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鹿原》终究是一部重新发现人，重新发掘民族灵魂的书。在逆历史潮流而行的白嘉轩身上展现出人格魅力和文化光环， 这是发现；但更多的发现是在白嘉轩们代表的宗法文化的威压下呻吟着、反抗着的年轻一代。《白鹿原》一书中交织着复杂的政治冲突、经济冲突和党派斗争、家族 矛盾，但作为大动脉贯穿始终的却是文化冲突所激起的人性*冲突—札教与人性*、天理与人欲、灵与肉的冲突，这也是全书最见光彩、最惊心动魄的部分。无数生 命的扭曲、茶毒、萎谢，构成了白鹿原上文化交战的渗烈景象。人不再是观念的符号，人与人的冲突也不再直接诉诸社会观和价值观的冲突，而是转化为人性*的深 度，灵魂内部的鼎沸煎熬。
如果抛开一个阶级一个典型的成见，我们将发现，黑娃也好，白孝文也好，田小娥也好，他们都是直接从生活中提取的异常复杂的形象。田小娥不是潘金莲式的 人物，也不是常见的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女性*，她的文化内涵相当错杂。她早先是郭举人的小妾，实际地位“连狗都不如”，是一种特殊的锦衣玉食的奴隶—性*奴 隶。她与黑娃的相遇和偷情，是－阴－暗环境中绽开的人性*花朵，尽管带着过分的肉欲色*彩，毕竟是以性*为武器的反抗。她和黑娃都首先是为了满足性*饥 渴，但因为合乎人性*和人道，那初尝禁果的顺栗，新奇的感觉，写来可以当作抒情诗读。田小娥的人生理想不过是当个名正言顺的庄稼院的媳妇罢了，可这点微末 的希望也被白嘉轩的 “礼”斩绝了，不准她进祠堂，因而也不被白鹿原的社会承认。黑娃出逃后，她伶仃如秋燕，无依无靠，鹿子霖趁机占有了她，她虽出于无奈，但也带着出卖性* 质。社会遗弃了她，她也开始戏弄社会；她是受虐者，但也渐渐生出了施虐的狠毒。只是，她常常找错了对象。她诱骗狗蛋，已有为虎作怅之嫌，至于在鹿子霖的教 唆下，把白孝文的“裤子抹下来”，则已堕为宗族争斗诡计的工具。白嘉轩让人用“刺刷”当众打得她鲜血淋漓，这固属封建礼教对她的摧残；她以牙还牙，诱白孝 文成奸，给“清白”泼污水，也不失为与汝偕亡的决绝；可是，受鹿子霖操纵，却等于助封为虐，又使仅有的一点正义性*打了折扣。这是多么复杂的纠葛啊！善 耶？恶耶？是反抗，还是堕落？是正义，还是邪恶？实难简单判断。
这个“尤物”、“婬*妇”以仅剩的性*为武器在白鹿原上报复着，反抗着，裹读着，肆虐着，她是传统文化的弃儿，反过来又给这文化以极大的破坏。设陷阱 败坏孝文的名声，本出于报复的恶念，目的达到后她却没有欢悦，只有沉重；她对孝文原本满怀敌意，待孝文倒人她的怀抱后，她又顿生爱怜之情；她教孝文抽大烟 本是出于爱惜，结果却使孝文加倍地沉沦。这心态又是何等复杂！
她是连自己也以为下贱的，但在勾陷孝文成功后的“狂欢”之夜里，性*事完了后她却“尿了鹿子霖一脸”！这个奇怪的举动，可说是她对鹿子霖卑鄙人格的一 种最奇特、最恶谑、最蔑视的嘲弄，只有她才干得出来。这一笔堪称绝唱。鲁迅先生谈到陀思妥耶夫斯基时指出：“他把小说中的男男女女，放到万难忍受的境遇 里，来试炼他们，不但剥去了表面的洁白，拷问出藏在底下的罪恶，而且还要拷问出藏在那罪恶之下的真正洁白来。而且还不肯爽利的处死，蝎力要放他们活得长 久。”
作者写的田小娥，真也近乎这样的人性*深邃程度。她以恶的方式生，又以恶的方式死。她被自己的公公鹿三杀害，但鹿三并不是真正的凶手；鹿三是善良的笃 信礼教的劳动者、“义仆”，连鹿三都不能见容，可见宗法文化对她是何等的深恶痛绝。她当然斗不过白嘉轩，白嘉轩有巨大的靠山，那就是经过几千年积淀和磨砺 的道统，她没有靠头，靠山山崩，靠水水流，只有还算年轻的肉体和盲目的报复心理，她的毁灭是必然的。她死后尸体腐烂了，居然引发了关中地区一场大瘟疫，这 个恨世者用她年轻的生命表达了对旧文化的抗议，尽管是病态的、有毒的抗议。
