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鹿原

　　由朱先生这个人物是不难透露出作者倾向性*的消息的。如果白嘉轩只达到道德境界，那么作者所塑造的关中学派的大儒朱先生就进人天地境界了。钱穆先生曾 对 “天地良心”四字有过绝妙的解释，他说：“（天地良心）但亦可谓天属宗教，地属科学，心属哲学，宗教、科学、哲学之最高精义亦可以此四字涵括，以融通合 一。亦可谓中国文化传统即在此‘天地良心’四字一俗语中。”
　　朱先生其人也正就浸婬*着“天地良心”四字。他确乎继承着中国士大夫中独善其身，淡泊退藏的一脉，每当事关民生疾苦，他又肯挺身而出，如只身却敌，禁 绝烟土，娠济灾民，投笔从戎，发表宣言等等，突出表现了他的民本思想。但就个人生活而言，他与政治严格保持距离，绝仕进，弃功名，优游山水，著书立说，编 纂县志。国民党想借他的名声欺骗舆论，威胁利诱他发宜言，他决不屈从，表现出富贵不能婬*，威武不能屈的凛案气节。他又料事如神，未卜先知，状类半人半 仙。他平生只出过一次远门到南方，颇不耐烦南人的狡岛，抱着很深的成见，从此隐身林泉，过着一草食一飘饮式的清淡生活。这样的描写自然是文化气息再浓厚不 过了，可是我总觉得朱先生缺乏人间气和血肉之躯，他更像是作者的文化理想的“人化”，更接近于抽象的精神化身。
　　这个判断可能有些武断，但我们是可以提出许多问题来问一问的。比如，朱先生身处清末民元，他为什么一点也没有受到康梁以至孙中山思想的影响？他对诸如 大革命、国共两党究竟抱何种看法？因为作为当时的一个知识分子，哪怕是隐士型的知识分子，也不可能毫无立场。他称白鹿原是“烙烧饼的鉴子”，其实是各打五 十大板。他虽然拒发宜言，但主要是为了保全自己的名节。他的最后一卦是算定共|产|党要胜利，但根据是国民党旗上的“满地红”，弄不清是出于深刻的看法， 还是一种神秘主义的机敏。他死后墓砖上刻着。“折腾到何日为止”，“文革”中被学生们挖出，引起一片惊呼。连几十年后的“文革”他也料到了。我并不是说作 者不可以用“神化”的浪漫笔调，只能用写实的方法，而是认为朱先生对一系列重大问题的看法太朦胧了。他时而让人想起伯夷、叔齐，时而让人想到超现实的神 仙。他死后终于化身为白鹿飘逸而去。
　　问题不在于能不能这样写，而在于作者为什么要这样写。我想，作者站在中华文化的立场上是无可厚非的，他着力表现中华文化的深厚，博大，源远流长，根深 叶茂也无可厚非，但是要真正看清传统文化的利与弊，又不可仅仅固守在本民族文化的立场上，还需要借助外来文化的眼光，看到传统文化面临的挑战，才能更深刻 地探索中华文化的历史命运。沉醉于朱先生的飘逸，欣赏朱先生的高韬，召唤朱先生的退藏，连同他的神秘主义，作为审美对象固然是不错的，但毕竟不是中华文化 的当代出路。我想陈忠实这样写是不奇怪的，甚至其他来自农村的作家这样写也是不奇怪的。对于血统农民的儿子，血管里流淌着传统农民的血液，精神上饱受农民 文化熏陶的陈忠实来说，他更容易认同农业文化及其哲学观，更容易接受重理轻欲、贵义贱利的传统观念。作家的思想倾向到底还是影响了他的艺术世界—“白鹿 原”毕竟是个封闭的、自足的世界。这个艺术世界对于它的存在状态来说是极为真实的，对于未来的世纪来说，它提供的最多的还是教训，而不是广阔的文化前景。

