对立的 另一人物鹿子霖拉出来一起考察，才能看出作者的思考是深刻的。如果白嘉轩是真仁真义，鹿子霖就是假仁假义。白、鹿两家的矛盾贯申始终，这两家也确乎为争地 争权发生过一些冲突，特别是鹿子霖的巧设风流圈套拉孝文下水，深重地伤害过白嘉轩。但我以为，白、鹿两家的矛盾并不像有些作品纠缠于一般的政治、经济纷 争，它是高层次的，主要表现为人格的对照，精神境界的较量。鹿子霖是白鹿原的“乡约”，是反动政权布置在村社里的爪牙。他贪婪、－阴－险、自私、婬*荡， 舍不得放弃任何眼前利益。他也耐不住半点寂寞，“官瘾比烟瘾还难戒”；他被欲|望和野心嫩烧着，一面在上司田福贤面前摇尾乞怜，一面在田小娥身上发泄疯狂 的占有欲。他的两个儿子都很成才，兆鹏是中|共高层领导，兆海是国民党内的抗日军官，他除了在不同时期从儿子们身上分些余炎，夸翅乡里，并无多少真挚的骨 肉之亲。真是尊长不像尊长，父亲不像父亲。白嘉轩对官职坚辞不受，他却为谋官极尽钻营；白嘉轩不靠官职声威自重，他却必须借一个官名撑持门面。冷先生一 语：“你要能掺上嘉轩的三分性*气就好了”，点穿了他极端自私的卑污人格。他有时毒辣得惊人，看着因捉奸而气昏倒地的白嘉轩，“像欣赏被自己射中倒地的一 只猎物”；有时又怯儒得可娜，受儿子牵连人狱后逢人表白，以泪洗面。
当然，他也不是天良泯绝到了万劫不复，“麦草事件”中他与儿媳妇在性*心理上一报一还，耳热心跳，潜台词丰富，但终究还是在**的边缘收住了脚。再 说，他的贪婪燥热、急功近利对白鹿原的沉滞生活也许还有点推动作用呢。作者把白嘉轩的道德人格与鹿子霖的功利人格比照着写，意在表明：像白嘉轩这样的人， 固然感召力甚大，但终不过是风毛麟角，他所坚持的是封建阶级和家族长远的、整体的利益，他头上翠着圣洁的光环，具有凌驾一切富贵贫贱之上、凛然不可犯的尊 严，但真正主宰着白鹿原的还是鹿子霖、田福贤们的敲诈和掠夺，败坏和袭读，他们是一些充满贪欲的怪兽，只顾吞咙眼前的一切。于是，白嘉轩的维护礼义就面临 着双重挑战：一面是白鹿原上各式各样反叛者的挑战，一面是本阶级中如鹿子霖们的挑战。江河日下，道将不存，他怎不备感身心交瘁呢？
毫无疑问，白嘉轩是个悲剧人物，他的悲剧那么独特，那么深刻，那么富有预言性*质，关系到民族精神生活的长远价值问题，以至写出这个悲剧的作者也未必 能清醒地解释这个悲剧。质而言之，白嘉轩的悲剧性*也即民族传统文化的悲剧性*，就是二十世纪末叶的今天，这个悲剧也没有绝迹，现代国人不也为找不到精神 家园和文化立足点而浮躁、焦灼吗？我们看到，虽然白嘉轩在白鹿原上威望素著，但在几十年颇来倒去的政治斗争中，他愈来愈找不到自己的位置和空间，愈来愈陷 人无所作为的馗尬。怀抱着仁义信念的白嘉轩发现，昔日滋水县令授予“仁义白鹿村”的荣翅已成旧梦，基动、杀戮、灾祸、国难、流血的武装斗争却接踵而来，他 无力回天，只能和他的精神之父朱先生一起，把白鹿原喻为“烙烧饼的婆子”了。纵观白嘉轩的一生，可谓优患重重，创巨痛深。他为反对横征暴敛发动过“交农事 件”；大革命时他被游街示众，事后并不参与血腥报复，他被土匪致残；他经受过失女之痛，丧妻之悲，破家之难，不肖子孙的违件之苦……但这一切都不能动摇他 的文化信仰。他坚持认为，“凡是生在白鹿村炕脚地上的任何人，只要是人，迟早都要跪倒到祠堂里头”。他的文化态度决定了他既看不惯共|产|党，也看不惯国 民党，在现实斗争中无所凭依，就只能做些积德行善、维持风化的事务，到了最后，他除了在冷寂中续续家谱，已无所事事。这不是一个抱着农民乌托邦的理想主义 者吗？
究其根本，白嘉轩的思想是保守的、倒退的，但他的人格又充满沉郁的美感，体现着我们民族文化的某些精华，东方化的人之理想。我同意这样的看法：“白嘉 轩的悲剧性*就在于，作为一个封建性*人物，虽然到了反封建的历史时代，他身上许多东西仍呈现出充分的精神价值，而这些有价值的东西却要为时代所革除，这 些有价值的东西就显出浓厚的悲剧性*。”“我想，只要我们懂得把封建思想和传统文化区别开来，白嘉轩的某些精神品性*在今天仍具某种超越性*和继承性*， 是不成其为问题的。问题在于作者缺乏更清醒的悲剧意识，小说临近尾声如强弩之末，白嘉轩的悲剧性*本应愈演愈烈，作者却放弃了最后“冲刺”、逆使“生于末 世运偏消”的悲剧力量的挽歌情调大为减弱，实为全书最大之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