同样触目惊心的是白孝文的命运突变，大起大落。如果田小娥是被传统文化从外面压碎的话，那么白孝文就是从旧文化营垒中游荡出来，险些自我毁灭的浪子， 他的文化拷问意义比田小娥更深刻。为了培养这个族长的接班人，白嘉轩耗费了多少心血啊，真是惕惕厉厉，如履薄冰，孝文也果然不负厚望，一副非礼勿亲、端肃 恭谨的神态，他从精神到行动都俨然新任的族长了。可是，这个孝子贤孙却像沉默的活火山潜藏着危险。这一点连白嘉轩都没有觉察，他自己也不知道。田小娥的诱 惑等于打开牢门放出了他躯体中的野兽，尽管他起初怒斥着这下贱的女人，但恶兽放出便不可收拾，禁锢解除后便欲海难填。他通|奸，他吸毒，他沉迷在幻觉中无 力自拔，成为人人不齿的败家子。这个从德高望重的白家门楼逃逸出来的不肖子孙，经过了从灵的压抑到肉的放纵的迷狂；他不具备任何革命性*，因而只能受躯壳 支配，“世界也就简单到只剩下一个蒸摸和一个烟泡儿”了。小说写他与田小娥最初的性*活动，“那个东西”戏剧性*地忽而中用忽而不中用，其实是在写灵与肉 的分离、礼教的压抑对人的残酷的戏弄，颇为深刻。
诚然，揭露礼教对人性*的压抑并不是个新话题，但是站在二十世纪末重新发现人的高度，以文化批判的眼光深入探究民族灵魂，揭示宗法文化下人的可怜、扭 曲、变恋的惨象，就具有了现代惫义。作者的笔伸向人的潜意识深层。比如鹿子霖的儿媳妇，新婚一夜后，就不能再过正常生活，丈夫兆鹏十分厌弃她且渺无踪迹， 她渐渐产生了性*妄想，公公的性*挑逗加剧了她的谙妄，肉体成为罪恶的牢狱，这个善良本分的农村妇女最终陷人不能自拔的绝路，患上婬*疯病，终于死去。礼 教杀人，杀得惨酷，她的牺牲几乎找不到凶手。
也许我们会感到困惑：作者一面不无赞赏地描写白嘉轩的仁义境界和人格魅力，一面又毫不留情地揭露宗法文化的噬人本质，这不是自相矛盾的悖论吗？其实作 者的出发点是共同的，这出发点就是一切为了“人”，怎样使人从人之暗夜走向健全、光明之路。由于“人”回到主体位置，对民族灵魂的探索占压倒地位，因而人 的历史不再是与政治经济发展史相平行的被动的活动史，获得了本体意义上的相对独立性*，才出现了这种貌似悖论的现象。试想，如果不是把表现“历史地发生了 变化的人的本性*”（马克思语）放在首位，不是突出了文化性*格，《白鹿原》与许多反映农村历史变迁的作品又有多少区别呢？它还能拒绝平庸吗？
《白鹿原》的作者不再站在狭义的、短视的政治视点上，而是站到了时代的、民族的、文化的思想制高点上来观照历史。他 以民族心史为构架，以宗法文化的悲剧和农民式的抗争作为主线来结构全书。每一个重大的历史事件和每一次大变动都使白鹿原小社会在动荡中重新聚合，都在加深 这一悲剧。作者势必遇到的问题是，怎样把政治上的阶级斗争、党派斗争，经济上的状态和人与自然的斗争纳人到文化审视的大框架中。虽然它突出着人的主体地 位，深掘着个体的文化内涵，但是倘若脱离了具体的政治经济斗争，它给自己规定的文化主题无论多么高深，也必将流于虚职。现在，《白鹿原》里的众生不是抽象 的文化符号，他们一刻也没有停止具体的、历史的社会实践和相互猛烈撞击，可是他们又一个个展现出丰沛的文化性*格，此中的奥秘何在？作者是怎样处理人、历 史、文化的关系的？
我不认为作者已经全然放弃了阶级斗争的评价眼光，他的努力在于，即使写阶级斗争，也尽可能多地浸婬*浓重的文化色*调，把原先被纯净化、绝对化了的 “阶级斗争”还原到它本来的混沌样相，还原到最大限度的历史真实。这当然不是外敷一点文化的油彩就可以奏效的，而是既看到阶级关系，也看到某些非阶级因 素，既看到党同伐异，又看到共通的民族心理模式。
我们注意到，《白鹿原》里的人与人的关系有种“斗不够、打不散”的奥妙，似乎谁也不能容忍谁，谁又离不开谁，这种相互斗争又相互依存的关系长久地维持 着。家族之间如白家与鹿家，国共两党之间的兆鹏、白灵与兆海、岳维山，宗族领袖之间如白嘉轩之与鹿子霖，情敌之间如黑娃与孝文，主仆之间如白嘉轩与黑 娃……除了鹿三与白嘉轩的关系有些特殊，其余的真是打得难解，合得难分。作品中有一趣节：白灵与兆海这对恋人，在国共合作时期曾用抛一枚铜元来决定谁投 “国”谁姓“共”，虽属游戏，却象征着一种真实。他们后来果真戏剧性*地交换了各自的党派属性*。
这种不弃不离的描写，正是进人了规律性*思考的表现，颇有几分参透了天地造化的味道。作者的创造性*在于，他在充分意识到文化制约的不可抗拒的前提下，把文化眼光与阶级斗争眼光交融互渗，从而把真实性*提到一个新高度。主要人物黑娃的成功创造即是一例。