六

　　《白鹿原》的出现给当今寂寞的文学界带来了新的震撼和自信，它告诉人们，我们民族的文学思维并没有停滞，作为有社会 良知的作家们也没有放弃对时代精神价值的严肃思考。这样大气的作品，没有足够的沉潜和冷静，没有充分的积累和学养，是断然写不出来的。它是那样地饱满、厚 实、绵密，又是那样地古拙、苍凉、沉郁。常有读者说：“看《白鹿原》有听秦腔的感觉。”这是准确捕捉到了它的风格特质。《白鹿原》确实深人到了秦汉文化的 魂魄，以至于它使我们蓦然想起这样的诗句：秋色*从西来，苍然满关中。五陵北原上，万古青漾漾……
　　然而《白鹿原》的出现又绝非偶然，它不可能在八十年代出现，但正是八十年代为它准备了条件。我们可以明显地感到，凡是新时期文学发展中的重要的积极变 革成果，都对《白鹿原》的创作发生了直接或隐蔽的影响。倘若没有思想解放运动，没有深长的政治反思、经济反思和文化反思，没有文化寻根，没有现代主义思潮 的激荡，没有外来文学的广开思路，《白鹿原》是不可能产生的。所以在充分肯定作者的厚积薄发的同时，应该看到它是新时期文学发展到现阶段的一次飞跃。它在 人们盛谈“后新时期文学”的时候出现，似乎又一次证明着物质发展与精神生产的不平衡。
　　读《白鹿原》，对它的艺术形态会感到几分陌生。作为一部现实主义作品，它的现实主义不是原有的概念、范畴、方法特征可以轻易概括的，就像一个正处在遭 变中的新东西难以命名一样。它无疑在认识方式和概括方式上继承了传统现实主义的优势，但它又明显地、有意识地克服着以往现实主义（主要是“革命现实主 义”）的某些局限，例如，对政治视角的过分推崇，突出理性*、意义、本质的要求对表现生活原生态的削弱，戏剧化和两极化的倾向，强调社会属性*，轻视文化 属性*和自然属性*的倾向等等。以往许多作品的一个突出弱点是，在捕捉生活时，往往只抓住了理性*的经络，却让大量生命的活水和层次丰富的“生活流”从指 缝间漏掉了。《白鹿原》除了用文化眼光统率全局，化解全局外，一个最突出的特点是找到了一种有能量、有张力的叙述方式。它有如一股叙事流，融动作、心理、 质感、情绪于一体，推动情节，充满动势，浩浩乎漫流而下，取代了笨拙的对话和慢悠悠的描写。它的意义决不限于叙述语言，它是一种浓度很大的，致力于回到事 物本身的现实主义创作精神的表现。这也许是新写实小说对作者的启发吧。
　　但《白鹿原》决不是跟在新写实小说身后亦步亦趋，它的气度要大得多。如果说新写实小说对传统的典型观深表怀疑的话，《白鹿原》的作者对之仍然尊崇，典 型人物的刻画仍是他惨淡经营的核心。不过，他对典型性*格的理解更侧重于典型的文化人格。在对人的描写上，《白鹿原》有两方面极具突破性*质。一是强烈 的、不可臆测的命运感。每个人物都沿着自己的命运轨迹在运动，到处都是活跃的元素，而每个人的命运又都不是直线，无不极尽峰回路转，柳暗花明，冲波逆折， 腾挪跌宕之妙，好像九节鞭似的曲折。这里并无人为的编造痕迹，而是人生的复杂、曲折、丰富的真实显现，是深化了的现实主义的表征。不是深刻地洞悉人物，不 是大力排除“理念”和“本质”的干扰，人物是不可能如此充分地暴露自我的。
　　第二个方面更加重要。那就是随着作者对人本身的重新发现，人的自身世界的扩大，作者表现人的手段也更加丰富，突破了拘守理性*的传统现实主义的疆界。 作者把潜意识、非理性*、魔幻、性*力、死亡意识等现代主义感兴趣的领域和手段，大胆借进了自己的方法世界。其中以通过性*意识活动展示人物的文化精神和 生命活力显得突出。作者力图写出社会属性*、心理属性*、生物属性*相统一的完整的人性*。在死亡大限面前深掘灵魂，更是《白鹿原》的一大特色*。它写了 很多生命的陨落：
　　小娥之死，仙草之死，孝文媳妇之死，鹿三之死，白灵之死，兆海之死，朱先生之死，黑娃之死……真是各有各的死法，充分表现了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人， 一反过去有些作品在死亡描写上的大众化、平均化、模式化的平庸。这些死亡决无雷同，它通过“无”让人看到“有”的价值，且能超升到文化境界中去，真所谓 “知死方能知生”。这不也是现实主义的具体而微的发展变化么？
　　当然，《白鹿原》也时有驳杂、生硬、不协调的部分，借鉴和揉合的功夫还不到家。不少论者指出它受《百年孤独》的影响，事实上，它受俄苏现实主义文学史 诗观的影响更为明显。《静静的顿河》里流荡着哥萨克民族的犷悍之气；仿佛受了葛利高里的启发似的，《白鹿原》里的白嘉轩则浸润着秦汉文化的血脉，以及那块 土地上的山水风云和艰苦卓绝、忍辱负重的精神。作者一再说，他写的是“白鹿精魂”，一部《白鹿原》展示给我们的不正是宗法文化废墟上的民族精魂吗？
　　在我国当代现实主义文学的发展中，《白鹿原》无疑带有过渡性*、不确定性*，它的作者致力于原生态与典型化的整合，文化审视与社会历史概括的整合，现 实主义方法与某些现代主义手法的整合，取得了突出的成绩。站在今天的历史高度来看，开放的现实主义具有多种可能性*，更高的峰峦还在前面。