黑娃不同于我们熟悉的那种草莽英雄，也不是由农民成长起来的共产主义战士，而是宗法文化的牺牲品，虽然他们做过的他都做过。黑娃的阶级意识是天然的， 又是模糊的，尽管白嘉轩对他的父亲鹿三优厚有加，极为器重，他仍然对白含着敌意，潜在的、不自觉的敌意。白家的儿女待他也不薄，一起上学堂，还给他冰糖 吃。他永远也忘不了这世界上最好吃的东西。可在他当了土匪冲进白家时，他还是由不得自己对着一袋冰糖撤尿，这又是一种本能的仇恨。他怀着对富人和祠堂的僧 恨，投身大革命，打土豪，闹农协，砸宗祠里的石碑，掀起一场“风搅雪”。然而可悲的是，他虽在毁族规，砸招牌，却一点也没有跳出宗法文化的樊篱。他一度沦 落为流寇、土匪，支撑他的无非是江湖义气；他后来又归附过国民党，再后来大彻大悟，投到朱先生门下埋首四书五经；解放前夕他率部起义，竟因白孝文的暗算而 被人民zheng府错杀。临刑时，他拒不与田福贤、岳维山之流站在一起受刑，表现他至死也未失去阶级本能。
黑娃的经历可谓极尽曲折，其文化意味更是引人深思。虽然他金刚怒目，敢作敢为，不愧为顶天立地的好汉，虽然他国、共、匪、儒家信徒一身而四任，但他仍 在长夜中摸索，他的困境实为我们民族的文化困境。若仅从文化意义看，他的革命比起阿Q的革命来并没有多少实质性*的进步。
尽管他比阿Q坚强得多，行动得多，但他也如阿Q一样，并没有真正清醒地意识到自己的奴隶地位，特别是封建宗法文化的奴隶的地位。他像一个盲目的弹子， 在世事如麻的棋局中撞来撞去，始终撞不出文化怪圈。他与白嘉轩原本誓不两立，最后却走到了一起，跪回到白的宗祠里。我不知道作者究竟是以赞赏的还是遗憾的 心情在看黑娃的忏悔、修身、拜朱先生为师。在我看来，这除了证明传统文化的黑洞具有极大吸力之外，声泪俱下的黑娃的呢喃：“不孝男兆谦跪拜祖宗膝下，洗心 革面学为好人，乞求祖宗宽容”，是颇有些滑稽的。黑娃在解放战争的枪炮声中做此抉择，这真能安顿他的灵魂吗？无疑地这只能仍是悲剧，文化的悲剧，精神的悲 剧。
我发现，只要作者坚持从民族文化性*格人手，就写得深入；一旦回到传统的为政治写史的路子或求全、印证、追求外在化的全景效果，就笔墨阻塞，不能深 人。鹿兆鹏的地位本是极重要的，他是中|共省委委员，多次大斗争的策划者，但作者吃不准他的文化性*格，又怕不写他不足以概括全景，于是这个人物似乎经常 露面，又一触即走，人不了“戏”。他甚至斗不过田福贤，他的作为好像只是秘密地开过一次省委扩大会，搞掉过一个叛徒；而这也还是通过作者交代出来的。由于 作者对都市历史较为生疏，写地下斗争的章节缺少声色*。比较起来，倒是白灵与兆海这两个年轻的出走者、叛逆者写得动人，他们的命运有极强烈的感染力。原因 是他们虽然远离了白鹿原，但灵魂还留在白鹿原上，所谓“白鹿精魂”。他们都没有死于敌人的枪下，却死于自己人的锋刃，不也是文化的别一种悲剧么？
我始终认为，陈忠实在《白鹿原》中的文化立场和价值观念是充满矛盾的：他既在批判，又在赞赏；既在鞭挞，又在挽悼；他既看到传统的宗法文化是现代文明 的路障，又对传统文化人格的魅力依恋不舍；他既清楚地看到农业文明如日薄西山，又希望从中开出拯救和重铸民族灵魂的灵丹妙药。这一方面是文化本身的两重 性*决定的，另一方面也是作者文化态度的反映。如果说他的真实的、主导的、稳定的态度是对传统文化的肯定和继承，大约不算冤枉。我并不完全同意他的文化价 值观念，但我坚决捍卫他作为一个作家保留自己独特的评价生活的眼光的权利。作家就是作家，他不是社会学家、历史学家、文化史家、哲学史家，他没有必要必须 与一般的社会史、文化史、政治史的观点保持一致，这就好像许多优秀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从来就不与市场经济保持一致，从来就批判着金钱的罪恶一样。这是不 影响他们揭示出充分的真实的。换句话说，正是他们世界观与创作的矛盾，使他们看到了别人看不到的隐蔽的真实。对我们的作家来说，可悲的倒不是出现了这种错 位和矛盾，而是这种矛盾太少，太不深刻。当然，这样说并不是要否定深邃的、富于穿透力的思想眼光往往可提取更大的真实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